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晓军丨引擎盖画龙，用艺术对话达·芬奇

近日上海博物馆大堂迎来“对话达·芬奇——文艺复兴与东方美学艺术特展”的彩蛋活动——“行云流水——从达•芬奇到帕加尼Utopia” 限时专题展览，用艺术对话科技。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副研究馆员颜晓军获邀在第三代Utopia的引擎盖上绘制一幅中国龙。

用艺术如何对话达·芬奇、对话科技？让我们看看颜晓军的作品创作谈。

——编者

收到上海博物馆馆方的一个创作任务，是要在“行云流水——从达•芬奇到帕加尼Utopia”展览展出的一个意大利超跑车引擎盖上画一条中国龙。

2024年3月1日，终于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目前空置的最大的一号展厅见到这个Utopia引擎盖。我慢慢欣赏它的每一个细节，不禁赞叹这不是工业产品，而是一件艺术品。后来帕加尼先生告诉我，这个引擎盖需要四个巧手女工用四天时间全手工制作。它的烤漆是黑色，斜向分布着一道道暗灰色花纹，给人一种蟒蛇皮的质感。这个颜色，肯定不能用传统中国画的水墨来表现，而是让我联想起在磁青纸上用金银粉作画。因此，直觉告诉我画一条金龙才是最佳的。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龙是万灵的主宰，是天的代表，象征着至高的权力。中国龙变化通灵，至仁至善，潜于幽暗，飞达九天，爱护人类。它既可以穿岩破壁，也可以披江舞火，得到人们的祭祀，保佑风调雨顺。中国龙的形象在艺术上有古今演变，在绘画、织物、陶瓷、建筑、家具等不同领域都呈现出不同的表现。那么选择什么样的龙才合适呢？

Utopia引擎盖总宽两米左右，正中是它的标志，两侧是牛角状横着的风口，正下方有一个鹰嘴状的凸起。标志和鹰嘴在中竖轴线形成一个狭窄区域，两边则是凸起的车灯。引擎盖的正面看起来似乎可以画一个龙的正脸。可惜的是，龙的正脸需要双角向上而不是横向，上面需要头顶的鬃毛，下面还需要下颌与胡须。我想这个引擎盖的形状难以满足画龙正脸的需要，最好是画V形走向的一整条龙了。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南宋陈容《九龙图》，其中第四条龙是我的最爱。它双角四爪，手握如意宝珠，从海水中飞腾而出，御火而行，冲向天空。它高昂回首，眼神顾盼，尾部隐匿，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展现了龙行健不息的精神，以及对天地阴阳五行和谐的期盼。于是，我决定以这条龙作为参考，把它按照引擎盖的形态进行再现。这仿佛是音乐领域用中国古琴再现《碣石调·幽兰》，或者西方乐器再现巴赫的音乐那样。

我用丙烯的金色颜料作画。因为丙烯的附着力强，不易脱落，而且速干。不过，可用水稀释的丙烯颜料很快让我感到了在引擎盖上画画的压力。因为Utopia引擎盖的烤漆精美细腻极了，不像正常的绘画材质那样具有纤维，能够吸附颜料、油水。稍淡的颜料在漆面上很快被物理性地收缩成水珠痕迹，仿佛是雨水打在玻璃或者塑料板上那样断开，完全不具备中国画的笔线之美。所以，必须改变思路，不能像国画那样过多运用水分，来产生浓淡干湿的变化。我从烤漆又联想到了中国传统漆艺和漆画，可以尝试以浓稠的颜料直接作画，严格控制调入的水分，通过颜料厚度来掌握浓淡层次。

因为丙烯的速干特性，不能在之后进行修改，加上刮除颜料会损害车漆。所以，我既不能先打草稿，也无法修改——我只能选择一次性画成，保证笔笔精准！两米左右宽的尺幅，以及复杂的细节刻画，非常考验我对艺术造型与构图的掌控能力。引擎盖烤漆这样特殊的材质大大降低了我的运笔速度，甚至需要部分改变运笔方法。我的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既要理解陈容原作的造型、笔墨、神态、意境，又要根据引擎盖的实际情况进行改变，把这个形态的龙放大到引擎盖上去。

画中国画，尤其是工笔画，对造型和用笔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最怕的就是遇上打滑的材质。在打滑的材质上，笔墨会容易“留不住”，显得浮滑轻佻。而引擎盖的烤漆却正是这种打滑的材质。我用梅箓竹笔杆和野兔毛做的“紫毫”笔勾勒线条，降低运笔速度，让中国画笔墨的“用笔”与龙的形体结构更好地结合。有如油漆般粘稠的丙烯颜料也让我选择了漆画描绘厚重的表现方式。

1日下午，我勾勒完了龙的前半部分。提醒自己进度不能过快，需要对引擎盖这种材质的特性进行反思，以总结经验并及时调整艺术表现技法。意方人员傍晚时分来查看我的创作情况，我给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构思和画法。

2日我再来到一号展厅，帕加尼第一代超跑红标Zonda Cique已经开进来，暂存在引擎盖旁边了。透过车罩，它的轮廓与形体清晰可见。那优美的线条仿佛达芬奇的笔线。一个个块面仿佛古希腊、古罗马雕塑中人体的结构。让我联想起“曹衣出水”的典故。它静静地趴在那里陪伴了我接下来的两天，看我给Utopia引擎盖画上中国龙。它看起来很温顺乖巧，但也能想象它一旦发动，奔跑起来是行云流水一般，能将速度玩到极致。这不正是中国人说的“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吗？到这天下午我完成了龙的后半部分的勾勒，并及时收工，以克制创作的冲动，恢复理性的反思。

还是傍晚，意方带着帕加尼先生来到创作现场，表示对勾勒的龙感到满意。但我告诉他这只是勾勒，还没有深入刻画呢。他说这个创作环境不够理想，只有一盏灯也不够亮。我说龙本身就生活在幽暗的潜渊，大海深处是它的故乡。同时，因为引擎盖光亮的烤漆会因为太多灯光而产生炫目的反光，破坏创作的感受。所以我只保留了头顶一盏灯泡，产生的角度完美避开了反光。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来画，就无所谓灯光昏暗了。

3日是最关键的一天，要对龙的细节进行刻画，并描绘出海浪云气，这需要屏气凝神一气呵成。我用天然牛角柄的大号狼毫“抓笔”调试丙烯颜料与水分。狼毫细腻柔和又不失弹性的优点展现无遗。颜料能够让我随心所欲地达到想要的效果，笔触走在想要的位置。我反向思考，从引擎盖烤漆天然拒水的物理特性得到启发，第一遍描绘的海水波涛大多凝结成了天然的水珠。颜料干了之后，我得到了满意的波涛水浪的雏形。我用赤金描绘海浪，因为赤金颜色发红偏暗，可以和描绘龙的黄金产生对比。经过多次连续的描绘，海浪就完成了。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山。

晚饭后我开始刻画龙的细节。首先是画龙头，无论哪个部位都要一丝不苟。其次刻画龙鳞龙身，对鳞片的质感，以及龙身的旋转变化，都需要通过线条来表现。因为在烤漆面上无法用绢纸上的渲染方法，只能用点和短线表现鳞片的质感。我把笔线之间的弯曲联系更紧密，用最简单的线作为语言，来展现龙身的旋转与动态。国画的用笔训练这时候极大地帮助了我。笔线是国画最基本的要素，所谓线的表达，既要用线作为物体的轮廓，也要与物体的形态、动态紧密贴合。更重要的是笔线自己的质量也备受关注，线自身也要符合各种审美规范。有的需要苍劲有力，有的需要粗壮敦厚，有的需要细致飘逸……总之，根据具体绘画的需要而变化无穷。

最难之处是龙爪握着的如意宝珠。宝珠被龙的四个指爪紧扣，宝珠的轮廓被分成四部分，但是透过龙爪的背后似乎还是一个正圆。在引擎盖上画，比例要比原作在纸上更饱满粗壮才行。所以我稍作休息，凝神静虑，用笔挑了比较厚的颜料，一口气在勾勒线上复勾出这个圆。退后一看，还是非常符合正圆的，比圆规画的还生动。笔线本身也凸起圆浑，像玉镯那样。

最后，我用漆画的技法，用笔尖挑了厚重粘稠的颜料，把龙复勾一遍。尤其是龙头部分，颜料厚厚堆砌，那种厚重立体的感觉就马上显现出来了。而仔细数一下，也就是那寥寥几笔。这就是中国画线条的表现力，充满了魅力！这时候已经是子夜时分，整个博物馆都非常安静。我做出了最后的步骤——“画龙点睛”。我仔细端详这幅作品，突然抓起笔，挑了一坨很厚的颜料，先往龙的右眼点去。笔尖打圈收住，颜料刚好形成凸起的一个圈，笔尖离开的地方在这个圈里面留下凸起的一个点。一秒钟之内，我迅疾点出了另一个左眼的睛，也形成了相似的天然笔触。简直堪称完美！

创作的这三天，我用带来的茶具泡上茶，让茶的香气浸漫，就仿佛坐在自家书斋工作室里那样。中国艺术最讲究“散怀”和“放心”，即不能拘束创作的心灵，要让灵感自由飞翔。泡茶喝茶是我生活的日常，会像仪式一般把我的思维带入艺术世界，忘记了周遭的环境，甚至忘记我自己。我在引擎盖前思考着黑白两色的转化，线条与体块的运动。迥异于国画白纸黑墨的表现方式，“智者观白”的哲思给予我创作最直接的指引。

在每次开笔之前和休息的间隔，我都拿出心爱的金竹洞箫演奏一番。中国的洞箫特有的音色，被称为“龙声呜咽”。我练习一些片段，又即兴用洞箫吹奏模仿龙吟、海啸、风颂。我的心灵仿佛和龙一起飞翔，冲出海底潜渊的岩石，踏破海涛激起浪花，冲天而上，又盘旋飞舞。我想起了古琴曲《龙翔操》的韵律，也体会了成连子给伯牙的“移情”之教。就这样，我在Utopia引擎盖上召唤出了这条神龙。开幕那天，帕加尼先生听了我的这段创作经历，马上说起达芬奇在画《蒙娜丽莎》时也通过熏香等富有仪式感的方式来产生冥想，召唤灵感。

沃尔夫林在《艺术史的基本原理》中归纳出五对包含着辩证关系的基本概念，探讨了欧洲16至17世纪艺术史的嬗变。这可以很好地解读达芬奇的艺术，以及他对后来艺术演变的启发。帕加尼先生把汽车做成了艺术品，他说是受到了达芬奇的极大启发。帕加尼车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来说明艺术与科技的关系是辩证的，更是可以相互借鉴与启发的。

这样的辩证关系也体现于中西方艺术中。潘天寿先生不苟同林风眠先生“中西融合”的提法，而是明确提出中西方艺术是两座并峙的高峰。两座高峰的底部是由人类文明的山脉相联，但两座高峰各具特色。这种“相异”就是阴阳的两极，只有具备两极，才能产生交流。这不仅是实际的历史情况，也符合朴素的哲学原理。艺术之所以能够跨国界，超越不同民族与社会，正是那内在的山脉，将中西方艺术高峰的两极连在一起，并产生了交汇互动。

在我看来，达芬奇是西方艺术的“龙”。他的艺术天赋至高，无论思维与生平都充满神秘，让人有“见其首而不见其尾”的莫测感。帕加尼先生受到达芬奇的启发，我则受到陈容的启发，可以说，我们用作品本身的艺术性进行了一次隽永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