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9日，瑞士举办了对欧盟移民实施数量管制的全民公投。随着提案通过，这个外籍人士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三的欧洲小国将缩紧自己过去每年接纳大约七万移民（其中近四分之三的移民来自欧盟）的配额。主张这一限制提案的本地居民认为，移民的大量涌入加重了瑞士经济和社会的负担，造成房租涨价、交通拥塞和社会福利系统超载等问题，因而支持打破已与欧盟签订了十二年的协定。

而在这些反对声音的另一面，是数以万计的移民家庭处于夹缝中的生存现状：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的无处落脚的尴尬。在这样的变化中，阅读梅琳达·纳吉·阿波尼的《鸽子起飞》似乎恰逢其时。这部同时摘得2010年“德国图书奖”和“瑞士图书奖”的自传体作品，娓娓讲述了一个前南斯拉夫匈牙利裔家庭移民瑞士前后的生活变迁，以科奇斯一家长女伊尔蒂的视角观察着两个状似对立且不可调和的世界，记录着一家人在异乡与故土间来回奔徙的惘然，以及在回忆与遗忘中寻找自我归属的破碎的希望。

伊尔蒂的父母早年从伏伊伏丁那地区移民到瑞士。和大部分没有职业技能的移民一样，他们以打黑工和做清洁员起家，之后逐渐站稳脚跟，把两个女儿接来瑞士共同生活。凭借多年的辛勤劳动，科奇斯一家终于用开洗衣店攒下的钱接手了一个位于富人湖区的咖啡馆。尽管他们幸运地远离家乡战争的侵扰，但生活本身之于科奇斯一家就是一场战斗。即使本地的新闻简报宣称“该家庭来自前南斯拉夫，已经成功融入瑞士社会”，也无法穿透隐藏在其和蔼可亲面具之下的拒绝。

与伊尔蒂不同，妹妹娜米表现得更加成熟，在她看来，自己就该从原则上比别人活得更快乐些，“因为我们在不同的世界里都有家”；但她也不得不承认，“真正的归属感却没有”。虽是一胞同生的姐妹，两人代表的却是两类心态截然不同的移民后裔。敏感、脆弱的伊尔蒂为每一点事关故乡的记忆的模糊而痛惜，也为自己的被边缘化而愤怒。在一次蓄意弄脏咖啡馆厕所的恶意事件后，伊尔蒂忍无可忍地从家里搬走，拒绝再去店里帮忙。她住进高速公路旁的一间公寓里，缓慢地清点自己的过去，眺望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在德语中，“Heimat”几乎是一个不可转译的名词，导演爱德嘉·莱兹曾用长达四十多个小时的三部曲来诠释这个词语在日耳曼民族内心的分量。而作为一种“不存在的存在”的瑞士德语文学，尤其是一个外来移民家庭后裔的瑞士德语作家，究竟该从怎样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才能准确地击中“故乡”这一几乎从未停止流动的概念？

答案是模糊渐远的。作者以前南斯拉夫与欧洲近代史上的几个关键节点为标志：1946年前南斯拉夫公有化运动、1970年瑞士首次移民公投、1980年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逝世、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直至1992年的波黑战争，将个人与家族的过往打乱、切碎，镶嵌进历史的断层与碎片中。歌谣般优美的语言消解了以往类似主题小说惯用的宏大叙事，转而将注意力放置到更具象的细节：奶奶轻柔地哼唱、夜里青蛙呱呱鸣叫、猪眼睛里透出狡黠的目光、蜂蜜的味道、带着大海咸味的空气……没有什么能够捕捉到童年氛围的真谛，只有一星半点的气味和声响提醒着她们曾经的来路。

和大多数“故乡”文学与电影类似的，梅琳达笔下的“故乡”也经历着父亲形象的缺失。阿波尼始终没有正面描写过父亲的外貌，我们看到的只是女儿、妻子和母亲眼中的一个男人：他在婚宴上喝得酩酊大醉，在咖啡馆里埋头工作，咒骂、忍耐，没有反抗的余地。甚至父亲的父亲也以一种不在场的形式与一段被埋藏的历史共同隐遁进更遥远的过去。生活给予第一代移民的选择很窄，而他们为了生存只能隐忍。这种拒绝的姿态在家庭内部转化为交流的疏失，进一步切断了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孩子们与过去的联系。

也许正是因为无法谈论，作者才会转而选择书写。书写，既是纪念又是遗忘。在离开故乡的旅途中，伊尔蒂“专注于窗外略过的地名标牌，岑塔、切塔、森塔，这是我家乡小城的名字，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西里尔语和匈牙利语书写”。也许是她太过专注于此，以至于都弄错了自己抵达这片异乡土地的过程。她让回忆静止在火车站与父母团聚的那一刻，或者是为了保全与伏伊伏丁那的最后一丝联系。这种与过去的生活突然决裂的震惊导致她再也无法连贯地书写之后在故土与异乡间发生的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两者间千丝万缕又支离破碎的联系，但正是借由记忆的错置与寻回才能理解伊尔蒂被生生扯离故乡的无措。

在异国的土地上书写故乡，不仅是阿波尼这类作家弥合伤口的尝试，或许也是他们挽回被抛弃的母语、信仰、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唯一途径。

文/杨懿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