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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与日本兵后代：“日本仔”的人生

 

慰安妇不屈的抗争，风雨索赔19载

 

　　陈亚扁的手温热，无力。她正躺在海南省陵水县本号镇卫生院的病床上输液。最近气管炎发作，87岁的她隔天就得吊一上午的盐水。

　　

　　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陈亚扁痛苦地闭着双眼，一只手卡在喉咙上，喘着粗气，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下次来，就见不到我了。”她断断续续地对本报记者说。

　　

　　尽管不希望听到这句“耸听危言”，但事实是，无论在山西、广西还是海南，这句话正是采访中老太太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

　　

　　年迈、一身伤病、缺乏经济保障、生活在贫困地区，这是中国境内大多数“慰安妇”幸存者的生存现状。

　　

　　年老体弱，窘迫的现状

　　

　　“尘埃无足轻重，所以无人留意。”以“慰安妇”制度幸存者为题材的纪录电影导演郭柯感慨。

　　

　　曾是农事好手的何玉珍，91岁时被家人劝离了田地。最先发现何玉珍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是儿媳冯秀珍。她发现婆婆几次煮饭不放水，还用刀砍果树，便不再让她干活了。每月几十元的低保，加上“看天吃饭”的庄稼收成，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冯秀珍说，不管怎样，她都会一直负责老太太的生活起居，尽管他们全家与何玉珍其实并无血缘关系。1946年，何玉珍改嫁到了3公里外的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新坪镇广福村，嫁给一户姓龙的人家。由于曾被日军抓去充当行军部队的“慰安妇”近两年，备受折磨的何玉珍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龙家便将她小叔的儿子过继给她。

　　

　　农村不兴吃药，仅仅过了两年，今年93岁的何玉珍意识已经全然模糊。大小便失禁，谁跟她讲话都没反应，给她剥了皮的香蕉却被她塞到了拖鞋里，她嘴里总是发出呜呜的声音，不知是由于病痛还是想要倾诉。昏暗的房内，瘦小的何玉珍躺着，床还空出四分之三。床的里侧竟有个鸡窝，一只母鸡就在这孵蛋。

　　

　　有村民看到何玉珍的样子，叹息说不知她能不能熬过这个夏天。

　　

　　这让人想起中国电影人郭柯去年摄制的纪录电影《三十二》。郭柯说，在他开始拍这部以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为主题的影片时，全国公开且愿接受采访的幸存者人数是32个，等他完成制作时，只剩下23个(另有2位不愿接受媒体采访)，消逝的速度令人猝不及防。

　　

　　“这是一段疼痛的历史，每个中国人心知肚明。”郭柯说，尽管困难重重，但他还是想坚持做“有责任感”的纪录片。上月底，他借款带着24个人的摄制组开始拍摄这个系列的第二部《二十二》。

　　

　　从23到22，离世的正是4月在山西安眠的87岁大娘李秀梅。对于这位赴日抗诉斗士的逝去，与媒体曾经争相报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当地的轻如鸿毛。她的葬礼上，甚至没有村委会的任何人出席。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的到来，让李秀梅家人感到欣慰——在他们看来，苏智良是这一领域最高级别的“领导”了。

　　

　　也许正如郭柯对这个群体的感慨：“尘埃无足轻重，所以无人留意。”有些老太太走了，当地政府还全然不知。

　　

　　根据新闻报道，在海南省临高县皇桐镇有一位叫王玉开的幸存者。可惜，镇政府的值班人员对这个名字毫无印象，好不容易才找到王玉开的家庭住址。寻到村里，村民们却说，王玉开在今年年初就过世了。

　　

　　提起村里的“慰安妇”幸存者，有人指着不远处一间破败不堪的房子说：“那里还有个独居的阿婆，叫符桂英。”

　　

　　守刀入眠，挥不去的心魔

　　

　　多次探望海南“慰安妇”制度幸存者的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发现，那么多年过去了，老人家提到“日本”两个字的时候，还是会流露出恐惧的眼神，有时还会落泪。

　　

　　在符桂英的床头，挂着件锈迹斑斑的物什，定睛细看，竟是一把刀!

　　

　　这两年常来探望符桂英的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说，她曾在阿婆家睡过几晚，她发现阿婆每晚都要看到这把刀才能睡着，但还是常常被噩梦惊醒，有时头痛到无法入眠。

　　

　　符桂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陷在了魔窟里。从1941年7月到1945年日本投降，她一次次被汉奸诱骗或强迫送到日本军部，白天给日本人挑水、做饭、洗衣、干工事，晚上还要遭受鬼子们的奸淫，几度生命垂危，一生无儿无女。

　　

　　“很多阿婆都有心病，她们总是怕半夜三更被什么人，或者鬼抓去。”米田麻衣说，在她探望过的几位海南幸存者中，要“守刀入眠”绝不止符桂英。

　　

　　与符桂英同在临高县的林爱兰，住在南宝镇养老院里。睡觉的时候，她一定要把木椅放在床头边。椅子的高度略比床高一些，这让林爱兰安心，因为她只要一伸手，就能抽出绑在座位下的刀。

　　

　　林爱兰今年89岁，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原海南抗日游击独立队队员，曾直接受命于后来的“新中国开国少将”马白山，2005年获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在1941年的一场游击战中，林爱兰不幸被捕。日本军官垂涎于她的美色，却被性格刚毅的林爱兰嗤之以鼻。暴怒的日本兵把她打得半死，又将她关进慰安所。此后，她常常是被吊起来毒打后，再遭受性虐待。她的右大腿被日本兵生生打断，导致她余生都得坐在木椅上行走。

　　

　　前几年，有好心人向当地政府反映，希望能让终身未嫁的林爱兰安享晚年。养老院院长梁朝胜说，尽管临高县是省级贫困县，但县民政局还是让她免费住进了养老院，并每月拨款450元作为她的膳食费和生活费。

　　

　　苏智良说，多年前曾有人提议，中国对“慰安妇”幸存者的安置方案可以效仿韩国，即通过政府和民间一起努力，建立一座养老院集中供养她们。但专家讨论后认为实际操作难度较大，除了老人们的地域文化差异巨大、子女们意见不合之外，还因为许多老人已经出现了精神失常的情况。

　　

　　最近，米田麻衣又抽空去探望了海南省保亭县的邓玉民，她是受害幸存者中唯一的苗族。到了晚上，邓玉民照例说“天晚了，没车了，麻衣就住这儿吧”。麻衣知道，“阿婆不敢一个人睡，她怕鬼”。邓玉民只会说苗语，她跟麻衣聊天的时候，麻衣只能听懂“日本”二字。她发现那么多年过去了，老人家提到这两个字的时候，还是会流露出恐惧的眼神，有时还会落泪。

　　

　　平时，邓玉民和外孙女蒋丽美一家住在老屋里。蒋丽美说，晚上睡觉时，外婆上厕所要喊，做噩梦也会喊，自己每晚要起床三四次照顾她。

　　

　　观念落后，后代的困境

　　

　　“慰安妇”制度幸存者黄有良的儿子胡亚前一直对外人来访很纠结：“我总感觉这样对我们家不好，但又不好拒绝。”

　　

　　邓玉民的女儿蔡桂兰说，母亲被抓作“慰安妇”的经历全村人都知道，但村里人并没有因此歧视老人。89岁的母亲是村里最年长的，村民们都乐意帮她干农活，这几年胃病和关节炎发作的时候，也会有人送她去看病。

　　

　　苗寨的民风淳朴令胡亚前羡慕。胡亚前是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母爸村87岁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大儿子，从他记事起，就知道母亲的另一个称呼——“日本娘”，那是一些村民恶毒攻击她“给日本人睡觉的”。

　　

　　如今，母爸村村口竖着“革命老区”的红旗状指示牌，用以纪念这片黎族聚居的山区曾是中共琼崖游击队的活动地带。在70多年前，为了消灭游击队，日军的魔爪伸向了黎寨。黄有良先被日本军官奸污，后来又被关进了慰安所。她想过逃跑，但亲眼看到一个又被抓回来的女孩遭毒打致死，便只能任由日军蹂躏，最后是大哥设计将她救了出来。

　　

　　由于村里人知道黄有良的过去，即使她长得再美，也只能嫁给一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丈夫常常动不动就打骂她，比如他想当干部，孩子要入团入党，却都因黄有良这段“众人皆知的丑事”给搅黄了。胡亚前记得，他小时候跟人吵架，长大了干活做事稍有不慎，就会被人骂，“每次都拿我母亲的事出来说”。

　　

　　对此，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林伯耀认为：“这说明我们乡村不少人的思想观念还是太落后。这根本不是她们的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造成的。”他听说曾有几名“慰安妇”幸存者结伴去找当地政府，结果却被某个工作人员骂为“中国的耻辱”。几个老太太哭着走了，此后不管学者们怎样努力寻找，她们都再没露面。

　　

　　苏智良坦言，包括2位不愿接受媒体采访的老人在内，现在公开被强征为“慰安妇”经历的共24名老太太，但根据当年约20万左右的“慰安妇”中国受害者总人数，“幸存者的数量应该远大于这个数目，只是很多人迫于社会压力不敢站出来。”

　　

　　长期关注“慰安妇”问题的旅日中国电视人朱弘认为，现在公开的这些“慰安妇”幸存者，“丈夫过世的比丈夫在世的多，领养子女的比生育子女的多”。就像冯秀珍从外人口中得知何玉珍的过去后，她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很幸运，还有个老妈妈在。”何玉珍的孙子也认为：“公开没有错，应该让后人知道这段历史。”

　　

　　相较之下，胡亚前无法这样淡然。自从母亲两次去日本上诉后，家里每年都会迎来几批“外面的客人”。这些律师、记者、志愿者，很少会像本报记者一样不追问老人的过去。尽管他们都会给母亲送来生活用品和钱，但胡亚前还是很纠结：“我总感觉这样对我们家不好，但又不好拒绝。”特别是母亲两次败诉以后，他不想让母亲一次次回忆悲惨过往，也不希望客人的每次来访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果是你的母亲遇到这样的事，你会怎么做?”说时，胡亚前抬头望着屋檐，眼里满是泪水。

　　

　　口述资助，民间的“抢救”

　　

　　“这几年捐款的人多起来，终于不是赤字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

　　

　　在胡亚前看来，母亲反复讲过去的事根本没有必要，尤其是2000年就已经有学者——苏智良和夫人陈丽菲一起来做过专业的口述实录了。

　　

　　从1992年开始，苏智良不仅查阅了大量日伪档案、日本老兵回忆录、战时报刊等，为了采集证人证言还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来，同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的妻子陈丽菲加入了进来：“毕竟女人问女人，有些事更好开口些。”下个月，他们将再赴山西补充整理8名“慰安妇”幸存者的口述实录。“我们一般弄清老人受害事实后，就不再追问细节了。对她们来说，每一次回忆都非常痛苦。”苏智良说。

　　

　　在苏智良的办公室里，除了记录幸存者口述的一大柜子资料，还有好几本厚厚的记账本，那是他为幸存者们募集的善款记录。从2000年开始，他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名义援助幸存者，每月100元，从2005年起提高到了200元。“这几年捐款的人多起来，终于不是赤字了。”苏智良说，近年来日本方面的捐助基本没有了。他记得曾有个日本政府的“亚洲女性国民基金”号称愿意援助这些中国的幸存者，但领这笔基金的前提是必须签字承诺不再在“慰安妇”问题上纠缠日本政府。“生活不能改善没有关系，但我们已经七老八十了，不能为了一点钱，还要看日本政府的脸色。”一位受害者对苏智良说，于是中国受害幸存者集体放弃了这笔钱。另外，日本法院借口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放弃国家战争索赔，对日索赔全部败诉。苏智良说，除了民间资助，他更希望中国政府能发起国家层面的专项慰问援助资金。

　　

　　除了苏智良，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民间研究第一人”的山西省乡村教师张双兵也为这些老人们奔走。30余年来，他先后多次到山西太原、盂县、阳曲、武乡等地调查，走访了120多位受害人、300位“慰安妇”问题相关联系人，由他记录、整理的《炮楼里的女人》一书，披露了70年前发生在黄土高坡上的人间惨剧。

　　

　　在海南，澄迈县文联主席黄大强也许是当地政府官员中，最了解幸存者现状的。他曾多次陪同记者、学者、作家去村里探访幸存者，“几户人家都比较穷，身世也很惨”。澄迈是世界长寿之乡，多的是长寿秘诀、治病秘方，黄大强在采风时就记下来，探望老人时帮她们“对症下药”。作为县政协委员，黄大强还熟悉政策，最近他计划为县里最后的三位幸存者李美金、符美菊、王志凤，以“特殊群体”为名申请生活补助金。

　　

　　海南保亭县金江农场南茂区养殖场职工陈厚志，是从已经过世的前辈张应勇手中，接过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调查员工作的。从1996年开始，他跟着张应勇走家串户，发现了好几名幸存者，也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去年，他还获得了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陈厚志今年已年逾五十。他说，现在最担心的是“后继无人”。对于这项报酬微乎其微，又必须从早干到晚的民间调查员工作，他努力培养过“接棒者”，但最久的跟了他两三年还是放弃了，最短的一天就跑路了。“走的时候，他骂我是‘傻瓜’，我多希望还能再找到这样的‘傻瓜’……”

　　

　　“这个工作要坚持真的很难。”在海南从事旅游业的王中山说，他在1997年前后曾与作为黎语翻译的张应勇搭档，多次为前来考察“慰安妇”幸存者现状的日本律师担当翻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知道了这些老人曾被日军日夜强奸、性虐直至昏迷，被害得浑身是血，从此落下残疾。如果不服从，她们就会遭受棍棒皮鞭的猛抽猛打，有的头被劈开，有的腿被皮靴踢断，有的不幸怀了孩子，甚至会被活体取婴……熬到战争结束后的少数幸存者，也是病魔缠身。“到后来我实在不敢再去了，那已经不是创伤了，是一种像心绞痛一样的痛。”

　　

　　王中山说，最让他难过的是，“常常是回来没几天，就听说那老人家走了。”

　　

　　文汇报记者 郭一江 单颖文　(部分资料、照片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供，特别鸣谢中心主任苏智良及陈丽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