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去美国从医只能去实验室捣鼓小白鼠”，这个说法要改了!在上海，有一群医学生正通过参加美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毕业后直接进入美国知名医学中心接受住院医生培训，跨出海外行医的第一步。

　　

　　美国执业医资格考，号称“全球最难标准化考试”。在少有前例可循、没有辅导班的情况下，这批来自上海交大、复旦、同济等高校医学院的学生自发组建学习小组，以一种先行者帮助后来者的“战友”姿态互相辅导、备考。目前，成功匹配到美国、新加坡等地住院医岗位的还在个位数，但小组成员在扩大，外围成员据说有上百人。

　　

　　有人说，这是医学生面对并不尽如人意的医疗现状的“逃亡”。不少医疗界人士却对他们给予更大的希望，“有朝一日他们集体回国，可能对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医疗体系带来崭新面貌。”

　　

 

　　去美国当“实习医生格蕾”

　　

 

　　坐在曼哈顿透亮的办公室，窗外是纽约热闹非凡的街景，身边是十多个表现欲极强的美国学生，他们也刚从医学院毕业，等待被知名大学医院相中……高山忘不了这个面试场景。在竞争激烈的医院申请战中，她是少见的亚洲面孔，在中国土生土长，拿的是中国医学院的毕业证书。

　　

　　但是，这些并不妨碍她赴美行医。

　　

　　毕业季，当大家忙着去上海各大医院面试找工作时，交大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学生高山则飞到了纽约、托雷多等地，参加美国医院的面试，跟科室大主任们聊“未来能否愉快地共事”，在几家医院中做抉择。

　　

　　最终，她在美国住院医生匹配系统中，成功地被第一志愿——托雷多大学医院录取为2014级住院医生，为期3年。高山是大陆五年制医学生毕业后直接赴美接受住院医师培训的第一人，6月，她就搭上了飞往俄亥俄州的航班。

　　

　　相比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教授，住院医师是医院生态系统的底层，却是所有医学生走进医院的第一站。热播美剧《实习医生格蕾》描述的就是这一阶段的“小医生”故事。他们还没有独立的执业权。

　　

　　和中国情况类似，美国“尖子生”选择学医的人数也在减少，聪明人都爱往更有前途和“钱景”的法学院、商学院跑，但美国住院医师岗位的竞争依然激烈。

　　

　　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住院医生职位数保持稳定增长，总申请人数增长速率却更大。但美国社会多年以来仍然认为“缺医生”。

　　

　　自2002年起，美国医学院开始扩招，计划到2020年使医学院毕业生人数将提高30%。这一计划正通过新建医学院、增加已有医学院招生数等方式实施。

　　

　　这意味着，考过美国医师执照考试，并不一定能成功匹配到住院医师岗位。

　　

　　急诊科更是近年申请“大热门”，连美国学生都很难申请到。以高山申请的急诊科住院医为例，2013年，全美仅31人匹配到岗位。

　　

　　因高山被录用的好消息这个捷报而沸腾的除了高山，还有一个特别的小组——上海USMLE小组(Shanghai USMLE Group，USMLE是美国医师执照的缩写)。很少人知道，当国内医学生还在为考取中国执业医师执照而努力，上海的这些医学生们正自发组建学习小组备考美国医师执照。

　　

 

　　中国学生的“孤独”备考

　　

 

　　“那是2009年秋天，我开始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实习，在日常临床工作中看到了一些国内医生的困境，不甘心放弃临床医学这个自己热爱的专业，于是决定向国门之外寻找出路。”至今，挂在SHUG小组官网首页的，仍然是核心创始人、复旦大学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陈力航所写的《美国行医并不遥远》。

　　

　　国内不尽如人意的医疗现状，是促使这批医学生“出走国门”的原因之一。

　　

　　高峥，交大医学院首届八年制毕业生，SHUG创始人之一。2012年，他作为应届博士毕业生参加三甲医院招聘，最先被提问的是：作为男生从事儿科家人支持吗?是否单身?近期是否打算在上海买房……“在严肃的职场面试中，尚未提及专业技能，却先被问及从医的后顾之忧，让我感到无奈。在每况愈下的儿科医患关系和微薄收入下，儿科医生人才本已严重匮乏，现在甚至成了需要用苦行僧般的隐忍来坚守的岗位，怎能不令人扼腕?”

　　

　　USMLE，号称全球最难标准化考试，考试分三阶段，每阶段都至少要考一整天。在医学生看来，想要取得高分不仅要极高的英文阅读水平、完备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知识，还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身体素质。

　　

　　对中国学生来说，“孤独”备考是另一层考验。2009年10月，陈力航在医学论坛“丁香园”上吼了一声，寻备考战友，并给这个学习小组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上海USMLE小组，简称SHUG。

　　

　　SHUG的第一次小组活动颇具戏剧性。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住院医生办公室，一共来了6个人，其中，一个是搞出国中介的，一个是卖参考书的。在把这两个人扫地出门后，剩下的4个人包括本科医学生、研究生，还有提供办公室的住院医，他们开始了SHUG的第一次小组讨论。彼时，大多数国人还认为USMLE一定要去美国读书才可以考，只有拿到绿卡才可以申请去匹配医院的住院医师岗位。仅少数学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北京、上海、广州自1998年起已设有USMLE考场，中国的医学学士学位是被美国承认的，在校期间就可以参加USMLE考试。

　　

　　在少有前例可循，更没有辅导班的情况下，以陈力航、高山为代表的第一批组员以最原始而高效的方式备考——互助式学习，大家分头寻找材料，互相讲解知识点，每周日的小组学习雷打不动。

　　

　　久而久之，小组对他们来说成为一种“精神港湾”。“学习之余，我们常常激烈地讨论医学理想、职业规划等问题。看得出，每位组员都有着共同的深藏于心的梦想：找到一个能够有尊严行医的理想之地——用不懈的努力寻回医学最本真的乐趣。”高峥回忆。

　　

 

　　海外医疗信息的“搬运工”

　　

 

　　2013年，陈力航被夏威夷大学医院录取为2013级内科住院医师。他是小组内第一个参加USMLE考试的人。同年，高峥被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录取为住院医师。包括高山在内，这些“元老”的匹配结果对后辈组员形成了巨大鼓舞。

　　

　　目前，SHUG小组主要成员已达50多人，覆盖交大医学院、复旦医学院、同济医学院等医学院校，并形成了成熟的小组管理机制和入组标准。除了互助学习，小组还有一项传统：凡去海外实习交流的同学，回国后必须在组内用英文给大家做一次医疗见闻报告。

　　

　　“重症监护室病人的病情多变，每隔一周科室就会安排医学伦理讲座，一名主治医师、一名医院的法律顾问，一名社工组成授课老师团队，授课方式是安排当天要与家属谈话的一名住院医谈谈自己面临的问题，然后其他住院医师讨论并发表意见，主治医师给予大家谈话经验，法律顾问给予法律支持和相关案例，社工会站在家属立场谈医生该如何表达观点，使患者和家属更好地配合和理解。这样的讨论并不一定能给今天谈话的住院医一个答案，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医学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更是一种人文科学，与患者及家属的交流有时比医学上的治疗更重要”，资深组员、交大医学院08级八年制学生张扬在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实习归来后分享。

　　

　　从新加坡医院交流归来，高峥说起一则趣闻：某天在电梯里与一个无人认领的铁柜子“同处一室”，没想到，电梯门一开，柜子自己走了出去，原来是医院的送药机器人。这个在交大时就以“说相声”闻名校园的医学生说起医疗见闻，也充满戏剧性。

　　

　　这群医学生虔诚地充当海外医疗信息“搬运工”的角色，把海外医疗见闻尽一切可能搬回来，然后，细观这些信息，比较中外医疗环境、医疗体制的异同。

　　

　　“美国并非什么都好，不必过度神化。”高山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医院实习3个月，给她印象特别深的一次经历是同去的中国学生有一次嗓子疼得说不出话，去医院足足等了3个小时，换来3个英文单词：“drinkmore water”(多喝点水)。回去后没过多久，她还等来一张大账单：800多美金。这其中，一部分是给医生的，一部分是给医院的，一部分是医疗器械、检查仪器的费用。

　　

　　“美国采取自由执业，医生与医院是互相独立的关系，医、药也完全分家，所以病人会收到不同名目的账单。这些我们并不陌生，中国尤其是上海正在推进类似医疗改革，但也不是完全照搬，因为美国也有美国的问题。但这不妨碍我们互相学习。比如，美国医学生毕业平均都要背负20万美金债务，这意味着35岁前，他们天天都在还债，这点中国医学生轻松很多。但美国学生依然对医学充满激情，这是真正的热爱。看到这些场景，你会受鼓舞，也会反思。”高山说。

　　

　　事实上，尽管备考的是国外医师执照，但探讨国内外医疗体系和海内外行医的差别，总能成为小组内的激辩话题。“尽管身处海外，反而比以前更关注国内的医界动态”。一名组员这样说。

　　

 

　　或为中国医疗体系带来新貌

　　

 

　　因为发展壮大，SHUG越来越无法回避一些疑问：“人才外流”、“医学生大逃亡”。这也是他们起初最担心的外来评价，“一开始，我们看USMLE的考试辅导教材还得在外面包一层书皮，生怕被老师知道，像地下工作者。”高山回忆。

　　

　　不过，学校并没有他们预想的那样干涉。2013年2月起，上海市医药卫生发展基金会还与SHUG达成合作，在上海开设UMSLEStep1精讲课程、基础课程。培训课程着眼于拓展医学生的国际视野、推广USMLE考试、推动医学教育同国际接轨，这一决定也受到交大医学院、复旦医学院的支持。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它的国际高端医疗服务业必定会愈发壮大，和睦家、百汇、沃德、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新虹桥医学中心等大型医疗机构近年发展迅猛，Doctor Smile(张强)、急诊女超人于莺等医生都走出了‘体制’，开始独立行医、多点行医的步伐。这样理想的医疗环境和服务理念在美国很多私立医院都有。出去就是希望未来能回归对接国内的需求。”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实习的组员张扬写道。

　　

　　高山也有类似想法。此前在美国医院面试时，这个中国学生就被考官问道：“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如果回中国，可能要重新开始住院医培训?”“完全可能!”高山丝毫不避讳回国发展的可能性，但她笑侃，“未来大概只能去和睦家这样的私立医院，上海的名牌三甲医院都要博士，而我只有本科学历……”

　　

　　玩笑归玩笑，关于“逃亡论”，高山有自己的理解，“上海的医疗环境正在发生巨大改变，未来需要大量拥有国际化视野的医者，现在大家总说出国留学的人很多，好像人才都往外跑了，但我觉得，今天有100个人出国，哪怕将来只有10个回来，是不是比100个人一直待在国内要好?有朝一日，当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一些外部智慧，却无从寻找，没有这样的人，这岂不更令人着急。医学发展也需要不同的视角。”

　　

　　医学专业媒体“医学界”对这批学生有更大的期许。“SHUG的成员是上海甚至中国大陆医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有梦想，有激情，有自信。他们的眼光不限于国内的职业发展，勇于把自己放到更广阔的医学舞台上去竞争和学习。他们倘若接受美国的临床培训之后集体归国，很可能为将来的中国医学教育和医疗体系带来崭新面貌。”

　　

　　无论如何，结局尚无定数，但这批年轻医者一个反复提及的心声很难让人忽略，他们说，愿天下医者内心从容，愿病有所医，医有所报。

　　

 

　　【名词小解】 美国住院医岗位匹配系统

　　

 

　　每年，美国各大医院会总计开放大量住院医岗位，为了拿到增加获得面试资格的几率，学生们往往采取“海投”战术，平均一个学生要申请上百个不同医院的不同住院医岗位，比如急诊科住院医、内科住院医、外科住院医等。如何适当并有效地让上万名学生与医院相匹配，找到彼此?

　　

　　美国住院医岗位匹配系统采取一种独特算法。举个简单例子，拿到3家医院面试通知的同学在面试完后，必须向这个系统递交一份志愿表，根据喜爱程度依次排定最想入职的医院，最喜欢的排在第一志愿;与此同时，医院也会递交给系统一份希望录取的学生表格，最想要的学生排在最前面，次想要的放在第二位，以此类推。该系统据此匹配出最终入职医院住院医岗位的学生名单，这就是所谓的“匹配”(match)。对学生来说，这个系统只会给你“0”或“1”的结果，也就是说，你可能什么岗位都没有匹配到;而如果匹配成功，也可能只有一个结果，不可能拿到多个录取结果，没有在众多offer中舍弃哪家医院的烦恼，更没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可能性。

　　

　　这一算法是博弈论的典型应用。简言之，面试中你遇到最强的候选人未必是你的竞争对手，因为他或她不一定把这家医院作为最心仪的医院填报。目前，这一算法还应用于器官移植捐献者和器官移植等待者的匹配。2012年，这一算法的设计者、美国的两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阿尔文·E·罗思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劳埃德·S·沙普利因此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算法的官方术语为“稳定配置和市场设计实践理论”。

　　

 

　　【SHUG组员说】 我的海外行医感悟

　　

 

　　在医院里实习时美国医学生我遇到不多，但是他们的实习给我一个印象就是“认真”。不是医生对你要求怎样，而是自己对自己要求都很高。我在外科重症监护实习，遇到一个美国四年级的医学生Darren，非常优秀的白人男孩，充满阳光，立志成为血管外科医生。

　　

　　他说现在自己26岁，今年匹配上普外科(面试了17个地方，有诸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芝加哥大学医院等大牌医院)，然后五年普外科住院医培训，结束后得做两年血管方面的科研，得再到血管外科接受两年专科培训。当他35岁时才可以开始独立行医。现在他身上有22万美元债务(大部分美国医学生都这样)，在他35岁前每年的收入起步5万美元/年(税前)，后面逐步上升，到专科培训结束时可以拿到约8万美元/年，他开玩笑地说这后面的9年天天得还债。一旦开始外科培训，就是每天5点前起床，一周6天上班。工作虽然辛苦，他给人的感觉一直保持精神抖擞，注意形象。

　　

　　——夏克，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URMC)实习分享

　　

　　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度过了8年学业中最难忘的三个月学习时光。因为我亲眼见到了勤奋的美国住院医生、热衷带教的上级医生，高标准严要求的规范化临床培训。美国住院医生的工资与其他行业基本相仿，但其工作时间却相当惊人，有时甚至达到每周100小时，是普通白领工作的2倍以上。是什么让他们坚持起早贪黑地忘我工作?是发自内心的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相比之下，国内的低年资医生绝非不够聪明勤奋，只是缺乏在临床工作中被自我激励的机会，更缺乏能让他们心无旁骛地踏实积累临床技能的大环境和公平的考量标准吧。

　　

　　——高峥，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实习分享

　　

　　儿科是医患冲突的重灾区，新加坡是怎么处理医患关系的?住院医师必须参加一些医患关系培训课程，医院会请住院者扮演愤怒的家长，然后由住院医来和这些愤怒的家长沟通，旁边会有另外一个医生记录当时的对话，并在事后对表现进行录像分析点评，指导改进。当然，国内医患矛盾的改善，除了需要对医生进行医患沟通培训和推进医改外，还有待懂得尊重医生的群体不断成长扩大。

　　

　　——高峥，新加坡竹脚妇幼医院实习分享

　　

　　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未来，跌跌撞撞想要放弃的时候，SHUG一位学长的一条微博给了我爬起来拍拍土继续走下去的力量。现在把它翻出来，送给学弟学妹们，也再次送给我自己：

　　

　　理想之所以是理想，是因为它的远大和光荣。如果只需要走出小小的一步，付出小小的一点努力，那就不能称之为理想。如果真的认定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那中间的曲折和艰辛，都是可以忍受的。而不是还没有开始，就站在起点唉声叹气。——致我们共同的医学梦。

　　

　　——高山谈“我的医学梦”

　　

　　(记者摘编自SHUG官网，有删减)

　　

　　文汇报记者 唐闻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