21日下午，文汇讲堂入驻网红打卡地徐家汇书院三楼报告厅举办上海6000年系列第五讲徐光启主题

【导读】9月21日，文汇讲堂169-5期“徐光启及其弟子的科学观和世界观”在徐汇区图书馆（徐汇区土山湾博物馆）举办，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陈卫平主讲，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受邀对话，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点评。近十位听友互动。

本期讲座由文汇报社、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主办，中国文物学会文化遗产传播专委会协办，徐汇区图书馆（徐汇区土山湾博物馆）承办。央视频、喜马拉雅、文汇报视频号直播。

现经整理分主讲、对话、提问、点评予以分享。此为主讲篇。

陈卫平主讲，18年前写下《徐光启评传》，演讲背景中的PPT为875米外的光启公园

18年前，我与李春勇共同创作的《徐光启评传》是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家评传中的一本，在上海走向科创中心的今天来看徐光启，他可以说是“开启近代科学之光的上海人”。

“徐上海”与上海近代文明的精神根底

对上海来说，徐光启奠定了近代文明的精神根底。“徐上海”的称呼始自明末，特别是清代传教士都这样称呼徐光启，他们把徐光启看成上海的代表。在徐光启之前，徐家已四代定居上海，是地道的上海人。他的墓地在徐家汇，徐家汇的地名也和他的后代聚居于此有关。今天称徐光启为“徐上海”，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奠定了上海近代文明的精神基础，正如他的名言“会通以求超胜”，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做出独特的创新，既不固守传统，又不照搬西方。所谓海派文明就是在此精神基础上形成的。

讲座所在的徐家汇书院一楼有“光启之门”，即为纪念徐光启而设计的3D打印建筑

*由徐光启而有格致荟萃的徐家汇文化圈

徐光启作为“徐上海”的具体呈现，是徐家汇成为上海近代文明的第一个文化圈。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说：“因为出了徐光启，由人杰而地灵，徐家汇也越来越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的首处空间中心。”就中小学来说，徐家汇在1850年就有了徐汇公学，1867年建立圣德女中，1904年建立启明女中，1914年建立了类思小学，1920年建立了徐汇师范中学。就大学来说，1896年建立南洋公学，这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大学之一，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903年建立震旦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复旦大学在搬到江湾之前，校址是徐家汇附近的李公祠。

徐汇气象台1873年建立，今昔对比

1847年建立的徐家汇藏书楼，徐光启第12代孙徐宗泽曾担任过藏书楼的主任。1867年建立中国最早的博物院——徐家汇博物院。1867年，在现在徐家汇书院的场地上建立土山湾工艺院，对青少年进行职业教育，这是近代上海职业教育的先导。1873年建立徐家汇气象台、天文台。1869年建立土山湾印刷所，先后出版《益闻录》《格致益闻汇报》等。

晚清时期，徐家汇文化圈为国内外人士所关注，成为人们观摩学习的打卡地，时人称赞这个文化圈是：“格致群言萃，研求一理通。”“格致”是当时对西方“科学”的称呼。徐光启的科学理想200年后在徐家汇的文化圈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现。

*石牌对联言功绩：“治历明农、奋武揆文”

1562年（嘉靖41年）徐光启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城，字子先，号玄扈。1633年（崇祯6年）于北京去世。现在光启公园内矗立着他的墓，墓前立有石碑、石人、石马、华表、石牌坊等，石牌坊镌有对联，上联“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下联“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这副对联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徐光启的生平以及主要功绩。

光启公园为1644年徐光启墓地所在地，公园内石牌坊上对联至今为人称颂

以“光启”为名，带有开启前路的含义，以“子先”为字，进一步彰显了这个含义。《战国策·楚策一》有“吾为子先行”的话，意思是我在你前面领路。他自号“玄扈”则表达了“明农”的指向。“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灰色雀类。相传少魄氏以鸟名官，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所以，以“玄扈”为号，意在将“农”与“政”并轨思考农业的问题，他将著作命名为《农政全书》正表达此意,由此显示出它与以往就农而言农的“农书”的最大不同。

“治历”是指他以组织修订天文历法书籍《崇祯历书》为主的天文学研究。以“经天纬地”来形容，语义双关，既指“治历”“明农”分别与天和地相对应，也指徐光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百世师”指他是后人的开启者、先行者，这既与他的名字相吻合，也符合历史实际。由徐光启而有科技荟萃的徐家汇，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对“百世师”的回应。

光启公园内的雕塑《夜观星象》

“出将入相”是指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几乎掌管了所有文化教育方面的事宜，所以说“揆文”。徐光启走的是传统儒生学而优则仕的老路，43岁考中进士，此后直至去世，一直沉浮于仕途宦海，徐光启为了回避朝廷激烈的派系党争，曾经“五进四退”，每逢党争兴起，他总是想办法置身其外。这也决定了他在政治上平淡无奇，很难有所作为。

“奋武”指他在强军方面的作为，当时明王朝面临后金军事进攻，形势严峻。对如何强军，他提出了“正兵”和“器胜”两个方面。“正兵”指提高军队指挥员和士兵的素质，他在许多奏疏中都专门讨论过该问题，皇帝几次委派他练兵，但由于受到多方掣肘，没有太大效果。“器胜”则是要提高武器装备的水平，台湾历史学家黄一农认为，在徐光启和他的弟子孙元化主导下，采用西方先进技术，铸造出当时最先进的火炮。

跋涉科举之路与思考科技人才的培养

徐家汇书院中随机走过的听众也前来听讲

徐光启的大半生艰难跋涉在科举之路上，这触动他对科技人才培养的思考，这样的思考体现了近代科学先驱的视野。

*科举之路三试三败，为中举而成“移民考生”

据有关史书记载，徐光启从小聪慧，志向远大，但直至20岁才登上科举的第一个台阶——秀才。明末著名文学家张岱说，当时的江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就是说，到20岁还不是秀才，一般就会放弃，另谋生路。可见，徐光启考取秀才的年龄是偏大的。此后他三次参加举人的考试，均以落榜告终。

尤其是第二次赴试的行程，让他刻骨铭心。那次他到太平府（现安徽当涂）应试，淋着瓢泼秋雨，身担沉重行李，在泥烂滑溜的羊肠小道上，冒着失足坠入湖荡江河的危险，蹒跚而行，路在何方，雨帘中模糊不清。后来，徐光启把科举称为“烂路”，恐怕与这次经历有关。

徐光启登上科举之路的第二个台阶，是走了“移民考生”的路。他在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同意去同乡广西浔州知府赵凤宇处教家馆，在明代，北京顺天府的乡试名额比其他地区要多，而且不论籍贯，只要是国子监的学生都可以应试，所以往往比在原籍尤其是经济文化发达、科举竞争激烈的江南地区容易考中。明末通行卖官鬻爵，有钱人常常为子弟捐个监生，以取得在京城参加考试的资格。赵凤宇就为他的儿子捐了监生。徐光启自然无钱“捐监”,于是以赵家出资为其“捐监”作为远赴广西的前提条件，以此换得到北京做“移民考生”的资格，提高中举的概率。

*23年行科举“烂路”：36岁中解元，43岁中进士

在他担任家庭教师的第二年就考上了举人。非常戏剧性的是，原本他的卷子已被弃置于落榜卷中，但在发榜的前两天，主考官焦竑从落榜卷子中看到了徐光启的试卷，“击节赞叹”，把徐光启提到第一名，成为顺天府中举的第一名，也就是“解元”，名声大振。但此时他已36岁。七年后的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他考上进士。

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在科举之路上耗费了23年。在考上进士的15年后，他在给自己儿子的家信中，自嘲自己的科举生涯为“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这也反映出他觉得培养科技人才必须另觅新路。

* 如何培养科技人才？“时文无用”，建立新的体制机制

徐光启（右）在南京遇到利玛窦后与其亦师亦友，向其学习西学较多，留下多幅画像

崇祯皇帝任命徐光启为文渊阁大学士，询问其如何培养、选拔人才，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若今之时文，直是无用。”所谓时文，就是以诠释四书为中心的八股文。他认为培养科技人才，需要建立新的体制机制，改革某些与此不相适应的制度。

他希望设立进行科学教育的专门学校以传习科学知识，培养人才，如西方之“大学”。徐光启引用利玛窦的话，指出“西士之精于历，无他谬巧也，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蓝而寒于水者，时时有之。”而中国对于天文历法，像何承天、祖冲之这样的人才，“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两相比较，“彼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吾且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此其间何工拙可较论哉!”因此，必须像西方“大学”那样，设立进行科学教育的专门学校传习讲求。他特别指出西方“大学”以知晓《几何原本》为接受科技教育的基础。

徐光启还认为科学研究需要形成学术群体，“非一人之心思智力”所能。科学研究不是一己之事，需要有一个学术群体，大家相互切磋，分工协作可以事半功倍。徐光启提出了“度数旁通十事”,就是以数学为基础，展开天文历法、水利工程、音律、兵器兵法及军事工程、会计理财、建筑工程、机械制造、舆地测量等十个方面的研究。这十个方面实际上是他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战略性构想，同时表现出在这些方面进行分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学术团体的意图。

还有某些法律需要修改。他说：“私习天文，律有明禁，而监官不知律意，往往以此沮人，是以世多不习，或习之而不肯自言耳。”于是，天文学的人才十分缺乏，他在主持历法修订工作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欧洲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建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对公众启蒙教育起了极大作用

徐光启关于建立科学教育的专门学校和科学研究社团的想法，显然与他吸取传教士关于西方教育制度和科技发展的介绍有关。这样的想法是合乎近代科学产生之需要的。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就是以15世纪末在欧洲建立的众多大学为基础的。晚明时期在欧洲出现了很多科学社团，这些社团在西方近代科学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徐光启的上述思考还体现了从教育、科技体制机制的创新改革来推动科技人才培养的可贵见解。当然，在风雨飘摇的晚明时期，徐光启的上述设想是无法实现的。

徐光启既从科举旧路上走来，又探求培养科技人才新路。

思想家视域中的科学观

对于徐光启，世人知晓最多的身份是科学家和天主教徒。其实，他也是思想家。这里从他作为思想家的视角来看其科学观。

* 新的思想蓝图：以西学“补儒”，对传统和西学的双重超胜

为什么说他是思想家？明清之际作为中国思想史相对独立的阶段，其实质是理学之后的思想世界的重建。徐光启提供了有别于同时代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重建蓝图：从西学“补儒”，走向会通超胜。这张蓝图主要有两个部分：以天主教“补儒易佛”为核心的信仰价值层面和以汲取西学科技为基础的知识思维层面。这两个层面统一于“会通以求超胜”。就是说，无论在信仰价值层面，还是知识思维层面，都需要将中学和西学予以会通，以达到“超胜”的目的。这里的“超胜”是双重的，既“超胜”中国原有的传统，又“超胜”传教士输入的西学。

关于信仰价值层面的天主教“补儒”和超胜，与今天讨论的主题关系不大，因而不在这里做进一步展开。知识思维层面的“补儒”和超胜，是徐光启科学观的基础。

* 科学观之一：从“翻译”而“会通”，实现“后来居上”

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此为《几何原本》中内容

徐光启的科学观，首先是回答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科学之间的关系。他以“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作为这个问题的指导原则，“必先翻译”就是先认真学习西方的东西，之后再将其与中国的东西会通。会通的目的不是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也不是对中国传统的拷贝翻版，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推进，既超越传统，也超越西方。

他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必若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以光昭我圣明来远之盛，且传之史册曰历理大明，历法至当，自今伊始，复越前古，亦綦快已。”其中“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表达了在不长时间内后来居上的民族自信。

*科学观之二：用“格物致知”称呼科学，突出其实证性

什么是科学？这是徐光启科学观要回答的第二方面。他将出自《大学》的“格物致知”转化为称呼西方“科学”的本土化标识。这一方面使科学借重儒家经典而获得重要价值，另一方面说明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具有契合性。这就成为两者会通的前提。

把格物致知和科学活动联系的科学家沈括、朱世杰、李时珍

宋明以来，格物致知是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一些科学家把他们对于科学的研究叫做格物致知，比如宋代沈括把自己的科学实验活动称为“格术”，元代医学家朱震亨以《格致余论》来命名自己的著作，在数学家朱世杰《四元玉鉴》的序中，写序者称数学“为古人格物致知之学。”明代李时珍说《本草纲目》 “实吾儒格物之学”。

徐光启进一步以格物致知作为涵盖中西科学的普遍概念，赋予中西科学的会通以本土历史传统的底蕴。同时，他以实证性来阐释格物致知，使其内涵有了近代科学的品格。他指出作为“科学”的格物致知，“其言道言理，既皆返本跖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因此，格物致知应当重实践、重验证、重器械和仪器的制造。这在他的“明农”和“治历”两个格物致知的研究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科学观之三：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把“金针”度与人

徐光启科学观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科学走向近代需要的思维方法？徐光启认识到“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是西方科技在形成系统理论上优于中国科学的关键。《几何原本》则集中体现了“由数达理”的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在中国《墨经》之后被冷落在一边，因而要实现会通超胜的目的，必须学习和掌握这样的思维方法，补上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上的短板。

因此，徐光启把翻译《几何原本》视为推动中国科学进步的战略需求。他说：“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绣鸳鸯而已。”就是说，翻译《几何原本》是要将其蕴涵的形式逻辑思维方法作为“金针”度与中国人，从而使中国人自己绣出类似西方科技那样的“鸳鸯”。

由数达理在明清之际科学家那里形成群体性思维方式，自左向右分别是李之藻、王锡阐、梅文鼎等

应当说徐光启倡导“由数达理”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努力是有成效的。从李之藻的“缘数寻理，载在几何”和王征的“先考度数之学”,“而后可以穷物之理”；到王锡阐的“因数可以悟理”，再到梅文鼎的“几何原本为西算之根本”，“由数达理”的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在一些明清之际的科学家那里成为了群体性的思维方式。徐光启把“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视为发展科学的“金针”，与西方近代科学强调数学方法的普遍运用十分相似。

徐光启的科学观集中显示了近代科学的萌芽。

“会通以求超胜”的科学实践

“会通以求超胜”的中西科学的会通，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将两者长处相结合，达到“超胜”的目的。从徐光启和同处明末的李之藻、焦勖、王徵到清初的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会通以求超胜”被他们付之于科学实践。

* 徐光启的“会通以求超胜”的科学实践

《崇祯历书》吸纳了《大统历》中传统历法的优点

在科学实践中贯彻“会通以求超胜”，这在徐光启的科学实践中有充分的表现。他的《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是三部中西合壁的数学著作。这三部书依据《几何原本》的公理，结合《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推求异同”，做到了存中国数学之“法”而系之以《几何原本》之“义”。

他主持修订的《崇祯历书》，既采用了具有计算精确优点的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计算系统，又没有把集中了中国古代历法优点的《大统历》弃之不顾，因而被称之为“熔西人精算，入大统之型模；正朔闰月，从中不从西，完气整度，从西不从中”，使得中国天文学纳入了世界天文学轨道。

* 明末清初其他科学家的“会通以求超胜”

“会通以求超胜”不仅贯彻在徐光启的科学实践中，也影响了与他同时期的科学家以及后继者们的实践。如与徐光启同时期的李之藻，对中西算法加以比较，他编译的《同文算指》就是将中西算法的优点加以融合而成，正如徐光启在该书的序中所说：“振之因取旧术斟酌去取，用所译西术骈附。”

梁启超指出，徐光启“所谓‘会通以求超胜’，盖有俟于后起，而毅然以此自任者，则王寅旭、梅定九其人也。”他们继承发扬了徐光启会通以求超胜的科学事业。

清代天文学家王锡阐（即王寅旭）与《晓庵新法》

如王锡阐（即王寅旭）说自己的《晓庵新法》“兼采中西，去其疵颓，参以己意，著历法六篇，会通若干事，考正若干事，表明若干事，增葺若干事，立法若干事。”如梅文鼎（即梅定九）分析中西之历算的异同，要求“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自许“以学问之道求其通”，其历算著作被评价为“见中西之会通，而补古今之缺略”。

李约瑟曾说：“到明朝末年的1644年，中国与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异，它们已经完全融洽，浑然一体了。”也许这个说法有点夸大，但说明徐光启的“会通以求超胜”在明清之际的科学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果。

听众边听讲边或思考边记笔记

上海今天正在为建设科创中心而奋斗，回首四百年前的徐光启提出的“会通以求超胜”，我们不能不钦佩这位上海人的思想前瞻性，因为如何会通，如何超胜，依然是今天需要回答的问题。

整理：李念金梦

文：陈卫平
图：现场周文强部分PPT授权及网络
编辑：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

陈卫平：“会通以求超胜”，徐光启提出的科学观|讲堂169-5①

扫码下载文汇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