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城二胎试点28年间

　　本报记者 单颖文

　　28年，在中国城市，足以生育一代人；在乡村，一定更多。28年前的1985年，翼城这个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的小县城，成为国家第一批在农村放开二胎的试点县。曾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的冯才山喜欢将二胎试点比作考试：“一开始谁都不知道能考几分，但现在我可以说，翼城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认为，客观来说，此前媒体报道的翼城生育率“不升反降”并不准确，事实上翼城的人口仍在增加，但确实是“在计划内”增加。

　　28年后的今天，多数处于婚育年龄的翼城青年是二胎试点的第二代。在他们心中，“最多生育二胎”已毋需宣传，甚至不少“试二代”宁愿放弃政策“红利”，信奉“只生一个好”。在翼城农村，独生子女户占到了三分之一。

　　今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此前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全国1500万至2000万符合生育新政的夫妇中，大约有50%至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

　　延宕多年、影响甚广的“单独二胎”政策即将实施，翼城长达28年的二胎试点究竟可以提供哪些经验？尽管媒体报道不断，但由于过去“不宣传、不指导、不总结”的要求，翼城以及上级有关部门至今无人公开就此做过总结。本报记者通过查阅大量县志资料，走访数十位试点村民、计生员与政府工作人员，试图归纳这个被称为“最长久试点”的经验，为计生改革新政提供些许参考。

全国有8个地区和市县试点

　　在冯才山看来，放开二胎在翼城农村是一项“双赢政策”：既规避了独生子女的弊处，又符合多数人的生育意愿

　　“本来不想生二胎，后来觉得儿子一个人太孤独，1989年又生了个女儿，两人差6岁。”翼城县中卫乡人望村村民续桂娥说，现在看来还是生两个孩子好，“一个娃不保险（指‘失独’），生两个家里多个帮手，将来孩子赡养我们的负担也轻些。”

　　在翼城农村，续桂娥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冯才山记得，1985年8月8日县政府正式下发《翼城县计划生育实行规定》，确认能生二胎后，很多人家都抢着生。据《翼城县志》人口自然变动情况统计表，1986年翼城的出生人口数是3306人，是1980年控制计划生育以来的最高峰，比1985年多了525人。

　　“毕竟农村对劳动力有需求，以及传统的‘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观念不是短短几年可以转变的。”提及往事，自1976年起干了44年计生工作的翼城县南梁镇西贺水村村民车月莲重重叹了口气。在翼城还未开始二胎试点前，严厉的计生政策曾让她成为村里不受欢迎的人。当时年仅20多岁的她常被村民揶揄“管天管地，你个黄毛丫头能管得了生孩子”。她家的庄稼被破坏更是常有的事，还遭到过人身威胁。她记得，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提倡的计划生育，到了1980年突然收紧，在当年9月2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据《翼城县志》人口自然变动情况统计表，1981年翼城出生人口数在1957年后第一次跌进了“2”字头，为2921人。

　　车月莲至今清楚地记得，1980年村里第一次给独生子女家庭举行了隆重的佩红带花仪式，并根据政策给村民发放奖金，一对夫妇一年可以领到120元，这对当时人均年收入不过两三百元的翼城农村而言，颇为可观。但即使这样，全村200多户村民中，只有17户领到了奖励，“到了1985年放开二胎后，这几户也放弃了‘独生子女’”。

　　1985年的转变要追溯到1979年12月8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当时在山西省党校负责计生工作的梁中堂在会上提出，农村因计划生育导致干群矛盾突出，并前瞻性地指出了老龄化问题等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带来的弊端，反响极大。经中央反复研究，1985年国家及时调整计生策略“开小口”，山西翼城和广东南海、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成为特批的第一批二胎试点地区。1987年，甘肃徽县、黑龙江黑河等4个县市加入二胎试点。1988年，国家计生委最后确认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个地区和县市为二胎试点单位。

　　这次调整被冯才山誉为“爱民政策”，和农民有了商量的余地，计生工作变得容易开展。

　　后来，冯才山发现，当“独女户”、“双女户”逐渐增多时，“男女平等”的观念无形中深入人心了。越来越多的家庭认可没儿子不代表“断后”，女儿同样享有继承权。而那些“双儿户”家庭的孩子到了婚育年龄，多会选择留一个儿子在家照顾双亲和祖辈，让另一个儿子去女儿户较多的“驸马村”生活。长此以往，“招女婿”不再低人一等，多数村民也不会为生男孩绞尽脑汁。

　　据人口学者易富贤测算，翼城2000年和2010年的0至4岁人口性别比是103（注：人口性别比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联合国明确认定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域为102至107之间，其他值域被视为异常），虽然仍存在一定的性别比失衡问题，但较之全国高达120、119的人口性别比来看，放开二胎确实有效地降低了出生性别比。

　　在冯才山看来，放开二胎在翼城农村还是一项“双赢政策”：既规避了独生子女的弊处，又符合多数人的生育意愿。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生育率快速下降。198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是2.24（注：一般认为当总和生育率超过2.1易导致人口膨胀，反之则可能出现人口萎缩）；2000年为1.22；2010年只有1.18。翼城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26。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翼城计生干部（以下称“翼城某计生干部”）表示，结合目前我国的生育更替水平、经济发展趋势以及不少发达国家的生育现状分析，50年或100年后我国可能将开始鼓励生育。据易富贤测算，将恩施、翼城、承德、酒泉这4个二胎试点区作为整体统计可发现，2000年的生育率为1.31，高于全国的1.22；2010年的生育率为1.52，高于全国的1.18。可见，相比较于独生子女政策，二胎试点有限地提高了试点地区的生育率。

生育“间隔”或毋需强制规定

　　翼城某计生干部认为，“间隔”生育是翼城经验中值得“完善”的部分，“间隔期可以继续提倡，但不必硬性规定”

　　“别忘了，到了28岁才能生二胎。”现在农村医疗合作社行医的车月莲，常对前来看病的年轻育龄妇女这样叮嘱，“我这话说得比现在的计生员还要多，虽然2010年就退下来了，但还是会习惯性地提醒她们。”

　　车月莲的提醒，源自翼城现行的“两晚一间隔”二胎政策：“两晚”就是晚婚晚育，即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为晚婚，已婚妇女年满24岁生第一胎为晚育；“一间隔”指生育二胎要有时间间隔，即距第一胎出生至少4年以上，或女方年满30周岁（后在2008年配合山西省计生政策调整为28周岁）。“有了两晚一间隔，百年少生一代人。”车月莲说，较之“两晚”，“间隔”的思想工作并不好做，常常是“劲没少费，人没少怪，孩没少生”。

　　王庄乡北丁村计生员荀金莉说，如今计生工作已经从“计生宣传”转型为“计生技术服务”，“跟老计生员相比，难度降低了不少，但事情却多了一大堆”。因为有“间隔期”，对于生育了头胎的村民，产子4天后她要上门给女方上节育环，每月还给夫妻双方送避孕药和避孕套，直到女方28岁才能取环。除此之外，她一旦打听到哪家准备娶媳妇，就要上门核实男女双方年龄，待双方领证或办喜酒后，再上门送叶酸片，并督促夫妻双方去计生站做免费体检，在女方怀孕3个月后，她要提醒她们去乡镇医院做体检，还要每月给有需要的村民集中办理一次生育证。如果村民不打算生二胎，她要帮助他们办理独生子女证。对于生完二胎的家庭，她要时刻关注，避免生三胎的情况出现。“村里各家各户的情况我必须都了如指掌，县里每年年底要举行‘一口清’比赛，村里人口分布情况、多少人节育上环、流动人口婚育现状等等一串数字，都得背下来。”荀金莉说。

　　翼城某计生干部认为，“间隔”是翼城经验中最需要“完善”的部分，“间隔期可以继续提倡，但不必硬性规定”。事实上，2001年，二胎试点地区甘肃酒泉在全国率先取消了4年的生育间隔。

　　翼城县王庄乡北丁村村民修小英今年39岁，二胎女儿妞妞刚满1岁。她说自己18岁时生了头胎，因为不符合晚婚晚育，没有拿到政策补贴。原来由于家庭困难没有生二胎，但自从前年19岁的儿子外出打工，经济负担不像原来那么重了，家里也冷清了不少，就决定再生个孩子陪伴自己。“现在生没什么晚不晚的，以前家里太穷了，总要等条件好了才能生。”修小英说。

　　“农民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生育时机。”翼城某计生干部说，家庭经济、夫妻双方身体状况甚至夫妻双方父母身体状况等，都是影响二胎生育的因素，“可以给农民更多的选择空间。”

“这28年翼城算是‘搞好了’”

　　从28年的历程来看，翼城的“满意的答卷”证明了翼城的人口政策符合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冯才山看来，二胎试点更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在翼城农村形成了新的婚育观念，特别是从“要我计划生育”到“我要计划生育”，以及“优生优育”。“本来计划生育的目标就有两个，一是控制人口数量，二是提高人口质量。”他说。

　　23岁的翼城县中卫乡人望村村民王荣记得，打算要孩子前，她主动找村里的计生员了解现行的计生政策与优生优育的知识。在她看来，这些事本就不应等谁来做宣传，“生孩子是自己的事”。接受采访时，王荣正提着个大袋子匆匆往家赶，这是她刚从几十公里外的县城给3岁女儿买回的奶粉和衣服：“一个月花销两三百元，多的时候要五六百元，我们家一个月的收入总共才3000元。”当问及准备何时生二胎时，这位年轻妈妈连连摆手：“不打算再生了，虽然我父母不同意，但我和丈夫坚持要优生优育。”在她的设想里，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教育投资，抚养一个孩子的投入更专注，也更省心，“现在家家孩子都宝贝，什么都要挑最好的。”

　　如今，翼城农村有着与王荣一样想法的“试二代”不在少数。翼城县王庄乡北丁村中心幼儿园园长石爱霞说，从教30年来，她感到近几年班里独生子女的比例确实比上世纪末期要高不少，而且孩子的着装、教育水平也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村里孩子与城里孩子在投入和要求上正越来越接近”。

　　据《翼城县志》，自2000年起，翼城人口出生率呈逐渐下降趋势。目前，全县有高达三分之一的村民明确表态要放弃二胎。“主要是生娃养娃开销太大，好多人不愿多生。”车月莲说，特别是近几年，人们发现“一个孩子负担轻，真的富得快”。翼城县中卫乡中卫村村民安红娥很认同这个说法，她的小儿子今年读高中，大儿子已经工作，正在找对象，“现在盖幢像样点的房子，少说也要一二十万。你想想，两个儿子是什么代价？”

　　“所以，经济杠杆、生育观念的转变是人口得以控制的根本原因。”翼城某计生干部认为，翼城能交出“满意的答卷”，基本杜绝计划外三胎，最初可能得益于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可以归功于宣传工作做得好、奖励配套政策到位，但从28年的历程来看，这最终证明了翼城的人口政策符合人口发展规律。比如，随着社会对体力型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及对教育的重视，青少年受教育时间拉长，晚婚晚育是必然结果。同时，考虑到家庭经济状况，越来越多的人会自然地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

　　“翼城的计生数据反映的是人口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目标。”在梁中堂看来，计生政策的调整并没有跟上，“当年争取翼城县试点是在计划经济下必须实行计划生育的理论思维结果。”他认为，现在不应再按居民、农民的身份不同制定生育政策。

　　对此，翼城某计生干部坦言，经过翼城的多年实践，如果在翼城全面放开，他有信心能控制好人口，不过若是一下子推广到全国，他担心各地情况复杂，目前条件可能还不够成熟。“不过，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可作阶段性调整和完善。”

　　冯才山至今记得，1985年7月25日，时任县委书记的武伯琴曾在“两晚一间隔”试点工作干部会议上说过：“翼城试点如果搞得好，可以给全国提供一条思路；如果失败了，翼城农民也不吃亏。”他感到，这28年翼城算是“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