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15名内阁部长在12月17日宣誓就职，正式组成“大联合政府”。随之，“大联合”一词当选德国2013年度热词。由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与传统上中左的社民党组成的左右联合政府，是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三个黑红大联盟政府，在联邦议会中占据近五分之四的议席，可以随时修改宪法，进行重大政策调整的可操作性强，对外政策的走势因此备受外界关注。

　　综观大联盟政府的执政协议、德国国内围绕对外战略的讨论以及默克尔第三任期履新以来的表现，德国对外政策未来可能出现以下调整：

　　首先，德国在全球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定位有望出现位移。两德统一后，关于德国的国家角色，德国国内有多种提法，诸如“民事力量”、“国际化的中等国家”、居于“共同领导地位的欧洲力量”等。欧债危机使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发生微妙变化。德国国内近来出现一种声音：统一的德国作为一种新崛起的力量，应该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近日联合发布外交战略报告《新力量与新责任》。报告显示，德国政界和学术界对于德国的综合国力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张扬和自信。报告认为，德国已跻身全球力量俱乐部，应在世界政治中承担与其经济实力相应的重要角色，从“待机状态的构建力量”成为“领导力量”。

　　其次，德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冲突日趋尖锐。默克尔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强调“以价值为方向，以利益为主导”。这一定位并未明确解决德国对外政策的两难选择：当利益与价值发生冲突时，何者为先?主张价值优先者，批评默克尔为了经济利益出卖价值;主张利益优先者，批评默克尔放不下道德优越感。围绕德国大选和德国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德国国内展开了一场论战。利益优先者指出，德国对外政策不应以价值主宰世界，对价值问题的横加指责无法取代务实的对外政策。价值观外交的支持者则认为，经济利益是短期利益，价值利益才是长期策略。当经济利益与价值利益发生冲突时，可以暂时搁置价值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以价值为导向是西方民主的存在利益。

　　第三，在欧洲政策上，强调德法核心。德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在欧洲政治中的影响。随着欧债危机的演变，欧盟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有利于德国的权力再分配。但是，没有法国的支持，财政契约等欧盟改革方案难以落实。默克尔上任第二天，依例出访法国，彰显德法关系的重要性。默克尔在联邦议会发表执政演说时表示，只有欧洲强大，德国才会强大，推进欧洲一体化建设是大联盟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默克尔要求欧盟设置预防机制，在成员国出现重大经济危机之前施以管控。欧盟委员会目前提出的改革措施，多为常规性建议。制定具有约束力的管控机制，未来需要推动欧盟修宪。

　　第四，在欧盟安全与防御政策方面，德国有望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基于历史原因，德国在安全政策上倾向于审慎克制，在对外政策工具的运用方面，倚重民事手段。围绕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领导权问题，相对于英国和法国，德国缺乏主动性。但是《新力量与新责任》明确提出，为了维护国际秩序，在必要时，德国可以使用武力威慑或运用军事力量。欧债局势趋于平稳，长期搁置的欧洲共同防御政策成为欧洲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议题。在刚刚结束的欧盟峰会上，德国拒绝向法国在中非共和国的军事干预行动提供经费支持。默克尔在与奥朗德进行双边会晤时表示，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不足以促成欧盟的军事行动，要欧盟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必须经由欧盟决策机制。在危机干预的手段问题上，德法也存在分歧：德国反对实施全方位的军事干预，主张提升各地区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例如加强军事培训和地方武装。后者涉及是否放宽武器出口框架，这一做法在默克尔第二任期就曾饱受争议。

　　第五，德国在东亚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不确定因素。在德国和欧盟的对华政策中，安全政策并不具有突出作用。欧盟及其成员国迄今为止不曾在东亚地区扮演任何积极的安全政策角色。在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德国和欧盟立场审慎：一方面对东亚安全问题表示关切，一方面强调美国的军事存在是维护该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一姿态在德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前后出现细微变化。《新力量与新责任》指出，正因为德国与中国及其近邻在贸易上利益攸关，德国不应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无动于衷。大联盟政府的执政协议也首次提出，要求中国采取与自身政治和经济地位相符的做法，在联合国框架内致力于国际冲突的解决。

　　德国新一届政府对外政策的走势，取决于国际秩序的变迁与德国对外政策的历史连续性。鉴于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与承担越来越具有选择性，对于欧洲和德国来说，意味着责任与机遇。但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等历史原因，德国国内民意对于德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政治主体缺乏自觉。作为对外政策的国内条件，舆论和利益集团对于对外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德国对外政策在默克尔第三任期内能否实现角色调整，仍有待观察。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