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伯、张智梅、黄辉平、汤文建四位现场优秀提问者获得专业书籍奖励

【导读】11月23日，“上海6000年”系列最后一期，即文汇讲堂169-7期《当钱庄支票与银行支票结算时——上海近代金融业本土化现代化国际化探索》在上海市通志馆举办。由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教授主讲，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钱币学会货币史委员会副主任宋佩玉展开对话。在“是结尾也是新启动”环节，由听友代表与主办方嘉宾互动，并对考古段和史料段各10位听友共20位积极分子给予了奖励。

本次讲座由文汇报社、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主办，中国文物学会文化遗产传播专委会协办。上海通志馆和文汇讲堂承办。文汇讲堂和上海滩大讲堂双冠名。央视频、喜马拉雅、文汇报视频号、方志上海视频号直播。

现经整理分主讲、对话、互动三篇刊发，其中互动含有自测题。此为互动。

虽无监管法规，商事习惯和市场约束钱庄自律

医疗服务创业者陈文伯：近代以来中国钱庄的发展包括外资银行，是否存在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机制？

吴景平：清末开始中央政府才有明确法规对金融进行监管，对外商银行并没有制定有别于其他洋商行号的特定的外商金融业监管规定。近代中国金融监管最初的准入制度主要针对银行，或者要求钱庄按照银行的要求申报，也没有特定指向钱庄的监管法规。但这并不意味着钱庄可以在市场上为所欲为，市场本身有客观存在的制衡力量，所以钱庄必须恪守信用，遵守公序良俗、商事习惯。

钱庄对银两、银圆的定价权源自中国传统历史

设计师吴羽东：近代的货币定价权掌握在本土钱庄手上，它是如何获取的？

吴景平：钱庄对银钱之间、银两和银圆之间的定价权的获得，是与生俱来的。它一开始就只做钱的兑换，包括不同种类的钱，面额不等或与不同地区的银两的兑换。特别是银两的使用，银的成分、成色是由市场公估局负责，公估局和钱庄始终是伴生关系。

外国人或者洋商进入中国，外国银圆进入中国，它按中国标准到底折合多少银两？最权威的机构就是钱庄，一方面中国人相信且接受，另一方面洋商同样必须接受。这是传统历史习惯的结果。货币制度根本变革转型之后，如废两改元，特别是1935年实行法币制度之后，钱庄本身并不从事外汇业务的买卖，更无从介入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以及汇丰、麦加利两家外商银行共同确定的外汇定价。这就是另一个时代了。不是说钱业在这方面落伍了，而是历史的选择需要前行。

仅执着于个人信用而无有形抵押，钱庄曾历起伏

退休财务工作者刘晶：在钱庄的年代，是否有发生过大范围的类似现代私募基金爆雷的现象？

吴景平：在上海滩或者金融市场上，无论不同国别还是不同类别，如银行、钱庄、票号，或者传统的货币制度给定的安排或新态的银行，类似的现象是存在的。从钱庄发展来说，钱庄经历了数次起起伏伏、大起大落，但还可以存活，不像票号一样消亡得那么严重。上海滩金融家经营票号遇到的“雷”，与政局不稳或近代中国政局的变迁特别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主要经营政府业务没有风险分散和防范意识是有关系的。

钱庄具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但若同银行相比，对信用的理解和对客户关系之间的把控比较宽松。比如银行放款必须提供抵押，外国人借钱给中国也是如此，中央政府以海关、盐税收入甚至政府财政作担保，这样低级层面的风险相对可控。但是，大部分风险防控上出现问题的钱庄，在放款业务中没有坚持借款方提供确实有形资产作抵押，但这单业务做成的回报不少，钱庄就会选择放款。这当中风险的防范和规避相对难度较大。

中国近代钱庄重要功能，降低借贷资本利率

金融业从业者李菁：现在有许多互联网助贷机构，是非常好的资金补充途径，但利率也很高，您怎么看待这些金融机构？

宋佩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钱庄的利率也非常高。银行把余款拆给钱庄，1860年代利率达到了15%，之后逐渐降低。钱庄贷给从事贸易的客户，要获取利息差，多的时候利息可达20%、30%。随着银行对钱庄的拆息降低之后，钱庄贷出去的利率也会再降低。在这个过程中，钱庄在中国近代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使中国借贷资本的利率逐渐下降。

国内外因素促使1935年法币颁布，弱化了钱庄地位

中学教师张智梅：1930年代因为银行法出台，突然银行、钱庄、外国银行的比例有了大变化。请问是何背景？

吴景平：1931年颁布的《银行法》，是南京国民政府加强银行业监管的重要法规，同时《银行法》将对钱庄的管理纳入其内，并表示不另行颁布钱庄法规，体现了华资银行业在财政性金融业务中已居主导地位，钱庄的作用日益式微。虽然《银行法》没有立即施行，却成为钱庄、华资银行和外资银行三大势力消长进程的重要界标。

1934年美国白银政策导致白银风潮，对实行银本位币制的中国造成极大冲击，如果不改变中国的货币兑换制度，把货币同银的关系切断，那么银价的涨落就会使中国货币的稳定度无法自控。这将导致商业成本乃至债务人的债务大大超出原来借贷协议的风险。于是，1935年11月中国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只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法币，后加入中国农民银行。

当时钱庄业遇到的风险尤其巨大，市场上的白银外流失控，大量信用放款难以收回，许多钱庄为了继续营业只能向政府或者大银行求贷。为应对危机，在救济金融业方面中央银行严格控制放贷条件，所有贷款必须经过中央银行或其委托的放贷行审核同意。

钱庄凡是在危机时期申请贷款，必须有切实的抵押物，如地契、有价证券、房产。钱庄的主要业务受政府委托由大银行监管。整个上海金融市场钱庄地位的改变具有国际因素、国内政局因素甚至与中日关系的紧张都有关。国民党高层汪精卫于1935年11月1日遇刺，当时如果不马上发布法币政策，市场上的挤兑提存现象将不可遏制。法币政策推行后，钱庄业传统优势地位进一步被压缩。

钱庄没有准备金等现代制度，遇到挤兑就会发生风险

上师大黄辉平：钱庄的产生是市场的选择，在经历第一次之后还有很多次投机行为，屡次不改的原因是因为制度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吗？

吴景平：钱庄应对市场风险时的选择是两难，以小博大，以少博多，本身就说明准备金或者风险规避的基础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相对于担保开展债权债务关系来说，风险度就高。因为钱庄的产权制度和银行不同，银行一问世，特别经过政府注册取得准入，都必须上报额定资本、实收资本、主要股东情况、主要业务、营运期限等一系列的承诺和有关资料。

1919年统计时，一家钱庄每天平均开出30张庄票，每张庄票平均两千两，意味着一家钱庄每年就开出将近千万两的庄票，但钱庄的资本才多少？最多才几十万两。一旦资金往来受到挫折，别人拿着庄票找钱庄兑付时，钱庄就傻眼了。钱庄按照传统中国的商事规则经营，传统性的优势是接地气，但是当传统遇到现代化、国际化，如果在制度建设、资金、组织人事、规章制度甚至市场应对方面不跟进，钱庄面临的风险是早晚的事。

涉外金融贸易早已形成中外共同约定并遵守的商事规则

扫码做本期自测题，出题者夏知雨技术汪爱平审核李念

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李子规（线上）：为什么晚清外国银行会信任中国庄票的信用？双方的法律不同、货币不同、语言也不同，庄票流通的制度基础和时代精神是怎样的？

吴景平：外商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联系不仅是支票和庄票对接，还有向钱庄拆款甚至业务往来。外国银行的基础是外国商人，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外国商品进入中国某个码头，中国本土商人拿着钱庄给的庄票去提货，外国商人会先到银行确认提货的中国本土商人持有的庄票是否真实。经银行确认后开出提货证或者提货单，限定期限地点履行手续。这些在涉外贸易和金融业务中，已经有中外间共同约定并互相遵守的商事规则，而非成文法。

外商出售洋货获得钱庄开出的庄票可以存入在外商银行的账户，进而凭外商银行开出的支票赴内地采办土货，内地华商之所以会接受外商银行支票，是因为可以委托往来钱庄把支票向外商银行收款，而外商银行将对先后收到的相关庄票和支票轧抵。整个过程体现了减少现金支付和加速商品流通的现代市场意识。

开场，主持人拿出庄票和支票的复制品展示给现场听友

各类金融衍生品的原理归根结底都是信用关系

国企职工吴乃衍（线上）：开埠以后上海发布了一些衍生品，对上海当时的金融起到怎样的作用？

吴景平：衍生品无论对中国市场、中国的金融机构，比如钱庄、票号、银行来说，都是新生事物。但它的道理归根结底就是信用关系。这些对中国的钱业来说是学习和接受的过程，也参与有关的博弈。对中国来说是新生事务，但在海外、国际范围内可能已有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和更大市场空间。

今天我们可以非常坦然看待金融衍生品，因为我们也是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主流玩家了。

外商银行入驻上海降低融资成本，推动形成国际汇兑中心

党政部门公务员汤文建：当时外商银行入驻上海对当时本土的金融业的影响以及对现在金融开放有什么借鉴意义？

宋佩玉：首先，银行新式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后，它至少带来一个影响，即降低了中国的融资成本。我们向国际市场进行借贷，不论是英德借款、俄法借款、英德续借款，还是后来的铁路借款。1860年代，上海地方政府为了应对太平天国向外资银行借款，那时利率高达10%。实际到1890年代，利率基本已降到4%-5%，从账面上看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别不是很大。总体而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使得中国融资成本下降了。外资银行在上海特别多，内地仍然还是高利贷的市场，但是上海的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已经下降。

其次，外资银行对国际汇兑中心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是远东国际汇兑中心，超过日本横滨，那时香港的金融地位肯定是比不上上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上海能成为远东国际汇兑中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外资银行的存在，它使得封闭的中国开始现代化，逐渐面向世界。

除此之外，外资银行的示范作用也值得关注。中国那时还没有新式银行，1847年丽如银行进入上海，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中间相隔五十年的时间，中国通商银行基本仿造汇丰银行，记账用英文、任用洋大班等等；华资银行的股份制、分支行制也是受外资银行的示范作用影响。当然，除了这些积极作用，消极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

吴景平：外商银行向中方提供的贷款或者借款的利率，在稳定时期是比较低的，原因有二：一是国际市场的现实情况导致的。二是这些利率比较低的贷款往往是有中国政府担保的。外商银行贷出去的钱不是银行自身的，而是代中国政府在海外金融市场上发行有关的债券，这些银行可以在借款合同中写清楚，必须是本银行经办，代政府发售，以收取折扣，未来还款也必须通过本银行，银行要收取经办费。未来还款的兑换率也由该银行决定。在狭义的利息之外的东西，也是我们整体上评估为什么外商对中国借贷成本降低的因素，而不是简单的账面上或者数额上的问题。

张幼仪曾开办银行，在上海近代金融市场发挥重要力量

教师李晓芸：上海今天想成为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肯定离不开女性半边天的贡献，您对想要或者正在致力于研究经济金融的女性朋友有什么经验或者心得分享？

宋佩玉：近代女性从事金融业也值得大书特书。比如中国银行副总裁、总经理张嘉璈，他有一个妹妹叫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离婚后创办了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但她也参与了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建设，担任过该行副经理。所以，上海近代金融市场的女性力量也能占一席之地。此外，很多女性在勤俭持家的过程中，也会把储蓄存到银行，女性是银行存款的重要力量，我们要相信女性在金融市场上的力量。

货币兑换的“浩劫”直接导致金融机构破产

能源领域工程师阙之玫：我这次学习到钱庄为实体经济服务，1945年上海钱庄有两百多家，1949年有八十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宣战，英美人士进入集中营，两百座钱庄市场份额是否是从外资银行来的？1949年钱庄份额只有6%，是否是官僚资本银行因为规范化的作用将其市场份额大幅压缩，还是因为金圆券的原因导致钱庄倒闭了？

吴景平：第一，钱庄的市场影响力的下降确实与货币制度的变革有关。第二，政局的重大变革，如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前上海是孤岛，在租界还是可以相对比较平稳的开展正业务。然而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一切都变了，英美等国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被接管没收停业。一般来说，钱庄在这样的变故中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还可以继续开业，问题是货币问题。

1942年与汪伪方面共同宣布将以1:2的比例收回所有的法币，推行所谓新法币即中储券。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中储券进行清理，此时200元中储券才能换回1元法币，从早先的1:2变成200:1，导致所有持币人损失400倍。钱庄包括其他所有机构和所有持币人凡是经历过最初为中储券收换，现在又收换回法币都有这样的损失。1948年8月19日起实施的金圆券政策更是荒唐，三百万元的法币只能换一元金圆券，一时间几乎所有金融机构帐面上的资本都只有十几元、二十几元，要赶快想办法升值。1949年4、5月，国民党当局在广州推行广银圆券改革，五亿金元券才换回一元银圆。1935年一元法币等同一银圆，再接续除以2、200、300万、5亿之后还剩多少？这场浩劫不仅仅影响钱业，而是所有的金融机构和所有的持币人。

整理：金梦李念

文：吴景平宋佩玉讲堂听友
图：现场拍摄周文强整理夏知雨
编辑：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

钱庄七问：监管、定价理由、优势、风险、式微|讲堂169-7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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