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世纪杰出的电影大师，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亲历了数字工具的巨大进步对电影技术的彻底改变，他坚信这一变革将深刻地影响电影的构思、创作和导演方式。《科波拉现场电影大师课：现场电影及其技巧》中，不仅充满了科波拉生动的传奇轶事，也集结了他在俄克拉荷马城市社区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工作坊中关于现场电影实践的宝贵经验。本书是“迷影人”、专业领域人士不可或缺的电影指南，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现场电影”把电影制作带入创造性的新时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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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介绍
作为一个出生于1939年并有着科学爱好的孩子，我被我那个时代的一个新的奇迹——电视所深深吸引并被它迷住。我的父亲是一位古典音乐家，也是托斯卡尼尼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交响乐团的首席长笛演奏家，他也被这个新事物所吸引。我的祖父是一位工具和模具大师的儿子，他设计并制造了能让电影说话的机器维他风。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的父亲总是能把纽约市“无线电街”商业街中最新的设备带回家，像是普雷斯托家庭唱片机、电磁带录音机，然后是第一台电视机。在我七岁时，也正是摆弄这些东西最佳的年纪，所以当我们的摩托罗拉小屏幕电视出现在我长岛的家中时，我欣喜若狂。
的确，在1946年还没有那么多的节目，所以我花费大量时间看电视里的几何形测试图案，等待某些东西的开始。我还能记得一些早期的节目，哈迪·杜迪在他晚年时一点也不像那个著名的木偶。他那时瘦骨嶙峋，有着金色的头发，脸上缠着绷带，我们听说他为了竞选总统，还进行了外科整形手术。当然，我们这些孩子对版权诉讼一无所知，当那个木偶的创作者拒绝让出他的角色的版权时，他不得不介绍给观众一个新的并且有完整版权的木偶设计。新泽西的第十三频道播出了几部艺术家联盟的牛仔电影，还有杜蒙电视网在第五频道也播出了一些节目，包括《电视游侠》。当我九岁的时候，我因小儿麻痹症而瘫痪。我在我的房间里成了一个囚犯，电视是我的一切，还有一些木偶、录音机和一个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玩具。有一年，我没有见过除了我的兄弟姐妹之外的其他孩子。带着喜悦和渴望，我看了《霍恩和哈达特的儿童时光》，其中有才华横溢的孩子们的表演，以及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女孩们在唱歌和跳舞。
后来我长大以后恢复了行走的能力，但还是坚持看电视。我十五岁时被电视美好的黄金时代所吸引，我开始认为我也可以写剧本。这是一个因现场直播的电视剧而闻名的时期：就像飞歌电视剧场和《剧院90分》，它们以罗德·塞林和帕迪·查耶夫斯基这些年轻编剧的原创电视剧为特色，还有像亚瑟·潘、西德尼·吕美特和约翰·弗兰肯海默这样的年轻导演们的节目。像《君子好逑》、《玫瑰与酒的日子》和《拳台血泪》，这些由像欧内斯特·博格宁、 杰克·帕兰斯、派珀·劳瑞和克劳斯·利特曼这样的明星们出演的、令人惊叹并富有野心的作品都是在那几年里出现的，而且是在录像带录制还没出现之前在现场表演的（这些电视剧中的许多部很快就被拍成了电影）。即使在十几岁的时候，从其中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里的风格、强烈的镜头使用和电影式的表达方式上，我就能看出这些作品与电影十分相似。毫无例外，其中最好的作品都是约翰·弗兰肯海默的，他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电影导演，在他的生涯中执导了许多伟大的电影。我想说的是，我对现场电影的概念是在观看弗兰肯海默在电视上的作品时萌生的，直到今天我仍然保留着一些关于它们的想法。
在这本书中，我希望完成的是阐述“现场电影”这个理念，并探索它的技术，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好处和明显的局限性。我的视角是一个在直播电视中长大、在戏剧方面受过早期训练，一生都在从事编剧、制片人和电影导演工作的导演。我一直梦想着用所有这些方式同时工作：以现场电影的某种形式。技术在不断变化，这为“这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放弃控制”以及“现场电影与戏剧、电视和传统电影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我将在本书中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通过深刻的个人反思学习到的，以及在此期间对两个我正在进行的题为“黑暗的电气幻象”的荧幕长剧的部分工作的实验性研讨。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