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马航MH370航班失联的第60天。这几天，乘客家属陆续来到北京回龙观医院，在医院专设的马航家属心理门诊接受心理疏导。

　　

　　待在北京丽都酒店的这两个月里，失联航班乘客的亲属在等待中备受煎熬。他们面对扑朔迷离的说法、自相矛盾的信息和仍无结论的搜救，心情在希望和失望中跌宕，所承受的痛苦，外人难以想象。酒店的多功能厅，本是为了让家属获取信息、互相抚慰，但一度成为坏情绪积聚的“火药桶”，愤怒和怨气不断在此积压、蔓延。

　　

　　由北京回龙观医院派出的一支心理救援专家团队来到了家属们身边。被称为“马航失联心理应急保障工作组”的这支团队，并非第一次参与灾后心理救援。自2003年起，他们的身影就出现在“非典”、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青岛爆燃事故等重特大灾害的现场，对受害者开展心理救援。

　　

　　灾难过后，最脆弱的是人心，而心理救援则是将人的感受置于灾后救援的核心位置。两个月来，心理专家陪伴家属们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也被他们称为“最希望看到的人”。在这个史上前所未有、一波三折的灾难事件中，心理救援者在怎样行动着?他们的行动又起到了哪些作用?

　　

　　3月24日，丽都酒店看上去和前一天并没有什么不同。下午5点，马来西亚交通部举行了例行发布会，宣称澳大利亚发现了两个疑似物体——类似的消息已经出现过多次，因此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一切如常，直到当晚9点多，在丽都酒店焦灼等待了半个多月的家属接到信息称，马航将召开紧急会议，公布MH370失联事件的最新进展。

　　

　　不祥的预感使王健立刻起身，打开药箱，取出抗焦虑的药片往兜里揣，转身又拧开了两瓶矿泉水的瓶盖。随后，他环顾四周，心情如临大敌，“就像等着一波海啸”。

　　

　　当晚10点，马方宣布，MH370客机已在南印度洋“终结”。“海啸”如期而至，家属们悲伤欲绝、放声痛哭，还有人当场晕厥。身穿白大褂的王健，此时在人群中快速行动起来，他来到一个又一个家属面前，蹲下，塞药，喂水，直到对方情绪平稳。那一晚，他彻夜未眠。

　　

　　最艰难的行动

　　

　　航班失联第一天，王健在救援日志里写道：这可能是最艰难的一次心理救援行动。3月8日，周六，中午11点半，王健接到一条短信，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医务科，内容很简单：“速回医院，准备去机场。”

　　

　　他对这样的短信已经习以为常。作为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干预小组的成员，每当有重大灾难发生时，王健都要放下手头一切工作，直奔现场开展心理救援。从接到通知到出发，留给他做准备的时间往往只有半天。在这半天里，他会回趟家和家人简短告别，再回医院拿上急救背包——里面除了急救药品，更多的是毛毯、防寒服、应急灯、雨靴等在户外工作时的必需装备。

　　

　　那时，正准备按惯例回家的王健，突然想起上午看到的一条新闻，心里咯噔一下：“不是跟那架飞机失联有关吧?”他立即打了个电话：“你让我去机场干嘛?是坐飞机走还是在机场工作?”

　　

　　“飞机失联，在现场抚慰家属。”医院的回答验证了他的猜测。

　　

　　“反正不用离开北京。”王健对电话里说，“那我不回家了，也不来医院了，现在就坐地铁去现场，越快越好。”

　　

　　一个多小时后，王健抵达首都机场，这打破了他历次开展心理救援工作的纪录——“要快。心理救援的介入越快，效果越好。”

　　

　　此时聚集在机场的，多是前来接机的家属。在查找信息的过程中，他也从守候在现场的同事那里接到了第一个任务：将家属疏散至丽都酒店。

　　

　　“我赶到机场时，人已经不多了。到了那天下午2点，家属彻底疏散完毕，我立即掉头前往丽都酒店。真正的战役开始了。”王健说。他走得匆忙，没有带白大褂，就向现场的120急救队借了一件黄马甲穿上。

　　

　　但王健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战役是如此历时漫长，此后十多天，他都没有回过家。

　　

　　抵达丽都酒店时，气氛是极端压抑的。酒店辟出了一个小厅作为家属作息区，除了上百名家属，还不时有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医生穿行其中。在这个拥挤不堪、空气污浊的小厅里，一直回荡着嗡嗡的低声讨论，偶有一两声啜泣打破滞重的空气，突然有人放大声音喊：“全是航空公司的错，他们到现在还不肯给个明确消息。”

　　

　　这就是灾难过后的“惊吓期”，每个人的心理状态各不相同：有些人痛苦且自责，有些人很愤怒，并试图将灾难的原因转移给外界，还有一部分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发脾气。

　　

　　茫然、哀伤和愤怒搅和在一起，在这样的现场，王健似乎无事可做：“我不可能坐到一个家属边上说，我是心理医生，是来帮你疏导情绪的。他们正烦着呢。”正在这时，一个家属看到他身上的黄马甲，犹犹豫豫地叫住了他：“你是医生吗?我家里人心脏不好，能给我一瓶硝酸甘油吗?”

　　

　　“行，没问题，我给你找。”王健说。他的另外几个同事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巡视、溜达、传达信息、端药递水。穿在他们身上的醒目的黄马甲，在那几天里给了家属足够的心理安全感。

　　

　　“MH370失联事件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巨大的挑战。”那天晚上，王健在救援日志里这么写，“它可能会成为我们最艰难的一次心理救援行动。”

　　

　　过山车般的心情

　　

　　得知是“劫机”，家属们从未那么高兴过：“不就是被索马里海盗给劫持了吗?如果要赎金，咱们所有人凑一凑，还怕不能把人给赎回来?”

　　

　　陪伴进行了两三天后，王健和他同事们的工作渐渐有了转机，在不断巡视的过程中，他们赢得了家属的信任。越来越多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心理援助。

　　

　　随着失联的时间越来越长，家属的希望也越来越弱。希望破灭，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哀伤和无助，他们来咨询时，最常问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办?”

　　

　　在心理学上，“知、情、意、行”指的是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王健在和家属的沟通中，也从这四个层面去观察他们：“家属出现一些坏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要警惕的是，他们会不会因此出现不恰当行为。”

　　

　　好几天来，他一直在注意一个年轻人。和三五成群、结伴前来的家属不同，小伙子是独自来到丽都酒店的，他的生活与心理均无依靠，总是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王健感觉，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抑郁症，他决定主动去房间里看望这个小伙子。

　　

　　“敲开门，他抬头看我时，我看到了一双极度悲伤的眼睛。”王健说。年轻人告诉他：“我母亲就在这架飞机上，她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该怎么处理我母亲的后事?我该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

　　

　　王健告诉他：“困在房间里，无助于事情的处理。你现在应该去联系家里的亲戚，去寻求政府和律师的帮助，尽快考虑下一步的赔偿事宜……”他给予了年轻人一些类似的具体建议，并与他约定了下一次做心理咨询的时间。

　　

　　“首先是共情，你要让他感觉，自己能够体会他的悲伤。其次，不要说大而无当的话，要为对方的生活提供一些具体的指导，比如，和他共同制定一张时间表。”王健说。此后，年轻人按照他的说法，每做成一件事，情感上就获得了正向的回馈，就这样渐渐从极端失意的状态中缓过来了。他形容说，自己的力量正在一点点恢复：“如果我能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那我也应该能处理好今后更难预料的生活。”

　　

　　到了3月15日，事件又发生了转机，马方宣布，MH370不排除被“人为劫机”。那一刻，马来西亚总理的发布会让家属“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这就是这场空难的诡异之处，它与过去的一切负性事件都不同。”王健说，“灾难的特点，本来是突然发生、迅速结束;但这一次，它的发展如此漫长曲折，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混杂在一起，正如家属所说，心情大起大落，就如过山车。”

　　

　　家属们的高兴，却使王健心情沉重。那天在酒店吃饭，坐在他隔壁的一桌人兴高采烈，甚至开始想象起“劫机”的细节：“不就是被索马里海盗给劫持了吗?如果要赎金，咱们所有人凑一凑，还怕不能把人给赎回来?”

　　

　　“这话听在耳朵里，挺可笑的，但我一点儿也笑不出来。”王健说，“我的心中从来没有幻想。从3月15日起，我就一直在做准备。”

　　

　　9天后，马来西亚总理宣布，飞机“终结”。早有准备的王健和他的同事迅速采取行动，稳定了一部分情绪崩溃的家属。

　　

　　“当时我心里想，哦，大家终于要面对这个事实了。”王健说，“心理急救的工作可能渐渐要落到尾声了。而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将是心理治疗。”

　　

　　重生的希望

　　

　　人们常常陷入的误区是：心理专家的存在可以消解灾难带来的痛苦。但事实上，只有受害者本人才能消解痛苦。之后，一切才有重生的可能。

　　

　　采访当天，王健收到一条来自丽都酒店的短信，是同事发来的，称一名乘客家属已经出现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后方的王健很快将接手心理医生真正的工作——为这名患者进行心理治疗。

　　

　　“我预计，很快，PTSD的症状将会在许多家属中出现。”王健说。这一症状一般出现在灾后几个月，主要表现为患者在思维、记忆或梦境中反复涌现与创伤有关的情景或内容，也可能出现严重的触景生情反应，甚至感觉创伤性事件在不断地发生。

　　

　　在丽都酒店，王健遇到过的形形色色的家属，其中一些人的精神已经受到了这次灾难的影响：有个老人坚信他的儿子依然活着，还有一名大学生无论如何不相信父亲可能已在空难中逝世。“在剧烈的、负性的灾难中，会有部分人出于本能，产生这种否认事实的防御机制。这种否认，对个体造成的危害非常大。希望一旦破灭，产生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他说。

　　

　　他最欣赏的家属是一个外企女白领。在咨询中，她突然对王健说起，自己想要去学一门语言，“在外企待了很久，却没有真正狠下心将这门语言学通，现在突然感觉，学习的时机到了”。

　　

　　“一般人可能会说，哟，家里人还在飞机上呢，怎么还想着要去学语言?可我特别欣赏她，因为她不仅能够接受灾难已经发生这一既成事实，还能将这种悲哀转为前进的正能量。”王健说，“这样有勇气、有力量的人，事实上已经不需要心理救援再去介入。”

　　

　　灾难中，个体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莫大的悲伤、痛苦和愤怒。这样的痛苦非常强烈且无处不在。人们通常陷入的误区是，心理专家可以消解这样的痛苦。事实上，唯有受害者本人可以化解这一切。“但是，接纳事实、化解痛苦的时期漫长而黑暗，我们可以陪伴着你一起走。”王健说。

　　

　　这就是心理救援的本义，它并不是将人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而更像是一种温暖的同情和关怀。当一个人身处极度的痛苦中时，旁人若能停下脚步，坐到他身边，默默地倾听和陪伴，他便能得到莫大的慰藉——而这种慰藉，即使普通人也有能力做到。

　　

　　“灾难是很难预料的，它有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当灾难被强加到头上的时候，人们要做的，不是否认，不是逃避，也不是幻想。你可以哭，可以喊，可以求助，但你必须接纳这个事实。作为心理救援专家，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帮助你去接纳事实，接纳在灾难中痛苦的你，接纳这个特别糟糕的环境。随后，一切才有重生的可能。”王健说。

　　

　　文汇报记者 张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