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佩玉与吴景平展开对话，提供了较为珍贵的数据资料

【导读】11月23日，“上海6000年”系列最后一期，即文汇讲堂169-7期《当钱庄支票与银行支票结算时——上海近代金融业本土化现代化国际化探索》在上海通志馆举办。由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教授主讲，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钱币学会货币史委员会副主任宋佩玉展开对话。在“是结尾也是新启动”环节，由听友代表与主办方嘉宾互动，并对考古段和史料段各10位听友共20位积极分子给予了奖励。

本次讲座由文汇报社、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主办，中国文物学会文化遗产传播专委会协办。上海通志馆和文汇讲堂承办。文汇讲堂和上海滩大讲堂双冠名。央视频、喜马拉雅、文汇报视频号、方志上海视频号直播。

现经整理分主讲、对话、互动三篇刊发，其中互动含有自测题。此为对话。

宋佩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宋佩玉：刚刚吴老师一个小时的讲座，话题不限于钱庄、外资银行、华资银行，也不限于庄票、支票，而是把整个上海近代的金融业完整地给大家呈现出来了。从中我们可看到在1920-1930年代，上海就已经具有了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气派。

这里我们有必要溯源一下近30年来上海的城市定位变化和发展。1990年代初期，上海提出要建“三个中心”，即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1990年代末提出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因为当时中国想要加入世贸组织，并在上海建了洋山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考察，对上海作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指示，因此，现在上海的城市定位是进行“五个中心”建设，之所以能够进行五个中心的建设，最重要的一点是上海这个城市是有历史底蕴的。

外滩风貌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变迁。上图为1850年外滩样貌，下为1930年外滩样貌

钱庄对上海近代贸易中心的作用

宋佩玉：我是做外资银行研究的，不仅外资银行在近代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扩展来聊聊钱庄，也在这两个中心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这一点。首先来看钱庄与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关系。

*金融业态票号活用闲置资金，钱庄则注重投资实体经济

刚才讲了很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态，实际上在近代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要在中国北方活动的金融业态——票号，它只办单一的汇款业务，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又承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汇兑业务。它的闲置资金是投放在官僚、地方政府和钱庄上的，值得注意的是，为钱庄拆款的不只有外资银行，实际上票号也承担这项业务。

至于票号的发展，如果从数量上来看，19世纪末期票号大致有32家，全国分支机构达到175家。如果将钱庄和票号进行对比，最不同的一点就是钱庄更多面向实体经济的工商业进行投资，体现了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特点。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由山西商人创立于道光三年。如今日昇昌旧址改造为中国票号博物馆

*利用拆款和庄票两种金融工具，钱庄促进对外贸易

宋佩玉：除票号为钱庄拆款外，综合来看，钱庄对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发挥了如下作用。

其一，钱庄在内地帮助土商将支票向相关银行进行结算收取现款。但钱庄因为资本有限，要想投资从事国际贸易，必须求助于外资银行和票号，而随后的华资银行成立，很快取代了外资银行，开始为钱庄进行拆款。当时的进出口贸易以及货物在上海和内地间的交换能非常顺利地发展起来，中介人钱庄功不可没。此外，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前，整个中西贸易之间是处在并立状态，洋行承担金融业务，同钱庄只在点和面上进行接触，并未改变两者相异之本质；等到外资银行进来之后，二者迅速结合，外资银行把自己多余的款项拆借给钱庄，钱庄将拆款投入到与内地的贸易中。

钱庄作为东西方两种商业系统的中介或者说是桥梁，主要是利用庄票、拆款两种金融工具。为了更好理解，庄票类似于今天的银行本票，钱庄就其性质而言，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商业银行的灵魂。至于拆款，外资银行、票号、华资银行，先后都对钱庄放款，其实就是贷款。这两种金融工具使上海对外贸易活跃起来。我们通过有限的数据来看，以庄票论，19世纪70年代，它与支票在票据市场上占的份额达到70-80%，这是非常大的占比；到20世纪，比如1926年，庄票仍在票据市场上占据了80%，而银行的支票只占10%，其他票据占10%。到了1931年，这个局面便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年是钱庄发展的转折点，有个银行化的过程。

1926年、1931年、1936年票据所占市场份额统计图

吴景平：补充一点。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银行法》，当中规定经营银行相关业务而不称银行的，不管名称叫什么，都视同银行，必须一律遵照该法规。所以对钱庄来说，钱庄的存续，和它的法律地位、实际的市场地位是密切相关的，钱庄必须要对此作出新的回应。

宋佩玉：1931年是钱庄的转折点，这一年庄票在票据市场上只能占到50%，银行支票上升到40%，其他类票据占10%；1936年变化更大，庄票只占20%，支票占到70%，其他票据占10%。

1931年颁布的《银行法》部分内容

*钱庄信用和放贷，与上海进出口贸易同频共振

宋佩玉：拆票是东西方对视后，传统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庄票存在外资银行，外资银行拆款给钱庄，两天结一次利息。此时，外资银行很想做这笔生意，我们举例汇丰银行，其存款在1865年成立时为200万元，到1869年达到600万元，这些存款的利息非常少，大约在3%左右。但当这笔钱被拆给钱庄的时候，利息则定在15%。当时中国民间大多处在高利贷的状况下，借贷利率通常在30%左右，因此，虽然15%的利率对钱庄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数值，但就其拆给贸易商的利率而言，依然有利可图。当然利率有个不断下降的过程。

由此可见，外资银行和钱庄水乳交融的关系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利益。拆款额的数据也很难获取，大致来说，1870年代，外资银行和票号加起来对钱庄的拆款大概200万两到300万两，基本可以应付当时上海对外贸易。到1880年代，达到570万两，19世纪末上升到700万两到800万两，1911年曾达到1400万两，1924年江浙战争时大致1200万两。有数据做支撑，可大致知道上海的对外贸易是怎么在钱庄和外资银行业务之间，在支票和庄票清算或者运作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1870年驻重庆英国领事谢立三提到，上海钱庄给四川商人的贷款使得他们可以把洋货运到四川各地，甚至进入到贵州或者云南僻远之乡，土货又以同样的方式运至上海。

镇江博物馆馆藏庄票和各国银行纸币，可由此窥见当时镇江商贸之兴盛

除开谢立三描绘的四川，镇江、宁波更是如此，镇江是洋货从上海进口往北扩散的重要据点，上海钱庄放予镇江钱庄的款项很多，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一些大钱庄主本身就是镇江出身；而宁波，在1920-1930年代，每年进出口贸易达到三千万元，主要是靠上海钱庄提供资金支持。从这些数据可以得出，上海钱庄的发展、信用和放贷的扩张，同上海进出口贸易是同频共振的。

用指数说话，如果把1865年设作基期100，1936年指数就是3400，由此可知上海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这是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贸易量的扩张，虽然很难言上海钱庄究具若干贡献，但可以肯定的，在缺乏资本累计与完善融资机构的传统中国，如此数额的进出口贸易，势必仰赖钱庄的信用放款支持。

钱庄对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宋佩玉：近代上海金融业，华资银行、外资银行、钱庄三足鼎立。他们势力如何变迁呢？

*1925年后外资银行由盛而降，钱庄发挥毛细血管作用

先看数量变化。1897年之前，在上海只有钱庄和外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资力强于钱庄；1925年是外资银行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五卅运动爆发，激起了上海民众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打出了非常鲜明的口号“拒用外资银行钞票”，挤兑外资银行。有数据显示，五卅运动时期外资银行市场份额占37%，华资银行41%，钱庄22%。此时，钱庄已经开始实力下降，外资银行也在慢慢收缩阵线，华资银行则异军突起。1936年，大致有33家外资银行同时存在，而华资银行有145家，还有若干家钱庄。从资力的分布来看，华资银行占73%，外资银行占19%，钱庄只占8%。到1946年，华资银行市场份额已经达到80.5%，其中主要是国有银行，外资银行下降到12%，钱庄下降到6%。

五卅运动期间民众抵制洋货

在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不能简单地说钱庄是以“前近代”的方式运作的。首先，在金融市场中，各类金融机构差序竞争，外资银行和华资大银行可以说是金融的主动脉，在外资银行不能广设分行，华资银行尚未设立的情况下，钱庄则起到了毛细血管的作用。在华资银行的分行广泛铺设之时，就是钱庄在面向普罗大众、升斗小民，使得整个金融市场充满活力。

上海的金融能力，不仅表现为数量的优势，而且表现为品种齐全的优势。外资银行主要经营国际汇兑，华资银行和钱庄则在国内汇兑方面具有优势。而从金融工具上来说，和钱庄相关的就有庄票的发行和拆款的运用。

*钱庄参与申汇市场制定标准，规范化中达成均衡

第二是钱庄对吞吐全国资金市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上海需要资金，内地资金通过钱庄流到上海，反之亦然。在金银比价大幅波动，中国出现严重贸易逆差时，上海的资金市场往往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平衡。和钱庄有关的资金市场主要是拆借市场，集中在钱业。尤其在1935年之前，它作为清算所异常活跃，不管是外商还是其他的金融业态，都需要到钱业接洽清算事宜，让大钱庄为它们做在场交易。

第三是钱庄对形成执牛耳的申汇市场不可或缺。外汇市场由外资银行控制，内汇市场长期由钱庄控制。内汇市场的标准由上海钱庄制定，而且申汇的信用度极高，有人认为其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元可以媲美。同时，钱庄还参与埠际清算，申汇是埠际贸易资金的重要清算工具。

吴景平做关键补充

第四是钱庄在不断规范化的过程中与其他业态达成竞争中的均衡。早期钱业就有自己的商事习惯，开埠后为了应对新情况，便产生新的商事习惯。比如上海县令多次都发布上海钱业制定的规则，到1900年，上海钱业更是直接在报纸上广告其规章制度。在执行规章制度的过程中，上海钱业内部逐渐达成共识，与此同时，钱庄和外资银行、华资银行也在竞争中达成共识，钱庄就是在这种规范化的过程中走向现代的。

依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近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诱致性变迁的自然过程。在21世纪全球化金融体系变革的今天，如何深化对钱庄这一私营金融业态的研究，历史地客观地评价近代上海钱庄的性质和作用，借鉴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推进民间金融、小微金融改革，应是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上海第一家由华商开设的交易所，图为1920年7月该交易所的开业仪式现场

*银圆银两结算的比例关系，由钱庄行使定价权

吴景平：从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运行、发展进程出发，钱庄业作用不止于此。其一，钱庄还起了决定市场关键行情的作用，换言之就是行使定价权。中国的货币市场或者说货币领域中，传统的主要是银两制钱，后来外国银圆大量进入中国，持有银圆和持有银两进行结算时，这个比例关系的名称叫洋厘，洋厘由上海钱业公会定期发布，即由钱庄确定。所有包括中外之间的银两银圆结算，银行钱庄之间的结算，都遵照钱业公会发布的洋厘行情办理。另外，上海银两以及银圆的库存数，和上海市面上有多少银圆和银两，也是由钱庄发挥作用，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之后才逐渐消失。

天津、上海洋厘价差波动情况，大于零表示天津洋厘较上海高，反之较低。来源见图

其二，除了渗透社会底层以外，钱庄还是打通中外之间，打通银、钱、票号或者金融势力之间的关键性的角色。上海新式银行业一开始起手就是几百万两的资本，但如果翻阅当时历史的报刊，就会发现在相当大的场合中，上海银、钱两业都是共同表态。外国商人要了解上海市场行情风向，要结合钱庄和银行对某一个重大市场行情或者市场预期作出的表态来一起分析。所以上海当年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钱业的话语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容小觑的。

整理李念夏知雨

文：宋佩玉吴景平
图：现场周文强配图由PPT授权夏知雨整理
编辑：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

行使定价权、制申汇市场标准权，钱庄作用如毛细血管|讲堂169-7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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