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先生

 

 

本文作者陈铁健先生（右）与吴江老（中）及唐宝林先生二〇〇三年在吴老京城雅宝路寓所“冷石斋”合影。 丕军 摄

 

 

《吴江文稿》

 

 

《吴江别集》

 

 

吴江先生书房——“冷石斋” 隐全 摄

 

 

 

 

吴江老“冷石斋”所藏砚石（部分）

 

 

吴老题赠本报编辑：“这大概是最后一本集子了。谢谢读书周报。”

 

■陈铁健

 

编者的话

 

本月13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终定稿者、本报重要作者吴江先生逝世三周年。为此本报今特刊发陈铁健先生撰写的《师缘十载漫思忆——读<吴江文稿>及其他》，和陈侃章先生撰写的《可敬的吴江老夫子》，以为纪念。

 

吴老晚年坚持独立思考，笔耕不辍，对本报支持、关爱有加，于“冷石斋”为本报撰写了近四十篇文章，其中包括2011年底发表的堪称“绝唱”的《谈“实践的思想路线”——兼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这些文章已分别收入三卷本《吴江文稿》和《吴江别集》（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等吴江先生自选集。

 

2012年初，《吴江别集》出版后，吴老题赠本报编辑：“这大概是最后一本集子了。谢谢读书周报。”在此，本报谨向吴老在天之灵致以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吴老于2012年11月13日病逝，屈指算来已近三年，无时不在念中。《吴江文稿》常置案头，不时拜读，心有所思，付于拙文寄托景仰与缅怀之情。

 

亦师亦友

 

我与吴老相见很晚，对他的道德文章早已耳闻目睹，神交而已。1978年8月中旬，中国现代史研究室草创之际，在中共中央党校自得园借屋编书，其时吴老已在党校工作，却无缘拜见。

 

先是，1976年12月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一文，公开揭露“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罪行，引起编辑部同人的好评，我是其中受教者。此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当代中国的大启蒙，深刻影响政治当局的决策，吴老及其团队的卓越贡献，为世所知，我由衷敬佩。在这前后，在黎澍指导下，我以石之、陈中等笔名

 

在《历史研究》连续发表揭批“四人帮”及梁效、罗思鼎的文章，引来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刘经宇等交流访谈，并向他们提供相关资料。今天回想，此事当与吴老的提议有关。1978年秋，根据胡乔木先生的安排，黎澍领导郑惠、郑新如、席宣、徐世华和我收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资料，准备编写国史时，黎公不止一次说到吴老，赞许有加。

 

二十多年后，2001年初，吴老把他在1997年与香港友人的一次谈话《今天怎样看马克思主义？》打印稿，送给唐宝林兄，随即刊于陈独秀研究会内刊《陈独秀研究动态》。同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的《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书，收入此文。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史学前沿”课中以及各地学术讲座中，不止一次介绍吴老的大作，听众反响强烈，好评多多。正如邵燕祥兄所说：“空谷足音”，震撼学界，并溢于社会各界。稍晚，我收到吴老寄来的大作，附函谓此书“是针对社会主义运动中流行了几十年的‘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思潮而发”，“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按我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门大史学（即马克思恩格斯自称的‘历史科学’），而非长期被演绎成的‘经典原理学’——这可说是‘教条主义大本营’……不能将原理奉为教旨……我们不能再搞老一套或只是重新粉饰门面了。必须走自我反思、自我修正、自我创新之路。这是我的一点看法，散见在本书各篇中。不知适当否？”谈到研究学问，吴老说，首先要的是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要尊重并有助于发扬此种精神，而不是相反。

 

我素与理论隔膜，从来敬而远之。唯对此书寓于史中的至理名言，却似乎神会已久，好不欣然释怀。对吴老的敬重又进一层。此后，吴老每出一书，都惠赐益我。我与吴老交往十多年，始终以书文为纽带，不挟任何功利色彩。1960年代，我读研究生后以李新、黎澍为导师。黎公谢世，李公病笃，接替两师的新导师便是吴老，自诩是他的私淑门生，虽近于高攀却怡然自喜，心安理得。

 

砚石之赏

 

我幼年从父母、祖父与外祖父习字，与笔墨纸砚亲近。爱砚成癖，兼爱奇石文玩。与吴老相识前，已得砚近百方，奇石数十件。由东直门移家京南亦庄，砚石装布袋数十。搬家师傅装车时咸异袋小而奇重，问是何物，告之，立呈不解之色。我的砚石多小型，及见吴老家中砚石，则如小巫见大巫。吴老藏砚形大体重，多置书案椅后的书柜下层。每访谒，吴老必躬身从柜中搬出大砚，颇费力气。坐定，细说砚史、石色、雕工。藏石满布于书房、客厅，无处不有，琳琅满目，异彩纷呈，观之心旷神怡，流连不舍。

 

谈砚说石，彼此投缘，有说不完的话。我说：吴老，您弯腰从低柜中取大砚，太累易伤。吴老说：搬上搬下，是难得的健身机会，不觉有累，习惯了。我的藏砚皆有笔记，并在砚盖贴纸记其产地、类别、尺寸与作者。吴老亦在盒中置说明，在石前置标牌命名。案头均置最喜之砚，时有更替。吴老案头常见一洮河红色石砚（洮砚多绿，红石乃稀见珍品），高半尺，池端雕一立鸽，温静宁馨，颇助文思。每到吴府，必伫观此砚良久，真好享受。

 

2003年10月3日，应吴老邀，与唐宝林、常丕军一起去东城雅宝公寓吴府拜见，一见如故，畅谈竟日，饭后始归。10月下旬，吴老驾临东直门舍下，赠我一方端石弥勒佛大砚，长宽逾尺，以坑仔石中绿色双眼，雕成一双佛眼，目光如炬，而生动鲜活。可惜，移居亦庄时置于旧房储藏间，被后来租户不告而“取”，同时被“取”的还有两方赤、黛色歙石大砚。此后，吴老惠赠之宝物甚多，如汉代彩绘陶俑、魏晋彩绘墓砖、山西文石独占鳌头砚、山东石可铭文澄泥公孙砚、仿端石澄泥树桩砚及洮河彩虹石，等等。

 

每次拜望吴老，除赏饭于客厅，多在书房交谈。案头，摊开他正在写作的文稿。八十多岁高龄的吴老，每天伏案书写，让人感动不已。吴老不时在电话中问我正在写什么？我常以“无所视事”作答。他郑重地劝促我多动脑动笔写文章，不仅增进学识，且可防老年痴呆。他说：“我之动脑动手写东西，主要是为了防呆，呆了既扰他人，又浪费生命，不可小视。”遵嘱，我力争多读、常思、勤写。然而，吴老的书一本接一本问世，我只能一篇连一篇地写，又是小巫大巫之别了。

 

文心契合

 

2010年春，读尚明轩兄著《宋庆龄的后半生》一书，心有所感。遂据唐宝林兄提供的宋氏晚年书信，写《她永远美丽》一文，刊于《文汇读书周报》。宋氏晚年书信摘要打印稿所收，计1955年一封，1957年一封，“文革”期间七封。当宝林兄把它交给我时，一眼便看到吴老校阅的笔迹。我打电话给他，问书信的真实性，吴老语气肯定：“真实可靠！虽然未见全文，只有摘要，却足以反映宋庆龄建国后对国事的关切，仗义执言，毫不妥协，远胜于那些身居要津却唯唯诺诺、盲从紧跟者！”她与政学艺文各界经历各种运动被整怕吓怕的那些脊骨软化、筋脉倒转、寸光皆无、匍匐在地的懦夫相比，何止霄壤之别。4月2日，小文刊出。隔天中午近一点，我刚从外边回家，就接到吴老来电，还是那句话：“你是不写，一旦写了，就一鸣惊人哪！我看你写《她永远美丽》，将来可收入文集。这篇文章写得好，震撼！有思想，有魄力，文字也好。我原来也收集到不少宋庆龄材料，想写她。你的文章发表，我可以不写了。”又问：“最近收到什么宝贝（指砚、石——笔者）没有？”下午两点，吴老又电，要一本《宋庆龄的后半生》，我说马上请尚明轩送到府上。从此，尚明轩兄与吴老建立了联系。近五点，吴老第三次来电，说他又看了宋庆龄晚年材料，其中有她临终前对中共中央接受她入党时的谈话，凛然感人。吴老说，从宋庆龄晚年的表现，可以看出她与孙中山以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我理解吴老的意思。前不久拜读杨天石兄著《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其人》一文，深以为是——

 

他（蒋介石）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早年也是个愤青，思想比较左倾，比较革命。他曾经主张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把资本家杀光，极左，但是他后来逐渐走向了一条温和路线。蒋介石谈他为什么反共，他自己说他跟共产党是三个分歧。第一条私有制，蒋介石认为中共是反对私有制，蒋说国民党要保护私有制。第二条是阶级斗争，蒋说共产党是要搞阶级斗争的，国民党反对阶级斗争，要搞阶级合作。第三条共产党说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蒋说国民党要代表全民的利益。①

 

孙中山治国的思想路线，也大抵如此。1925—1927年国共合作大革命后期，导致两党分裂的重要原因就是改良与激进这两种思想、两条路线和由此形成的两条道路的冲突。宋庆龄当年反对蒋介石对中共党人的屠戮，却始终忠于孙中山的思想、路线和道路。她晚年对建国后一再出现、愈演愈烈的激进行为乃至巨大灾祸，表示强烈反对而决不盲从，盖源于此。

 

吴老著作中，对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瞿秋白、郁达夫、陈寅恪的赞许，对汪精卫、陈公博、周作人、胡兰成的斥责，对古今中外重大历史问题的洞察评点，都深契我心，受益匪浅。

 

谈佛说经

 

2004年8月6日，吴老寄来一篇游记《论雷峰塔的重建》，记他同年5月间游杭州西湖对唐代佛寺建塔之风的感慨。内中对保俶塔、雷峰塔、六和塔，尤其是雷峰塔评述甚详。雷峰塔倒，源于兵火之灾，更与民间迷信求财、盗挖不止有直接关系。中国人难改的“十景病”又令此塔重生，成为一座金碧辉煌、有电梯相通的现代化“古塔”。文末写道：

 

记得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在1931年，为了念初中。适值“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旋即辍学就地流浪，寻找理想。那时雷峰塔早已倒掉了，无由得见。这次总算见到了。但我此行是为了告别，因此初次见到也极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见到了。无可奈何人老去，万种离情寄此湖（原为“塔”，寄我时吴老改为“湖”——笔者）——书此两句，就此别矣！

 

2004年6月22日

 

吴老当时身体欠安，不时住院疗养，因而有此心境，故作此语。吴老编选《吴江文稿》时，置此文于末卷之末篇，亦寓有深意焉。

 

吴老是哲学家，又是善良人，对佛学的高度智慧与终极境界，颇为关注。2006年春，我在东直门寓所收到他寄来的《赵朴初说佛》（朱洪编著），内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吴老亲笔旁批：“日诵三遍，保君度一切苦厄，包括政治苦。”《心经》手边早已有，是沈阳一位老友面赠之册，谓多诵必有善果。老友于多年前谢世，是位虔诚居士。《心经》二百六十字，是六百卷《大般若经》浓缩版，提要式的口诀。其中说“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又有神秘的咒语。超度亡灵，早晚佛事，配乐吟唱，到处可用。“波罗蜜多”是梵语，意为“到达彼岸”，即从烦恼苦痛的此岸“度”到觉悟智慧的彼岸，摆脱一切苦厄。讲色空，防止身、口、意三业的过失，使精神安和，远离欲望，断除迷惑，证悟真理。从行为到精神，自我修持，终能叩开圆觉之门。佛教倡导熄灭烦恼的“涅槃”，乃是哲理化了的彼岸世界，被后世说成“常乐我净”的理想，即永恒、幸福、自由、高洁的境界。梁启超就以这种境界作为“大同”理想的说明。②我于世上诸般“经典”无趣无研亦无求，因此《心经》置诸书柜，偶而当作闲书浏览，并未入心。

 

吴老崇佛而非迷信，他赞同赵朴初老的观点：佛教是文化，既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信仰，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宗教文化。魏晋六朝隋唐佛教之盛，辉映千年，五代北宋续其余晖，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至深。

 

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简编》唐五代文化一章，辟两节专写佛教。写前请张遵骝广搜资料，范老精研佛学典籍后始动笔。结论与赵朴初老迥异：

 

佛经里诳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做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传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③

 

（佛教徒中有人）言行相违，步步行有，口口谈空，教人拨无因果，宣称“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④

 

范老辟佛之论，有理有据，成一家言，乃学术多元的必然呈现，也是学术繁荣不可或缺的标志。《赵朴初说佛》一书编者朱洪先生说范老晚年即“文革”初期有“反思，感到他对佛教的批判不尽恰当，有点后悔，想重新写”。⑤此说不知依何所出？1965—1969年范老病逝前，我在范老的通史组工作，每逢毛泽东主席生日前夕的12月25日（26日亦为范老生日），范老必在富强胡同寓所设家宴，邀全组同人聚餐食面为毛公祝寿。无论公私场合，都未听范老说及辟佛之有悔意。“文革”初起至1969年7月范老谢世，他有几次自我检查，亦未涉及此事。1990年代，蔡美彪先生续编范老通史，出齐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简编》，其论唐五代佛教章节，依旧保持原貌。经查，无论是1965年版、1978年版、1994年版、2009年版，都说佛教是设计极巧的一套大骗术，从无改变，何来悔意？可见，朱洪所引周建人先生听范老所说“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哲学史、中国的文化史”，只能说范老认为佛教与佛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应有其重要地位，而非表明他已放弃辟佛之论了。

 

纵论政治

 

1949年以后，中国发生的种种错误乃至“反右派”、“大跃进”、“文革”那样的灾祸，明白地告诉后之来者，任何伟大人物，自信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结果总是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诚如黎澍所说：“历史的规律从来是每个人得到的都不是他想要的。”⑥发动“文革”说是“反修防修”，域中大乱，全民若狂，结果却是一场浩劫，便是一证。吴老谈到如何书写伟人的过错，在中国确是一个难题。倘若禁忌太多，必然阻碍还原历史真相，伟人尊严何在？他赞成黎澍说过的意见：应当明明白白地把事情说清楚，这样做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伟人形象，但是事实早为人所共知，不说也难以改变人们的看法。掩饰作假尤其不好，其作用会适得其反，就连作假者也会受到后人的指责。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明知不对，还要死守，恰恰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了。

 

与吴老交往中，不懂政治而避谈政治的我有时无意间会从学术上突然滑向政治问题。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到处都有政治或者政治色彩。研究近、当代史，更与政治密切相关，无可逃避。

 

吴老说，“世人常不识政治为何物”，这“世人”中就含着我。又说政治既非孙中山所说“管理众人之事”，也非某些人所云“阶级斗争”。前者失之于泛，后者失之于偏。吴老说，政治是人与人之间（包括阶级、阶层、利益集团、政党、民族、国家之间等）对于权力与利益的争夺、分配与管理。所谓利益，当然是指经济利益，故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既然是争夺，政治便是一种社会行为艺术，一种权谋、诡道、交易，也是一种管理社会的方法。人们的行为固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其手段却都无所不用其极，需要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战争使这种手段达到极致，两次世界大战，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即使战争之外的政治斗争，也往往杀人不见血，整人不闻声，并且视为常态。无怪乎恩格斯说：“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它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她的凯旋车。”⑦人类固有的非人性因子，明显地表现于暴政和战争中，也表现在各种斗争行为中。为获取最大权力和最多利益，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历史上愈是伟大的人物愈是如此。而其标榜的旗号，往往是美好的崇高的，足以引人入胜，使人愿意为之前驱而奋斗终生。结局是，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多数追随者则被利用被践踏而一无所获，直至献出生命。当然，他们对历史前进的意义有所不同，或正面或负面，或正剧喜剧，或悲剧惨剧。归根到底，在不可逃避的政治面前，人们只能挣扎在无奈之中。正像恩格斯所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⑧如此而已。

 

谈到曾经长期存在的政治生活不正常状况，吴老深为叹息。我问，“文革”那样的灾难何以会在中国发生？吴老说，你去看我在2003年写的一篇文章《不要再将领导人放到火炉上去烤》，我的看法尽在其中。

 

我找到2003年7月兰州大学出版社版《冷石斋沉思录》。这是同年10月，吴老亲笔题签赠送的一本随感集。吴老写道：“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个人突出、个人崇拜是最大的祸根”，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吾皇万岁、我主圣明”的传统源远流长。上有“一言堂”，下必“一边倒”；上者“好个人专权”，下者“行妾妇之道”。高层领导干部中，一类是敢于说真话，坚持原则，但易遭打击迫害；一类是以大局为重，忍受委屈，顾全党的团结；一类是是非不分，盲目紧跟照办；一类是“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其中不乏历史有问题，或‘文革’中有劣迹的人），利用党内生活不正常摸政治气候，阿谀逢迎，投其所好，抬轿子，吹喇叭。神化个人，高举紧跟，骗取信任，争位邀宠；同时，把错误推向极端，制造政治经济危机。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抬轿子者，大多数是准备自己坐轿子的”。⑨

 

第四类人，时少时多，失意时人少，得意时人多。主要看当时领导人的状况如何。“如果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搞一言堂，热衷于个人崇拜，那就为这些人的活动提供绝好的机会”，“不可避免地为上述那种人所利用，甚至于受他们的蒙骗和包围，最终受他们的支配”。⑩及至察觉，打算收手，恶果已经酿成，悔之晚矣。

 

结论是：“对于领导者个人来说，搞‘个人崇拜’，无异等于把自己放到火炉上去烤，开始时也许会觉得有些‘暖洋洋’，但最终不免要被烤得焦头烂额，诚所谓‘善始而不得善终’，又何苦来呢？”“所以现在，除了建议领导人自己在权力问题上要高度谨慎之外，尤其要向那些喜欢吹喇叭抬轿子的人提个醒：应当老老实实地做人，不要再在领导人身上使心眼下赌注。真正为领导人的事业和前途着想，千万不要再将他们放到火炉上去烤了。”輥輯訛“文革”之痛犹在心头，不可不痛定思痛，警惕悲剧与灾难重演。

 

书法诗词

 

吴老早年喜爱文学，参加革命后虽弃文从政，仍在理论学术圈内，不改书生本色。“文革”中挨斗受批，在“牛棚”中写旧体诗词抒愤慨之怀，秘藏数十年，于2005年收入《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一书，是为“‘文化大革命’藏诗”五十四首。写尽作者“文革”中的境遇、心绪与感受，真所谓“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王国维语）。

 

大概是从王春瑜兄处知道我常写毛笔字，吴江要去两幅，说是书协某大家在他家中看到拙字，谬奖：“字写得不错，可以卖了。”我自知浅陋，只当笑谈，未予响应。我请吴老赐诗词墨宝，先后于2006年、2008年得其诗词两件：《南归无归处》《天路歌》（均为2006年7月因病住院时作）；书法条幅两帧：《胡绳凭吊李清照诗》，自作《回京所思》词。胡绳先生诗有句“路长嗟暮呼风起，道出从来志士情”，正是胡、吴两公当时心情写照。吴老题款曰：“书胡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凭吊李清照诗，实自嗟也。乃呈陈铁健同志留念。吴江戊子年一月。”《回京所思》条幅，左右上方分别盖押角印，朱文“集石草堂”、“月冷枫丹”。题款：“一九七六年八月离干校回京旧作，调寄沁园春，书赠铁健同志两正。书法虽不入流，往事堪成追忆。二○○八年九月，吴江九十一。”词锋直刺“满朝骄种，谁是未来？笔力再舒，奇峰十万，云气长惭地底埋。岂神州独许，鸡雀低徊？”“数万里江山搭戏台，看红楼演了，梁山水泊，佳人已老，强徒生哀”。此时，“文革”已步入末境，吴老词中怒斥的“四人帮”，两个月后束手被擒，正合词尾所写“燕舞莺歌千百回。谁知道，这峥嵘世界，天陨地摧”。明说唐山大地震，深意在投射“四人帮”“文革”之没路穷途。

 

长留人间

 

2006年8月26日，我由东城迁居亦庄，不常进城，也很少拜望吴老，只以电话联络。

 

2010年春，吴老几次电示，问我对史学理论与当代史学史研究有无兴趣，我说1980年代曾经参加过几次史学理论学术会议。那时思想开放，学风活跃，学者百无禁忌，有话即说；史学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与会者人皆受益。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样的会日益少见，也就不再与会了。吴老说，应该对当代史学史进行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你参加吗？我说，曾经写过一些就事论事的小文章，对理论研究一向低能，算了。我向吴老推荐瞿林东、蒋大椿两位史论家。吴老后来说，收到不少瞿林东送来的书刊，称赞瞿兄是一位史学理论专家。大椿兄说，他要去台湾讲学，回京后他送去一些书文并与吴老畅谈请教。

 

一年后，2009年11月19日，陈四益兄邀我同去吴府拜望吴老。归后，在获赠的《吴江文稿》首卷扉页题记：

 

昨天陈四益电告，吴老新书问世，拟遣公子送达亦庄。四益邀余进城拜望，取书。今日下午二时，四益驾车同赴雅宝公寓吴府。吴老拄杖出迎，畅谈逾时辞出。吴老为书题签仍用“月冷枫丹”、“吴江”两印。石之谨志，2009年11月19日下午5点于亦庄水东书屋。

 

《吴江文稿》三卷，列入俞可平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当之无愧。它与吴老的其他论著，是他作为论才文才皆备的当代思想家，留给今人与后世的珍遗。

 

笔墨寿于金石，吴老的道德文章长存世间。

 

2015年10月30日凌晨，脱稿于京南之水东书屋灯下。

 

注

 

①杨天石著《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三）》，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20页。

 

②拙文以上内容参见朱洪编著《赵朴初说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119页；又见吴平编《名家说佛》中杜继文、金克木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181页。

 

③④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篇》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5页，第639页。

 

⑤朱洪编著《赵朴初说佛》，第133页。⑥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卷，第4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140页。拙文以上内容参见吴江《说政治》一文，载《吴江文稿》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7—989页。

 

⑨⑩輥輯訛吴江著《冷石斋沉思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第114—115页，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