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深入辨析《周官》真伪，忠实还原周王之制，重新审视东亚早期的疆域和中华文明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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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是一本以《周官》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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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是一本以《周官》为基础文献，以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国家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学术著作。通过剥离窜入的注文，首次完整呈现《周官》职文的原貌，溯清《周官》的出身、特点、历史位置，给予《周官》客观评价。同时，结合考古资料，对先秦时期东亚疆域国家的发展变迁及其制度规范进行了考订，并系统、深入地描述了官制、赋役制度、城邑制度等周制的方方面面，展现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诸多细节。本书的研究成果，不仅挑战了传统关于《周官》的误解，更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东亚早期的疆域与华夏文明的起源，为中国历史的源头部分提供了新的视角。</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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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俞 江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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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gt;&gt;内文选读：</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18px;">何以没有“《周官》学”？</span></strong></p>
 <p>《隋书·经籍一》说，李氏献《周官》 一书给河间献王。这个李氏，连名字都不全。于是有了《周官》出自“山岩屋壁”的传说。此说断不足信! 《周官》真不是哪个“民间高人”能作。从未在朝堂上站过一天的人要写此书，纯属天方夜谭! 张爱玲在她的《红楼梦魇》中说:“《红楼梦》未完还不要紧，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这话是否过了些，我不敢判断。但没有豪门世家的生活经验，连续写小说尚不能蒙混过关，何以有人会相信专论官制的经典，居然出自江湖高人。今文经学家说《周官》是刘歆或孔安国等人伪造。在《周官》中篡改个别文字，或许难免。说哪个人全本伪造此书，实在是过分抬高此人的才华。要我说，即便是周公旦，手边若无官方档案可资查阅，也断不能办。无论刘歆或孔安国如何大才，也无力撰出此书，除非他们得到了周大宰官署的职文簿籍。若如此，此书也就不伪。</p>
 <p>《周官》既然称得上“六经”之一，它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就是一等一的。《红楼梦》虽然是一等一的伟大作品，但它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岂能跟上古经典相比。然而，世间有“红学”，却无“《周官》学”，岂不怪哉?</p>
 <p>《周官》遭冷落的主要原因，还是它的重要性未得充分说明。有人断定它全是伪书，说它不必读。有人断定它真伪参半，说它无法读。今本《周官》约五万字，就算大半是注文如果它的珍贵程度与《周易》《尚书》比肩，或者只要与《老子》《论语》一样重要，人们断不敢不读。须知，在古文《尚书》的性质不明之前，没人因为《尚书》中有可疑文字，就敢说《尚书》不可读。现在断为今文《尚书》的篇章，如《金縢》《吕刑》等，仍有明显的后人添加文字，也没人因真伪参半，敢说无法读。所以，无法读只是不必读的借口，若文献足够重要，虽不可读，也非读不可。《周官》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p>
 <p>第一，《周官》的底子，是周大宰官署保存的官制档案。未毁之前，由深谙周官制之人依据档案编纂而成。自两汉经师至近代的周史专家，皆深知《周官》的珍贵性，但还不够。 金景芳先生早年的认识，很能代表大多数学者的看法。那时他认为，《周官》中“保存不少极为珍贵的古史料”。但他在晚年改变了看法，说:“《周礼》 一书很可能是西周乱亡时，某氏得见大量官方档案所作。”甚是! 重申这一判断尤其重要。《周官》一书具有极强的体系性。 某种意义上，它的体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官制，明清以吏、户、礼、兵、刑、工设置六部，仍是摆脱不了《周官》的体系约束。而《周官》的体系是由三百多个官吏职文搭建起来的。无法想象，没有原始档册的支撑，谁能凭空臆造。且不说职文，光是臆造这三百多个官名都难。考虑到《周官》的体系性，不得不承认，该书编纂者是以较完整的官档为基础。 至于它究竟编纂于何时，何人主持，这两个问题是次要的。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不影响《周官》的根本性质。以为此书的编纂时间在战国，就将这一等一的经籍视为末流，是不通之论。 可以假设，若周的官制档案完整地保存到西汉，由汉儒编纂此书，此书照样是经，地位至少在各种传、记之上。反过来说，若没有周的官制档案，就算孔子欲纂此书，也不可得。事实上，战国时期的大儒，如孟、荀等人，对周的官爵制度也只知皮毛，原因就在于周官制在战国时期已不是平常人可知。 孟、荀若生前得见此书，也只有拜服的份。</p>
 <p>今天，人们对于新发现的战国、秦汉简牍，视若珍宝，因为它们是原始档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殊不知，从文化价值上说，《周官》依据的档案，其等级和珍贵程度远在新发现的简牍之上。这批档案毁于秦火，再无重见之日。</p>
 <p>第二，《周官》是系统认识三代制度的唯一门径。《周官》与其他五经一样，是史上第一等的著作。《周官》所载是王官制度，是王制的一部分。在王制全盛时，诸侯与大夫士礼俱不足道。欲说三代礼乐，王制可代表，王制以下皆不足以代表。不知王制，不可谓知礼乐，亦不可谓知三代文明。若无《周官》，认识王制只能凭《礼记》和《荀子》中的两篇号为《王制》的记文，二者又多扞格，莫衷一是。认识到《周官》本是一等一的著作还不够，就上古制度史而言，《周官》具有皇冠一样的地位，独一无二，不可替代。这还有注文的干扰，真身未显。若擦拭干净，光彩尤为夺目。如果没有《周官》，后世只能通过《左传》等史籍，以及甲金文和考古去了解周制的零碎知识。万幸它保留了下来，让王制的系统研究成为可能。它是打开上古国家及制度文明最关键的一把钥匙，也是无法逾越的关隘。不过此关，不足以谈三代文明。</p>
 <p>由于文献阙略，因此许多国家或民族要认识自己的上古史，只能靠考古发现的器物和文字。多亏六经传承有序，中国的上古史研究才享有文献有征的优势。怎样把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紧密结合起来，一直是上古史的重中之重。但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存在着以文献记载为主，还是以考古资料为主的问题。我认为，以下原则是不言自明的，当研究对象是古代制度时，只能以文献为主，辅之以考古资料。而文献又以系统阐述者为上，零星记载辅之。 当然，文献的真伪，另当别论。 什么这样说? 制度的最大特征就是体系性，体系性必须通过语言加以体现，而且要求系统的、阐述的语言。要满足制度研究的体系性，不但考古发掘出来的城池、聚落、器物、墓葬等不堪胜任，连甲金文也不能。甲金文达不到呈现制度所需的体系性。从甲金文中得到的制度信息，必是详者甚详，阙者照阙，只能发挥填补和校正的作用。而在六经中，唯有《周官》系统地阐述了一种王制，鉴于其他的王制皆已失传，这就足以奠定它在上古制度史的至上地位。可以说，有《周官》在，研究上古制度时，五经和其他史籍只能屈居次席。史学家一边嫌弃《周官》真伪不明，一边又不得不到它里面去找史料，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的体系性。或许有人认为《周官》阐述的仅是官制，不足以涵盖上古制度的方方面面。当然，上古制度不可能尽在一本书里。还好官制部分较完整地流传下来，才使我们体会到上古制度的复杂、多面和多层次。试想，若无《周官》，研究王制将失去层次、远近和深浅，则上古史将是何等浅薄。</p>
 <p>以上两点重要性，都不是我的创见。《周官》在王室官档基础上编纂而来，是我缵绪先贤旧说。它在三代制度中享有无上地位，自西汉以来就公认。莽新之后，它在政治上有污名，但它在经籍中的排名，仍在第四、第五。贬低和埋没《周官》，不过是近百年之事。以上还只是从文化的角度，它在秦以后历朝政治、立法中的重大影响，牵涉太多，非本书重点，不再申论。</p>
 <p>要强调的是，《周官》乏人研究，还因为它在现代学科体系没有归属。经学，原先居于古典学的顶端。只要有经学，就总有人研究《周官》。现在经学衰亡，以前的经典只能依附于现代学科体系。而在“六经”中，只有四部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是《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在文学史的地位至高无上。二是《尚书》，是政治史、伦理史的必读。三是《周易》，定位为中国哲学的起源之一。四是《春秋》，既是史著，也是史学史的祖宗，有上古史研究群体支撑。唯礼类的二经，即《周官》和《仪礼》，学科归属不明。现代学科中没有制度学，只有法律学。法律学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学科，法学家认为古代的礼仪或制度与己无干，制度史不归于任何专业史，而法学以外的学者不擅规范分析方法，于是大好一部经典，居然没有关于它的研究方法，没有专属的理论框架，更不用说传承有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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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俞&nbsp;江<br>
   编辑：蒋楚婷<br>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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