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章开沅：以个人九十余载生命历程，展示中国近代百年世事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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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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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的回忆录，也是一部篇幅宏大的百年生命史。全书用60万字，100多个小节，50余幅插图，完整再现了作者从世家少年、流亡学生到民主青年，从出任大学校长而力行改革开放，再到主动辞去荣誉回归布衣学人的人生经历。书中出现的人物多达百位，长辈家人、师长前贤、中外学人，作者以流畅亲切和忠实客观的笔调写下与此有关的回忆，读来令人倍感温情。这些被作者谦称的“凡人琐事”，不仅折射了百年来的世事风云和几代人的人生际遇，也记录了近百年中国社会世变中不可抹去的亲历者的踪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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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琐事：我的回忆》，章开沅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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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gt;&gt;内文选读：</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font-size: 18px;"><strong>老师</strong></span></p>
 <p>九中不仅有一个好校长，而且有一大批好老师。</p>
 <p>九中的前身是1906年创立于安庆的安徽师范学堂，1927年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以后因省会易地改名为“省立第二中学”。抗战爆发后，省二中北迁桐城，并与桐城及邻县几所中学合并，共同组成安徽省临时第二中学。1938年辗转西迁，并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在江津建立国立安徽第二中学，随即又改名为“国立第九中学”。九中集聚了安徽中等教育的精英，其中还有好多位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在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这些老师安于清贫，敬业乐教，以校为家，为我们这些难民学生的健康成长付出大量心血。</p>
 <p>师恩难忘，但我已经难以一一介绍他们的姓名与业绩，只能寻拾若干零星而又粗略的印象。</p>
 <p>在我的记忆中，高一分校的师资水平、图书资料与实验设备应属全校之冠，战争期间，地处乡村，能够维持这样完善的教学环境诚属不易。就读九中五年，有两位语文教师对我影响较深，他们都属高一分部。&nbsp;</p>
 <p>一位是姚述隐先生，好像是河北人，教学深入浅出，声容并茂，讲元曲尤为精彩。他那抑扬顿挫的朗诵，顿时把我们引入“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之类意境，真是一种美的享受。我对中国文学史稍具常识，多半得益于述隐诸先生的循循善诱与引导有方。他对学生每篇作文都批改得非常认真，遇有佳句必用朱笔浓密圈点，挥洒飘逸，颇具豪气，学生亦以多得红圈为荣为乐。记得有次命学生以古文写李白小传，我的作文结尾是：“或曰白酒醉投江捞月而死，岂诗人之死亦须求一富于诗意之境欤？”姚师阅后大悦，密点频圈之余，批语曰：“出手不凡，天才横溢。”着实让我暗中乐滋滋好几天。有段时间我非常痴迷于李后主、李清照的词，也与老师朗诵的感染功力密切相关。我与姚老师没有私人接触，但每堂课我都能够从他那里汲取精神营养，从而增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p>
 <p>另一位老师是朱金声（笔名朱彤），南京人，从复旦大学毕业未久，但在重庆地区已小有名气。他把《红楼梦》改编为话剧《郁雷》，并由中国青年话剧团在重庆公演，一时颇为轰动。邓校长非常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放手发挥资深骨干老师的作用，一方面又亲自抓年轻英才的引进，为学校带来新的活力。他亲自到江津码头迎接朱彤的到来。同时聘请的还有阮朴，他是武昌艺专的高材生，以后成为著名美术评论家，解放后曾与我一度成为同事与邻居（住在昙华林华师博育室原址）。这些年轻老师大多风度翩翩，朝气蓬勃，并且带来许多新的文化信息。朱彤的父亲在复旦大学任教甚久，邓季宣亦曾一度在该校任职，所以对朱了解最深，期望最殷。邓校长被迫辞职后转任白沙女中校长，朱彤也随同前往，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p>
 <p>朱彤虽然成名很早，但待人非常谦和，特别是对学生满腔热情。他不仅认真教学，还注意课堂以外的假日有益活动，曾带领我们参观吴芳吉故居等历史遗址。但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步行到远处参观一个私营的小煤窑。看到那些瘦骨嶙峋的工人在黑暗且积水的窑洞中匍匐着挖煤运煤，尤其有一位工人两目已经失明却仍然弯腰背煤，才知道这校外的世界还有如此众多比我们更为困苦的人群，他们每日每时都挣扎在人间地狱。朱老师不仅把我们的文学兴趣从古代引向现代，而且促使我们这些昧于世事的青少年日益同情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他本身就同情弱者，看到我身材瘦小发育不良，常常悄悄叫我去他宿舍加食，一般都是非常便宜的煮熟红苕，偶尔撒几颗桂花，更加香甜可口。当然，悄悄为我加食的还有一位胖乎乎的姚老师（可惜忘了名字），她为了奖励我化学考试得到97分，课后把我带到卧室品尝她亲手做的红烧牛肉。由于单身宿舍没有炉灶，只好用酒精灯、玻璃烧杯等实验器材耐心烹煮。在蒸汽缭绕中，老师似乎已经化身为慈母，斗室中充满温馨的亲子之情，我们似乎相互在对方身上寻求各自思念的远方亲人。</p>
 <p>我们还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英语教师赵宝初（赵朴初的堂兄弟），毕业于南开大学外语系，具有相当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不像朱彤那样激情奔放，课余与我们也没有任何交往（可能是因为住在校外），但课堂教学都是经过认真准备，精益求精。他的中西文学底蕴深厚，知识面较宽，讲课常能纵横比较，引人入胜。他的讲课仿佛缓缓流动的溪水，没有波澜，更没有潮汐，然而却能时时以知识清泉滋润着我们求知若渴的幼小心灵。正是由于他的循循善诱，我热衷于阅读英、法近代文学作品，增添了对于西方文学史的了解。课本中有许多名家的原著（有些是片段），如莎士比亚《李尔王》中主人公在高山上暴风雨中的愤世嫉俗自白等等，都曾使我们痴迷。英语不再仅仅是语言工具，已经逐渐变成美的追求，从意境直到结构、语句、节奏、韵律，处处都有无穷无尽的美值得探索。同时，他还经常教我们做语法图解练习，特别是着重解析比较复杂的句型，这几乎成为我课余不可缺少的消遣，使我以后虽在失学失业的流浪困境中仍然乐此不疲。这种练习不仅对于掌握英语很有好处，对于中文写作的句型改进也有所裨益。据说赵老师在南开求学时，曾是篮球校队“五虎将”之一，但在九中教书时已患胃病，身体渐形瘦弱，讲课与讲话都是低声细语。课余偶尔也哼几句京戏青衣，却是字正腔圆，曲折摇曳，后来才知道他的弟弟正是享誉已久的程派传人赵荣琛，兄弟两人都是由戏迷而成票友。不过弟弟因为痴迷难以自拔，遂干脆投身梨园，哥哥却只有向我们演示法语连绵音之美时才略显其歌喉音色。</p>
 <p>在全校范围内，对学生关心最多，影响也最为广泛的，应数音乐老师瞿安华。他也是安庆人，瘦削然而精干，可能由于经常指挥养成习惯，头总是稍为左偏作倾听状。他不仅把抗日歌咏开展得如火如荼，还物色一批有音乐天分的男女学生组成合唱团。经过长时间强化训练，正式以四声部演唱赵元任的《海韵》，使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在江津城内也引起很大轰动。他最擅长的乐器是二胡，常在课余辅导我们练习，并指导我们自己动手制作简易二胡。好在满山都是竹林，琴筒、琴杆、琴弓的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琴筒外端需用蛇皮封闭，我们就捕蛇剥皮，蛇肉还可以加餐。弓弦需用马尾，我们就在附近歇息的运煤马屁股上摘取。摘取时又要仔细选择上好的马尾，又唯恐马儿惊觉蹽一后蹄，那真是够刺激的，而且多半会挨马夫一顿臭骂。从我读初二开始，校园内几乎是人手一琴，真正说得上是弦歌不绝，琴声盈耳。我对二胡也迷恋之至，刘天华的名曲，如《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乐谱已背得滚瓜烂熟，基本上可以上台演出，只是弓法尚有明显瑕疵，但积习难改，自娱自乐而已。</p>
 <p>抗战时期的偏僻农村，连温饱都难以保证，怎能奢望广播、电影，只有群众性的自演自唱，为清贫而又单调的生活增添许多情趣与色彩。前些年已故的校友李德永（武大哲学系教授）曾为九中60周年校庆赋诗：“每到黄昏日已斜，琴声处处刘天华。《空山鸟语》今犹是，不见伊人叹落花。”堪称当年情景最佳写照。</p>
 <p>离开九中后，我与瞿老师再无联络，但他那火一般的热情与对音乐及音乐教育的无限执着，都使我终身难忘。“文革”后，我曾在报上看到上海音乐学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二胡演奏专业的导师就是瞿安华教授。我想这是他理所当然的归宿，好人终究平安。九中同学中也有若干音乐家产生，如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作曲兼指挥彭修文，已成为大师级的民族音乐家。此外还有中国电影乐团一级指挥金正平，总政歌舞团一级歌唱演员方应暄等。在他们的艺术成长过程中，应该都曾受过瞿老师的精心培养。</p>
 <p>美术老师孙澍兰教学效果很好，对我们影响亦大。他的书画俱佳，但用的是左手，据说是因幼时在农村被扇谷风车击伤右手致残，但当时我们都以为是小儿麻痹症的恶果。由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着重教我们铅笔素描，课余则教我们利用旧砚台练习雕刻。由于他因地制宜，循循善诱，我们全班大多数人都曾热衷于绘画或雕刻。我就曾为自己画了一幅漫画像，并且刻在旧砚台盖上，标题是：“章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没有想到以后在金陵大学时期竟因此童稚拙劣的作品引出祸殃。当时班上画得最好的是段开源，由于名字相近（谐音），我俩关系颇为亲密。孙老师经常夸奖他的习作，他也向九中附近的武昌艺专大学生学习，把头发留得长长的，经常披着宽大的外套，颇有画家派头。前些年听说他在暨南大学教书，但遍查美术等系教工名录都没有发现他的大名。最后竟然是从附属医院（后改为暨大医学院）找到他本人。当年我们一直认为他会成为大画家，却未想到他因婚姻与家庭关系转而习医。他的妻子是北伐名将张发奎的女儿。张发奎病故后，夫人滞留香港，小两口儿一直随侍在侧，并成为两岸争相欢迎老夫人定居养老的游说对象。孙老师如果生前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为之嗟叹不已。两个开源（开沅）半个多世纪以后重逢，畅述九中往昔，竟至忘记老之已至耄耋，真像是白头宫女共话天宝遗事。</p>
 <p>还有一位教过我们语文的沈大荒老师也是书法名家。他在课余曾单独邀我到家里小坐，那是租住的一座江边独立小院，虽然也是竹篱茅舍，但由于主人的巧于布置，颇有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情趣。他除以茶点招待外，还出示一本装帧精美的篆刻作品结集。我自然不够资格给予评论，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卷首陈立夫的题词：“有雨漏迹，无斧凿痕。”作品与题词确实琳琅满目，唯独能牢记至今的只有这八个字，因为我对文学艺术也是崇尚自然，厌恶虚华。沈老师曾在教育部任职，居住条件与生活水平略优于其他老师，不知是否利用业余时间刻图章稍获补贴。但临别时，他却换个话题大谈武侠小说，并说曾经亲眼看到有一位武功高手，在轮船已离岸两三丈时猛然一跳便上了船。对此我当然颇感兴趣，但不知是否略有夸张。沈老师只教过我们一个学期，但他却使我增添了对于艺术的爱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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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开沅<br>
   编辑：蒋楚婷<br>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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