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英国女王亲授的爵士,是《印度图片周刊》上穿睡袍接受采访的花花公子,是另一位作家、诺奖得主索尔·贝娄眼中“峭壁上的鹰”。在舆论和作品堆叠的重重镜像背后,维·苏·奈保尔,已成为当代英语文坛的一个传奇人物。2001年,当瑞典文学院打去电话,通知奈保尔来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他最初还不愿意接听,因为他在刷牙。无论在书里还是书外,他幽默又冷峻,率直又不留情面,拥有独特的个人魅力。
今年8月,奈保尔将首次造访中国,出席上海书展的活动,并且在上海度过他的82周岁生日。
海岛上的童年:文化的蒙昧和禁锢
1932年8月17日,维·苏·奈保尔诞生在特立尼达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大家族。特立尼达是中美洲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当时为英国殖民地,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劳工与商人。无礼的挑衅、刻薄的冷嘲热讽、不加修饰的玩笑,是当地的谈话风格,也是奈保尔令人心惊的语言风格的源头。奈保尔出身高贵的外祖父19世纪末从印度远渡重洋而来,在这个“民风彪悍”的热带岛屿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家族强烈的种姓意识,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奈保尔,但这种由血统决定的优越感,与家人常常表现出的愚昧与野蛮之间的矛盾,也成为奈保尔内心萦绕不去的困扰。在他还很小的时候,舅舅带领整个大家族迁往一个林木葱郁的山谷,对当地环境“龙卷风式”的破坏令村民惊愕不已:他们烧掉周围的山坡,“洗劫”山上的水果,自己却什么也不种;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被拆掉,反而在户外搭了个简易厕所;发电机被拆毁、熔化,倒进饮料罐,制成健身哑铃……“一切都是这么临时凑合,一切都是这么糟糕。”奈保尔在后来接受访谈时说,“它(给我的写作)提供了所有东西:让我懂得文明可以被轻易地摧毁。”
作为家里的长子,奈保尔从小享受着某种“特权”,可以在姐妹们眼巴巴的目光中享受每天一个鸡蛋。然而,直至父亲去世,他的家庭从未摆脱在饥饿线上的挣扎。父亲西帕瑟德·奈保尔聪明但性格脆弱,曾担任当地《特立尼达卫报》的新闻记者。在奈保尔未满一周岁时,父亲撰文抨击当地农村印度人的迷信活动,即在牲畜爆发天花时不去医治动物,却拿一头山羊给印度教女神献祭。这篇报道触怒了不少人,西帕瑟德受到来自社群乃至自己家族的巨大压力,最后不得不献祭一头山羊以“平息女神的怒火”,而这一极具戏剧性的事件也登上了《特立尼达卫报》的头版,成为读者的笑料。奈保尔的父亲,这个自诩文明的记者成了迷信的牺牲品,并且丢了工作,陷入了长时间的精神错乱。奈保尔一家失去了经济来源,而父亲与姥姥家族的不合也很快加剧,他们搬出了大家族群居的住所,在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自立门户,贫穷越发形影不离。
尽管在生活和工作中屡屡碰壁,但热爱文学的父亲无疑是奈保尔作家生涯的引路人。父亲喜欢给儿子朗读莫泊桑、毛姆的小说,奠定了奈保尔对“外面的世界”的憧憬。欧洲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的地名在父子俩的想象中成为一个个熟悉的地标,牵引着他们逃离周遭混乱不堪的生活困境。父亲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托奈保尔的舅舅出资,自费出版了小说《古鲁德瓦暨其他印度故事》。这本半卖半送的小册子当时被人不屑一顾,但在半个世纪以后,被评论家视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海外印度小说的早期文本”。奈保尔一直以父亲的文学成就为傲,他认为《古鲁德瓦》可以媲美托尔斯泰的《主与仆》或是果戈里的小说,更坦言父亲简洁、幽默的文风直接影响了自己的写作:“我越是看它(《古鲁德瓦》),就越是看到自己实际上是怎么写作的——那些细节非常形象,非常敏捷。我知道它给了我一种语感。”
闯出去的青年:“我是个旁观者,超级游民”
奈保尔在学校名列前茅,但很少交际。家庭的纷争让他对友谊始终抱以警惕,“走出去”的念想也敦促着他拼命学习。在16岁时,奈保尔因为试卷被误判,险些与奖学金失之交臂,最终误判被发现,由政府破例颁发了特别奖学金。在那时,全岛仅有的4个奖学金名额,是许多学生孤注一掷想要博取的唯一出路,他的朋友叶杨就因为没能获选,在奈保尔离开不久自杀。奈保尔选择了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系继续深造。后来,在《米格尔街》中,奈保尔把自己离开特立尼达的经过写进了结尾:“我和他们一一告别,快步向飞机走去。我没回头看,只看着前面自己的影子,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特立尼达,他为旅途中早餐吃到橙汁、咖啡和鸡蛋而快乐无比。但是英国却并未向奈保尔展现出开阔的胸襟——至少在他本人的描述中如此。怀抱着雄心壮志,他在开学前拿着自己的小说找出版公司毛遂自荐,但屡受冷遇;寓所的英国房东太太毫不掩饰对奈保尔的反感;开学后,牛津大学排外的精英主义更令奈保尔郁郁寡欢。他努力纠正口音,加入学院的文学社,成为大学杂志的专题记者,想要融入这个精英文化圈,但在一个个拉帮结派的小团体中,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而在学业方面,尽管牛津的英语文学教授、《霍比特人》和《魔戒》的作者J.R.R.托尔金给过奈保尔最高分,但他的总体成绩远未达到自己的期望。
就在这时,他在学院的戏剧演出中遇见了帕特西娅·赫尔,一个在牛津大学读历史的可爱英国女孩。尽管帕特的父亲极度反对,他们俩很快开始了热恋,用书信互诉衷肠。奈保尔极少向人敞开心扉,但他对帕特坦陈自己在周围环境中的无力和愤怒,也表达了对社会、道德丑陋面的看法:“不要觉得我想改革人类。我是个旁观者,超级游民。”种族歧视、贫富差距以及严重的哮喘,让奈保尔有段时间深陷抑郁,一度尝试开煤气自杀,帕特一次次鼓励奈保尔,帮他走出阴霾。但脾气火爆的奈保尔对帕特并不体贴,他因为“不喜欢看到帕特站在舞台上为别人表演”,使她放弃了追求多年的戏剧理想。在1955年1月,22岁的奈保尔与帕特秘密举行了婚礼,其时奈保尔心中已另有所好。这桩婚姻,很大程度上是他对帕特情感上的交待,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亲人和朋友,也没有准备戒指,甚至很快弄丢了结婚证书。帕特后来自己买了一枚金戒指,却很少戴上。
勇往直前的作家之路:“英国当代文坛奇才”
奈保尔留学期间,他父亲常常给他写信,并寄去自己的小说,希望儿子帮着问问出版社能否出版。奈保尔一直口头敷衍,实际上根本没去跑,但事后BBC对奈保尔父亲的小说评价非常高。1953年10月,父亲因病去世,而这一巨大打击对奈保尔造成的影响还未散去,他就面临着失学、失业的危机。奈保尔未能通过研究生考试的面试,紧接着又在3个月内被26家单位拒绝。直到1954年12月,他终于在BBC得到了一份工作,为《加勒比之声》做节目。《加勒比之声》是一个每周半小时展示西印度群岛文学新作的节目,在加勒比沿海一带英国殖民地有着较高的收听率。奈保尔评论中美洲新出的小说,采访作家,主持讨论,这一工作对于他跳出欧洲文学的桎梏,打开视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55年6月,奈保尔在BBC的工作间开始以特立尼达的路易街为原型,创作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一家出版社表示了兴趣,但他们顾虑短篇小说集的销路,建议奈保尔先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也是《通灵的按摩师》比《米格尔街》出版更早的原因。1957年,《通灵的按摩师》出版以后,评论对这个“老练和机智的特立尼达青年小说家”的出现充满了惊喜,《米格尔街》更是令奈保尔一举成名,获得了毛姆文学奖。
此后,奈保尔以书评人的身份给时政期刊《新政治家》写了一阵子评论,以睿智和尖刻闻名。这期间,他耗时3年,完成了以父亲一生为原型的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962年,他带着帕特前往自己从未谋面的故乡印度,这也成为他创作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他写作的主要素材是特立尼达的童年记忆,而此后他将把更广阔的第三世界纳入笔下。他后来还在1975年和1988年重访印度,这三次游历促成了“印度三部曲”的诞生——《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奈保尔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几乎不间断地在全世界“迁徙”:非洲、美国、加拿大、特立尼达、阿根廷……丰富的阅历为他的《自由国度》、《河湾》等作品提供了素材,前者为他赢得了布克奖。只不过,行遍全球后,英国仍是他希望落脚的地方。1979年,在评论界眼中已经是“英国当代文坛奇才”的奈保尔,终于结束“居无定所”的日子,在英国西南的威尔特郡买下了属于自己的一栋房子。
再往后,奖项、荣誉学位接踵而至,英国女王在1990年为他封爵。但奈保尔在日记中透露:“我依然像开始一样不满,一样空虚。……几乎一样孤单。”他与妻子帕特没有子女。在41年的婚姻生活中,帕特一直默默充当他的助手、编辑,为他记录每一个写作素材,但奈保尔在情感上却渴望更为不羁、叛逆的伴侣。他从婚后不久就长期出入风月场所,在40岁出游阿根廷时爱上了已婚女子玛格丽特·莫雷,并且保持了20多年的情人关系。而奈保尔对媒体毫不掩饰这些隐私,他公开承认自己嫖娼的原话成为《纽约客》、《泰晤士报》等各大媒体的重磅新闻。1993年,帕特乳腺癌复发,奈保尔承认,帕特在复发前读到了这些新闻,很受伤害,奈保尔为此一直深感歉疚。1996年2月,帕特在病痛中离开人世。两个月后,奈保尔迎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巴基斯坦新闻记者纳迪娜。
“《米格尔街》是一组特别好的人物素描”
2001年,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维·苏·奈保尔,颁奖理由是“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迄今出版了30余本书,以讽刺性小说和记录个人生活、游历经历的随笔为主,最新的一部游记《非洲的假面剧》写于2010年。这位一直保持旺盛创作力的作家善于用最简单的词汇去表达最深刻的主题,他在20世纪后期英语文坛掀起了“惊涛骇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接受本报专访,介绍了奈保尔的文学成就。
文汇报:从整体上来说,怎样评价奈保尔的文学成就?
陆建德:他对第三世界的描写分析让我心里不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脱离宗主国独立后,新生问题特别多。这其中既可能是原先宗主国殖民安排上的弊病,也有独立后国家自身的不足。当时开明的知识分子都在为殖民地的解放欢呼叫好,像奈保尔这样的不断质疑,让人有点尴尬,但这个问题绝对不可以轻视。奈保尔的大量小说都以第三世界为背景,他在《河湾》中尖锐地描写了刚果独立后,为反抗而反抗的人们对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毫无准备,河湾小镇成了整个社会的缩影,形同鬼城,民生凋敝。在《埃尔维拉的选举权》中,他也写到一些独立国家,政府“任人唯亲”,缺乏社会服务观念,根本上说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三部印度游记中,他看到了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一些问题,包括不讲公共卫生、甚至拿手指搅拌茶水等陋习,认为这些都与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相称。这绝不是支持帝国主义或是支持殖民主义,而是指出殖民地独立后,在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确实面临的断裂困境。
文汇报:单就文字而言,奈保尔的写作风格是怎样的?
陆建德:奈保尔的文字非常好,简单节制,又充满了精准的细节。他写的小说和随笔,跨越了传统意义上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分界,常常会在作品中把真实的事件和虚构的情节结合起来。他很会讲故事,成名作《米格尔街》就是一组特别好的人物素描,每个人物身上都折射出特立尼达的文化困境。那些人物的参照总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让读者看到当地文化没有根。像其中卖弄才学、一心想考上卫生检察官的伊莱亚斯,就是一个生动的典型,他仅仅爱上一两个抽象的词汇,好高骛远。奈保尔挺看不起这样的人。
但是奈保尔有时候语言过于尖刻,故意“找刺”,而且他的晚期作品给人感觉略有雷同。他太喜欢讲身世,被人批评为“改头换面地反复写自传”,还是应该好好讲故事。
奈保尔迄今共出版了30余本书,《米格尔街》、《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根据他和父亲亲身经历创作的代表作。
1955年,奈保尔与第一任妻子帕特举行婚礼。这桩婚姻,很大程度上是他对帕特情感上的交待,他甚至没有准备戒指。1996年,帕特过世后两个月,奈保尔迎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纳迪娜。
文汇报见习记者 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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