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何振梁向萨马兰奇转交了本报赠送的由画家张桂铭创作的国画《五彩荷塘》。

 右图：在本报，刘翔请何振梁为其签名留念，雅典奥运会上正是何老为他颁了奖。 均本报记者 戴焱淼 摄

■文汇报记者 谢笑添

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领路人与导师，何振梁亲历了中国奥运事业的每一次辉煌与遗憾，也将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与普及视作毕生追求而无悔耕耘。为了奥运事业，何老奔波一生，也与《文汇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6年与2008年，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曾两度造访本报，与读者们分享他心目中的奥运精神。在何老看来，奥林匹克运动的精髓在于体育与文化、教育的结合，而具有普世性的人文精神则构成了其最初的源头与最终的归宿。奥运会的出现不仅为世界各国人民建立了友谊的纽带，也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建立起了复杂而多样的关系渠道，对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人文关怀是基本原则

人们常说，奥运会是和平年代里的战争，何振梁却将其视作一个范例、一种启示。他认为，在充斥着恃强凌弱与各类纷争的当今世界，奥运会向世界所展示的其实是：人与人、国与国如何在互相尊重、友好相处的前提下公平竞争，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也自然成为了处理一切奥运相关事务时的基本原则。这样的人文精神有着普世性的特点，无论体育运动的方式多么纷繁、各国的文化差异多么巨大，都是以人的身体、意志、精神的和谐发展推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间的交往与友谊，进而延伸至国与国之间的互相尊重。

正因为此，何老曾在这两场讲演中四度强调，无论种族、宗教、性别或是意识形态，奥林匹克运动及国际奥委会将始终站在一切形式的歧视的对立面。他指出，当年，正是由国际奥委会率先举起了反对种族歧视政策的大旗，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最终废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也正是在国际奥委会性别平等理念的推动下，奥运会上的女运动员比例才得以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的21.5%，提升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的38%。也难怪何老会在当年发出感叹，“越是参与奥林匹克运动，越能感受到其精神反映了人类社会理念的进步。”

而奥运会带来的不仅是人与人间的友善相处，也为缓解紧张的国际关系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国际奥委会倡导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实行‘奥林匹克休战’。从1991年以来，在历届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举办前一年，联合国大会几乎都会一致通过该决议。”何振梁表示，该协议不仅在彼此关系紧张的国家和地区间建立了和平交流的纽带，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一份宝贵财富。而国际奥委会在推动竞技体育的同时，也在难民营、受灾地区、弱势群体中积极展开大众体育活动，并提供相当数额的人道主义援助，为实现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增添了一份力量。

体育与教育不可分离

谈及奥林匹克主义，何振梁说这是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人生哲学。一直以来，他始终认为体育与教育不可分离，甚至提出“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而没有教育的体育，则可能是走向歧途的体育”。而这也与奥运会的初衷不谋而合。如其所言，从创办现代奥运会的顾拜旦，到而后的国际奥委会两届主席萨马兰奇与罗格，都将教育视作奥林匹克的精髓所在。

何振梁认为，奥运会的教育功能与其独有的人文精神相辅相成。“倘若奥运失去了人文精神，也就丧失了它的教育功能。那样的话，运动员就不再是青少年的榜样，反而沦为古罗马时代角斗士般的形象。”在何老心里，唯有品格高尚、勇于拼搏的人，才值得青少年和整个社会学习，而刘翔就是那个完美的榜样。“刘翔的开朗性格、自信心、对对手的尊重，体现了一个奥林匹克运动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有人说他过分自信，我却认为，他的自信并不盲目，而是基于其刻苦训练。他为青年人树立了努力奋斗就会有收获的正面形象，而他的自信也不会在赛场上转化为对对手的傲慢。”

刘翔所表现出的竞技精神，正如2008年在本报主办的“奥林匹克文化讲座”的讲演中，何振梁反复提及的那句“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箴言。然而每次提及该句，他却都不忘加上一个前提——人性、干净。何老坦言，在赛场或日常生活中，部分运动员确实存在着不检点、不自律，甚至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类似的情况在本应成为表率的管理人员、教练间也屡有发生。究其原因，则是体育中的教育出了问题。在他看来，力争更快、更高、更强并非“唯锦标主义”，不是不择一切手段争夺胜利，而国际奥委会精神中所倡导的重在参与，也必须与竞争精神结合在一起。这是奥运会赋予社会最直观的教育意义，也需要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端正思想，一同保证它的实现。

文化在交流中升华

顾拜旦曾说，运动员是一座座生动的雕塑，将他们视作艺术品般的存在。何振梁则认为，一代代艺术家的灵感也因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精神而不断迸发。奥运期间的文化节，以及开、闭幕式就是最鲜活的案例，“开幕式上的礼仪程序和文体表演，以特有的崇高与壮美，感动着世界，生动地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精神、丰富其文化内涵。”

然而，何老也指出，过去的奥运会大多在欧洲或北美的发达国家举行，西方文化才是其最初的文化基础。所幸，随着奥运会在汉城、东京等亚洲城市的举办，国际奥委会逐渐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与意义。据他透露，旨在推动改革而成立的“国际奥委会2000委员会”曾在会议上强调指出，“对于奥林匹克运动而言，所谓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划一标准的现代化或是文化上的单一化，更不是欧洲化或西方化。在文化冲突与碰撞频繁的当下，奥运会应该提供更多交流与展示的平台。”

在何振梁看来，这种形式的展示不仅能减少不同文化背景人群交流时的障碍，还有可能创造更高层次的世界文化，“欧洲文明强调竞争，中国古老的体育文化看重的则是修身养性与自我提高，即便对抗也是点到为止。过分强调竞争易导致不择手段，过分强调谦让则难以在如今社会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唯有互相学习方能达到更高的境界。”而这或许也正是奥运会之于世界的另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