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两代人跨越70年的坚守与传承，重现敦煌壁画初成之时的绝美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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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初见时》，史苇湘、欧阳琳、史敦宇 绘 ; 史敦宇 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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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初见时》，史苇湘、欧阳琳、史敦宇 绘 ; 史敦宇 口述 ; 王 奕 整理，大方 |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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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敦煌初见时》精选收录了敦煌壁画复原艺术专家史敦宇和其父母、第一代敦煌学者和艺术家史苇湘、欧阳琳所作的112幅壁画复原图作品。两代敦煌人潜心研究的复原临摹是在现状临摹的基础上，经过多角度考证复原壁画脱落部分和初始色彩，力图剥去岁月的侵蚀和尘埃，重现古壁画完成之初的精美面貌。</p>
 <p>书中所录作品涵盖敦煌壁画中最具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六大主题：故事画、经变画、乐舞飞天、世俗生活、供养人图、敦煌遗画 （特别收录藏经洞中被西方列强盗走、如今流失海外的画作复原图19幅）。每幅作品均配以文字解说画中的故事、文化内涵、艺术精髓和复原重点，让读者深度领略敦煌艺术的华美生动和博大精深。</p>
 <p>史敦宇出生在敦煌，自幼跟随父母和先辈大师们进出洞窟学习临摹，一生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她50多年来专注于壁画复原工作，以父辈面壁临摹留下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为基础，根据多重考证补全残缺部分，并尝试复原壁画的初始色彩。父辈研究者们的工作多为现状临摹，即对脱落部分和色彩现状保持原样的临摹；史敦宇的复原临摹则致力于重现一幅清晰完整、色彩如初的画面。一张复原图需经历少则二三年，多则几十年的繁复工作、经过几代人的接力才能完成。</p>
 <p>此外，书中还专文介绍了敦煌壁画复原艺术的由来、技艺及其对于保护、研究和传播敦煌艺术的重要意义，以及史敦宇和父母两代人守护传承莫高窟的感人故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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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敦宇在为复原图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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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trong>&gt;&gt;内文选读</strong></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我的家，在敦煌</strong></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史敦宇</p>
 <p>我和敦煌的缘分，要从父母辈的故事说起。</p>
 <p>1943年，张大千在成都举办了“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当时我父母是四川成都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在老师的推荐下去给大千先生的画展做义工。展览期间，学生们被敦煌艺术的魅力深深震撼。张大千告诉我父亲，你们要想当中国的画家，必须要去莫高窟，去临摹，去感受，只有去了莫高窟以后才会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多么的优秀，而这样悠久的历史有多么珍贵。自此以后，我父亲简直是着了魔，一心就想要到敦煌去。</p>
 <p>次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了，常书鸿先生正为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力量不足而发愁，他向张大千先生提起了缺乏人手，于是张大千就给他推荐了我父母这一批学生，让他们有了到敦煌去的契机。</p>
 <p>就是这样，我母亲欧阳琳和她的几个同学在毕业后立刻奔赴了敦煌，而我父亲史苇湘因为参加青年远征军耽误了学业，晚一年才赶到。1947年，我母亲他们到敦煌时，段文杰先生亲自赶着牛车去接他们，当时女同学们都穿着时兴的旗袍，镇上的人没有见过，追着他们的车看。这群满怀热血的艺术青年，给敦煌小镇带来了新的面貌，也给莫高窟的保护研究注入了鲜活的力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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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文杰先生驾马车迎接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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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当时，想从四川到敦煌去，并没有那么容易。我母亲最初学的是音乐，在我父亲的鼓动下才改学的漆器工艺。她还在学校的时候，做出的漆器作品就得到老师们很高的评价，不仅是制作工艺好，上面装饰的中国传统图案也十分精美。我听母亲说起过，她曾经有一件极心爱的作品，是一个装饰精美的漆器托盘，但为了凑足去莫高窟的路费，在毕业的时候卖给了一位法国领事的夫人，这位夫人十分青睐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得到我母亲做的漆器托盘以后简直高兴坏了。我的父亲也是经过了近四十天的旅途才从四川到了莫高窟，他曾经回忆起自己一路走过的风景，在过了嘉峪关以后，就都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和蜀中的青山碧水相比，完全是另一番天地了。</p>
 <p>初到莫高窟，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跟着常书鸿先生进入洞窟学习临摹。我父亲说，他那时候是“一见钟情”，第一次进入洞窟时，就被那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彩塑震撼得发呆了。他的心灵上受到了无可比拟的冲击，没想到敦煌的壁画和彩塑远远比张大千先生向他描述的还要震撼，也许是在这样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面前，再多华丽的赞美都会显得贫乏。在一顶又一顶华丽的藻井下，一壁又一壁恢弘的经变前，他们暂时忘却了远别家乡的离愁，沉浸在艺术的幻梦中。</p>
 <p>在这样的激动和热情之下，我的父母恨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持续地在窟内面壁临摹。下面这张照片中的青年就是我的父亲，那时每个休息日他都在洞窟里画画，恰好就碰到了一个外国的记者，他的英语很好，能够和外国人交流，于是记者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拍下了这张照片。当时，彩色照片的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这张照片就尤为珍贵，也作为莫高窟保护研究历史的见证，在上海展出过好几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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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苇湘先生在窟内面壁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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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从温暖潮湿的四川盆地到黄沙漫天的大漠边陲，虽然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生活上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种种困难。水是生活保障中最基础的资源，但听我父母说，刚到敦煌生活时，水却成了他们的一大难题。四川人爱喝茶，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里的水是不能泡茶的。因为敦煌的水源头在祁连山上，山上的雪水原本是很好的，但是流到莫高窟的小沟渠里的时候，要经过一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水质就变得很硬，不习惯的人喝了都要病倒。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不敢穿黑色的衣服，因为大家都是在河里洗衣服，而黑色的衣服晾干之后上面就会结一块一块的白渍，是水里的盐分太重了。</p>
 <p>在生活中，连水都困难，更不要提其他的了。我记得我母亲说，最开始他们是没有收入的，生活主要是靠政府的补贴，常书鸿先生会拿着政府给的一点黄金到县城里面去兑换粮食。但本身西北地区的饮食习惯和四川的差异就很大，加上当时条件又不好，一日仅有两餐白水煮面条和清汤白菜、萝卜，维持着最低的生命要求，长期没有充足的营养摄入，她和那些一起去工作的同学们的身体素质都渐渐不好了。当时，进入洞窟是要爬蜈蚣梯的。所谓的蜈蚣梯，就是一根粗粗的木头，中间插着像擀面杖一样的木棍组成的梯子，要从这样的梯子爬上去，又没有护栏，本身是很危险的事。大家一旦进窟临摹，就一天都不愿意再下来，而这样的工作强度，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不行的。到了后来生活困难的那段时期，吃饭成了大事、难事，基础的生活都很难得到保障，时间一久难免会生病，研究所里不少同志都到了不能工作的地步。但莫高窟的临摹和记录是在与自然争分夺秒，窟里的临摹工作不能没有人继续。于是常书鸿先生想了一个办法，带领所里的全体员工在莫高窟前做早操，让大家能够强身健体，把紧迫的事业继续下去。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的精神总是那么的饱满、乐观，在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中，充满了创造的活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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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书鸿先生带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职员们在窟前做广播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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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他们那时候的莫高窟，远远不是我们今天所见的这样规整，窟前塌毁的栈道还没有修整好，危崖上的流沙像瀑布一样簌簌飘飞，还有不少洞窟被掩埋在流沙之下，面壁临摹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的。洞窟里当然是没有电，最初的时候都是用蜡烛来照明，但是蜡烛燃烧会飘出一股青烟，画完以后鼻子里都是黑的，不仅是熏人，更严重的是会对壁画的画面造成影响。临摹的工作是为了保护和传承敦煌的艺术，那当然不能让它再受到损害，所以大家都不赞成用蜡烛。然后就改用灯芯草来点油灯，这种灯照明的范围很小，可以说是萤烛末光，只有眼前那一小块的地方是亮的，临摹的人也就只能一点一点地看，再一点一点地画。再后来，在我的记忆中，汽灯是用得比较多的一种灯，这种灯看起来和马灯差不多，也是装煤油的，但用之前要向里面打气。汽灯的密封性很好，不会飘出烟气来污染画面，发出的光也很亮，比前两种照明方式都要合适。</p>
 <p>虽然窟里没什么光照，但其实莫高窟外的阳光一直是很灿烂的，天天都是大好的日头，所以我父母他们那些知识分子们就在想，怎么能充分开发一下现有的自然条件，用太阳光来给洞窟照明。最后，他们果然想到了很好的办法，就是用玻璃反光镜把太阳光引到窟里，能自然地照亮一大片壁画，而且既不会污染洞窟又能够节约资源。但是这种好方法也是有局限性的，一天中太阳角度合适的时间也就是那么几个小时，其他时候还是要靠灯光来照明。仅仅是为了照明这一个问题，老一辈的敦煌人就用过这么多的方法，经过了几十年，一直到80年代初，莫高窟才来了个电工，给装上了一个发电机，此后窟里才有了电灯照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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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们在窟内临摹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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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我是1952年出生在敦煌的，也是那一辈奔赴莫高窟的知识青年们在那里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常书鸿先生亲自给我起了名字，叫敦宇。两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进洞窟了，那时我父母都在窟里工作，没时间看顾我，因此我从会自己走路的时候就跑进洞窟看他们画画。我父亲原本是跟着一位比利时的老师学画油画的，来了莫高窟后转为临摹中国画，常书鸿先生和他说不要放下自己的本行，他就经常跟着常先生一起到洞窟上面去采风，画九层楼和洞窟外景的油画。我在4岁的时候就做了他们的跟屁虫，常书鸿先生害怕我打搅他们画画，就用他的大头皮靴子在湿湿的沙地里面一抹，抹出一块平整的地面，然后给我捡一根榆树枝作画笔，和我说，你看我和你爸在画古汉桥，你也来试试，看能画出多少。结果画完以后他们一看，我的“作品”也是有模有样，桥上的廊檐，桥下的方砖，入口的梯子，都像是个古建筑的样式。</p>
 <p>后来常书鸿先生就和我父亲说，你这个姑娘写生写得多好，将来是要让她学画画的。我父亲也觉得我有速写的能力，以后就好好地画画，把他的艺术事业继承下去。所以我从小就在敦煌莫高窟看着他们临摹、复原、写生，我自己也在一边画画。那时候我们有一批小伙伴，都没有正式的学校上课，一直到我8岁的时候，段文杰先生的太太来了莫高窟，我们才有了老师统一看顾，就是照片里的龙时英老师。当时，我们一伙小朋友到洞窟里去玩耍，看见那些鬼神的塑像，其他的小伙伴都觉得有些恐怖，但我从来没有被吓到过。因为我的父母一直和我说，他们研究的是“人的敦煌”，这些塑像都是古代匠人们用泥巴做的，透过它的造型、色彩和工艺，我们可以去研究古代敦煌的艺术流变和文化传承，哪怕塑像的嘴里能吐出一根蛇来，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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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夏天拍摄于敦煌莫高窟，后排：龙时英，中排：右1.王述凡、右2.窦敦德、右3.常嘉皋、右4.周玉兰、右5.霍秀丽、右6.朱正莲，前排：右1.孙毅华、右1.孙毅华、右2.李宏、右3.史敦宇、右4.周家生、右5.霍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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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洞窟里的色彩和形象，就这样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从河滩上的一根榆树枝开始，一画就是一辈子。在父母辈的影响下，我一直沉浸在敦煌壁画的复原工作中，做了几十年的美术教师，培养了很多对敦煌艺术感兴趣的学生，他们投身于各行各业，在不同的领域里为敦煌艺术的传播贡献力量。我的父母长眠于莫高窟前，我也已经年逾古稀，但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弘扬，是没有尽头的事业。借助复原作品整理和出版的机会，我非常高兴能够向更多的读者展现敦煌的美，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孩子们，你们是敦煌艺术传承和延续的希望。我想，让更多的人欣赏敦煌、读懂敦煌，这就是复原壁画的美育意义之所在。</p>
 <p>虽然这些年来，我辗转在兰州、北京、上海等地居住，但敦煌一直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敦煌的水土养育了我，莫高窟的文化氛围塑造了我，那些瑰丽绚烂的壁画彩绘，生动神异的石窟故事，永远留存在我的画布上，成为我生命中难以割舍的部分，因此我也一直认定，我的家，就在敦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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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内精彩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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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敦宇<br>
   编辑：金久超<br>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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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 两代人跨越70年的坚守与传承，重现敦煌壁画初成之时的绝美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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