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浪漫：丘吉尔的奋斗与浮沉》

[美]迈克尔·谢尔顿著

何初心 惠露译

重庆出版社出版

作为BBC评选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温斯顿·丘吉尔是世界舞台上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丘吉尔晚年的辉煌遮蔽了他早年的奋斗历程，而这一阶段恰恰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多姿多彩和刻骨铭心的一段时光，他的个性与人格魅力也在此阶段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对丘吉尔研究多年，以详实的资料、生动的细节和严谨又不乏幽默的文笔，描述了丘吉尔早年的奋斗历程，关于他的勃勃雄心与浪漫追求。丘吉尔从不怀疑自己的命运，倾尽全力使自己成为大英帝国最富活力和想象力的政治家。终其一生，丘吉尔都怀着一种浪漫的激情深爱着自己的国家。

在保守党被孤立

丘吉尔和张伯伦之间那场自相残杀的战争在1904年进入了高潮阶段。3月底的某个周二在下议院里，政府因为拒绝举行一次普选来让民意决定自由贸易的问题而遭到了来自反对派的严厉打击。劳合·乔治指挥了这次攻击，指出当保守党试图解决如何让贸易保护主义被选民们接受的问题时，有很多其他迫在眉睫的问题被政府视而不见，国家摇摇欲坠，人民无依无靠。

他盯着贝尔福，嘲笑了领导者扭捏作态的逃避。他断言道，这位首相想要假装整个国家都跟他一样有着骄傲自满的态度。

丘吉尔从贝尔福身后的座位上站了起来。这位首相能轻易猜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将有更多的批判来自这位本该拥护支持他的年轻人。借用一位激动的国会评论员所说的话，“贝尔福的脸上忽然凶相毕露，变得看起来就好像一只正张牙舞爪的猫”。就在那一瞬间，这位首相似乎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温斯顿。他大步流星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辩论厅，这种意气用事违背了他一贯的作风。

接下来更多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帝国政府的大臣们一位接一位地站起来，追随他们的首领而去，大多数后座议员也纷纷照做。身为保守党议员的纨绔公子威廉·伯德特库茨在走出去的途中停下来，用“一种刻意傲慢”的表情凝视着全场直到反对派开始朝他愤怒地咆哮，他才继续走了。几分钟内，执政党这边的座位一排排几乎全空了，除了十二三个赞成自由贸易的保守党员，和经受了来自自己党派这令人震惊的非难后还站在那里试图继续演讲的温斯顿。

即使很惊讶，但他仍然完成了自己的演讲，也并没有放过贝尔福在领导上的失误。甚至可以说，他对那位首相的攻击比劳合·乔治更严厉。他对那些乐意留下来听的议员们说：“现在是时候由民众来裁定这项挂羊头卖狗肉的逃税政策了，他们有权利知道公众人物对公共问题的想法，也有权利了解政治领袖们所信奉的主要政治原则。”

贝尔福的草率离席打破了议院的传统，也让他因此广受责难。按照他的典型做派，他自然不会为自己的离席承担任何责任，声称他的缺席是因为必须要赶赴“和财政大臣的一个约会”，而他也并不是故意要让丘吉尔难堪。几乎没人相信他的说辞。一家报纸把他的“失控”看作是一个“小男生的滑稽表演和一种软弱的表现”，《旁观者报》确信这次抗议是“一次以侮辱丘吉尔先生为目的的有组织的攻击”，并斥责保守党拒绝和这个“既勇敢又活力四射的”男人进行光明正大的较量。

与指责张伯伦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帝国计划引起了党的分裂相比，贝尔福和其他人觉得把矛头对准丘吉尔和自己队伍中那些坚决拥护自由贸易的少数党员要容易得多。毫无疑问，温斯顿刚愎自用又盛气凌人，但张伯伦亦是如此。然而，很少有人努力去接纳温斯顿的观点，或给他任何继续忠心于党的鼓励。保守党实际上非常需要一个敢于质疑老前辈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但贝尔福太优柔寡断而张伯伦却太心胸狭窄，所以他们都不会重用温斯顿。反过来，丘吉尔慢慢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不能再继续留在一个由这样两个人领导的党派里。他们造就了一种忍无可忍的局面。张伯伦强大得难以被忽视，却没有强大到能够为他的事业赢得辩论。贝尔福明明大权在握却反而选择了含糊其辞。

关于离开，丘吉尔已经考虑了好几个月。秋天的时候，他在一封给休·塞西尔的信里透露了自己的倾向，说他对于“向一个毫无友善可言的党派假装友善，以及效忠于那些应该下台的领导们”感到十分厌倦。他甚至说：“我讨厌保守党。”他知道休对保守党的忠心根深蒂固，这些直言不讳的话必然会让他感觉很不舒服，因此他并没有把那封信寄出去。但到1903年底为止，他已经公开说过很多话，让休害怕他可能很快就会抛弃自己的保守党了。

他这个朋友试图通过谈话把他从边缘拉回来，力劝他“继续在党内坚持斗争”，休还不明白，温斯顿并没有意向要奉持保守主义态度。无论如何，他自己的态度永远都是排在首要位置的。1904年3月《苏格兰人报》曾经正确地总结道：“他自己就是一个党派。”

坐在自由党席位中

从进入国会的那天起，丘吉尔便一直在寻找不用屈从于党派纪律的领导方式。他曾经寄希望于凭借自己纯粹的人格魅力，作为一个思想独立的保守党党员被接受，其他人关心的会是他本人和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因为他所处的党派等级。早在1901年，他就曾经告诉利物浦的一个学术社团：“没有什么事情比独立的人被扼杀更糟糕了，那意味着英格兰只允许两种观点的存在：执政党的观点和反对党的观点。永远都意见相同的内阁让我很是不安。我相信人格。”

对于一个只有几个“桀骜不驯”的“胡里干”成员拥护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立场。虽然党派里一些人觉得看到了希望，但更多人看到的只是狂妄。而且他制造的麻烦越多，他就越不受欢迎。在一场特别激烈的辩论当中，一位粗鲁的后座议员对他的回应异乎寻常。杰姆斯·L·万克林，一位在南非大发横财的铁路投机者，某天下午丘吉尔指责他并叫他不要靠“大喊大叫来压人”时，他正跟着很多人一起在嘶声呐喊想要获得控制权。作为张伯伦的支持者，万克林对此十分不满。他第二天写信给温斯顿说：“请允许我警告你，如果我再受到来自任何像你一样的年轻人的无礼对待，我会知道我该怎么办。”

好几个月以来，丘吉尔把奋力争取一个“中立的政府”的想法放在了一边，在他的概念里，这个他所谓的中立政府应该由罗斯伯里勋爵和其他来自两个主要党派中心的强权人物一起领导。他反复尝试想要让罗斯伯里因为这个想法而兴奋，但那位娇生惯养的贵族已经太习惯在自己庄园里的舒适生活，也就并无意愿让自己卷入一场障碍重重的新政治运动里。随着这个想法的夭折，再加上在保守党队伍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温斯顿除了期待作为一个自由党人重新开始外已经别无选择了。

他在自由党内有几个朋友，尤其和那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约翰·莫尔利在一起时感觉特别自在，因为这位老人家亲切而宽容，能和各种各样的政客保持亲密的关系，甚至包括张伯伦在内。作为一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格莱斯顿指定的传记撰写人，同时也是虔诚的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莫尔利是一个老派的自由主义者，他倡导个人自由，反对反动派划分阶级和建立国教。私下里，他毕生都在努力守卫着政府，以保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里不败，也不会被国内沉重的负担压垮。他很高兴能成为温斯顿的思想及政治导师之一，给他推荐书籍，且偶尔谦逊而礼貌地为他提供些建议。根据莫尔利的建议，温斯顿仔细研究了西博姆·朗特里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贫困：城市生活研究》，这让他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如何能减轻英国最糟的贫民窟里的苦难。丘吉尔在看完那本书之后写道：“在一个能主宰风云却无法洗清自身污垢的帝国里，我看不到什么繁荣景象。”

总的来说，自由党愿意接纳丘吉尔，包括他的缺点和他的全部。当他们看着他走遍全国去公开抨击张伯伦时，他们不能帮忙，但却对他的激情和他的说话方式印象深刻。但他们之中的明日之星们并没有哪个去接近他，除了劳合·乔治，他似乎很喜欢和温斯顿联手反对张伯伦这个想法。不是别的，正是这个共同的敌人让他们在舞台上靠拢了。但这也就足够了。甚至连张伯伦的某些朋友都愿意承认的是，这两位的联手令人望而生畏。那位性情暴躁的万克林认为他们是一对将拉着自由党这辆马车极速前行的赛马。他在一封嘲笑劳合·乔治的信里对他写道：“你们两个会是一对完美的搭档，但我非常抱歉要去尝试着驱赶你们。”

在温斯顿看来，自由党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他们在下议院的领袖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是个仪表堂堂又和蔼可亲的人，虚怀若谷又不爱出风头，并不擅长于掌控政党机器。当他成为自由党领袖以后，没有任何人认为他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权威人士。他的才华是那么深藏不露，以至于《泰晤士报》称他是“一位能充分起到预热作用的领导人，直到有更威风凛凛的统帅出现”。

在后来几年，经常有指责认为，丘吉尔离开保守党加入自由党，是因为能够在自由党内有更好的晋升机会。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来自于张伯伦带给他的敌对氛围。还有一点值得铭记的是，在丘吉尔投靠对方政党前，他的政党——在他的首相领导下——早已离开了他，在那个3月的戏剧般的一天，众目睽睽之下，把他独自遗弃在了议会。从那时起，他就知道他不得不离开。

然而，他却不得不考虑何时以何种方式离开，不仅仅是离开贝尔福等人，而且是他的朋友，宁死也不会离开保守党的休爵士。正如休试图劝说他留在党内一样，他也在努力劝说他的好友跟他一起离开。但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最终温斯顿不得不自己离开。

这种压力在4月22日温斯顿在下议院演说时显出端倪。他在谈到保守党与工人阶级关系的历史时，指出这两个阵营二十五年前的关系更好，而那时保守党“还不是现在这样的骗子”。他知道自己这么说有些得寸进尺，而党内成员很可能又一次退席抗议。然而，这次没有人离开，于是在他脑海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忽然中断。他支吾着，思路突然消失。又试图继续，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于是在自己演讲结束前就被强令落座。他一度痛苦地低头，但最终还是离开了会议厅。对于他来说，失语实属不同寻常，以至于下议院多数人对他的困境报以真切的同情，并怀疑他可能是病了。

“下议院感人事件”，次日头条这样刊登。“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无法继续他的演说。”后续报道质疑是否这个年轻人突然精神崩溃：“温斯顿先生在下议院里的突然失语自然而然引发朋友们大量的猜疑。作为政客的丘吉尔先生可能不受普遍欢迎，但人人都承认他将是未来的权势人物。”

1904年5月31日，在那个下雨的下午，丘吉尔走进几乎空无一人的下议院，用《曼彻斯特卫报》的形容，“看了一眼自己曾经熟悉的位置……又快速地环视相对的坐席，坚定地迈上几步台阶，向主席鞠躬致意，突然转向右方，坐在了自由党的席位中”。

坐在他旁边的男人不是普通的自由党成员，他是大卫·劳合·乔治——对张伯伦和他的追随者来说已经是撒旦的化身了。丘吉尔与自己政党的决裂来得不能更加决绝了。所有的“胡里干”都离他而去，除了休，尽管他对劳合·乔治针对地主阶级和英国国教的批评十分反感，且发誓不会“接触这样一个……拿着竹篙的政治宣传品”。于是，在二十九岁那年，温斯顿跟随新的同盟重新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且志向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