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子”袁中伟讲述当年“总理遗言”案。 文汇报记者郑蔚摄

 

 

“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中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左一，晨光；左二，阿斗；左四，蛐蛐儿；左六，瓜子；左七，大耳朵）。

 

 

年轻的蛐蛐儿（右）和瓜子在大海边畅想他们的未来。

 

 

袁中伟出狱后拍的第一张全家福（后排左二是袁中伟）。（除署名外均文汇报资料照片）

 

40年前的1月8日上午9点57分，国人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在京逝世。

 

次日清晨，这个噩耗与冬日凛冽的寒风一起传遍了因“文革”十年而遍体鳞伤的祖国大地，令人格外地哀痛和忧愁。

 

当令人揪心的哀乐在收音机里刚刚响起时，在杭州菩提寺路蕙宜村的一栋小楼里，有一对二十出头的姐妹还没醒来。她们中的一位，也就是《重返1976》一书作者袁敏清晰地记得，“爸爸冲进我们的小屋时脸色发青，对我们说话从来都是慢声细语的他破天荒地对我们大嚷：你们还睡着不肯起床啊！总理去世了！总理没有了呀！我和姐姐听闻此言，掀开被子‘噌’地从床上跳起来，我的第一感觉是：天塌了！爸爸捂住眼睛，泪水无声地从手指缝里流下来。我们从小到大没有看到过爸爸流眼泪，我和姐姐抱住爸爸，我们都哭了。”

 

但此事，这栋小楼里的所有人，谁也没有想到不久后他们全家就会卷入一场震惊全国的“总理遗言”案。

 

1976年，中国走到了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

 

弹指一挥间，人间已沧桑。当年“总理遗言”案的两位主人公：外号“蛐蛐儿”的李君旭已不幸谢世；而袁敏的哥哥“瓜子”袁中伟，出狱后曾说过“20年内，我们大家谁也不要说这件事”。日前，他终于在40年后第一次就此事接受了媒体采访。

 

“既然总理有遗言，他还会说些什么”

 

“今天早晨醒来，我看到手机上第一条微信里有这么几句话：‘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会遇见谁，你的心决定谁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谁会留下’。”袁中伟在接受采访时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提问，而是先念了一段他手机上的微信。

 

时间是决定一切的。我们还是先回到人物命运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1976年吧。

 

那时，“瓜子”袁中伟和蛐蛐儿都只有23岁，袁中伟是杭州半山发电厂工人，蛐蛐儿是杭州汽轮机厂工人。他俩都毕业于杭州第十一中学，该校的前身是杭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名的惠兴女中。和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的要好同学还有晨光，以及在生产建设兵团的“阿斗”和在桐庐插队的“大耳朵”吕建树。

 

“我记得新华社在报道总理的追悼大会时说，‘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的遗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所以在悼念总理的日子里，社会上很多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几个同学都一直在议论：既然总理有遗言，那除了已经报道的这句话以外，总理遗言还会说些什么？”袁中伟告诉记者，“我们都知道总理没有孩子。他如果有遗言，不可能是对子女说的，肯定是对他爱的国家和人民说的。”

 

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久，中央高层人事变动的文件下达，代总理不是邓小平，叶剑英也病休了。

 

“1976年2月5日，阴冷的天空中雪花翻飞，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和蛐蛐儿、阿斗、晨光几个人集聚到大耳朵家里。”他说，“大耳朵插队的老乡知道他要回城里了，给了他一大块狗肉。大家围着火炉炖狗肉议时政。大耳朵说，他插队的农村，农民吃不饱饭，许多农民外出谋生。大家联系到最新的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的名字，非常担心1975年邓小平整顿刚刚好转的形势又中断，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壮丽前景可能付诸东流。”

 

那一晚，这几个热血青年从开始的忧国忧民，到后来的群情激奋，真有了“天降大任于斯人”要挺身而出的冲动。

 

“蛐蛐儿是我们中最具‘诗人气质’的。”后来，大耳朵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那天晚上，一度为失恋而伤心的蛐蛐儿，似乎异常沉默，但同伴们的激情议论，默默地融进了他脑海里。

 

几天之后，在自家的亭子间里，蛐蛐儿拿出薄薄的两张纸，对袁中伟他们说，这是他抄来的“总理遗言”。那个年头，谁也没有想到一国总理的遗言竟然会有人胆敢伪造。于是，大家只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后，就不由分说地埋头抄了起来：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这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会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顾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要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还有一封短信，是给邓颖超的。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我保留向党中央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利”

 

这份“总理遗言”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在民间传播开来。遍布各地的知识青年很快将它传遍大江南北。

 

写好“总理遗言”后，蛐蛐儿曾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我首先拿给爸爸妈妈，爸爸叫我不要传。我问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爸爸说像是真的。我听了非常得意。”

 

据悉，在短短的两个月里，“总理遗言”从杭州传向全国，甚至跨出国门，在海外华人中流传。

 

“总理遗言”很快惊动了北京。“四人帮”认为伪造的“总理遗言”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追查。当时的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蛐蛐儿的天真幼稚，让他在公安部门纯熟的侦查手段下，很快就“落网”了。是年5月5日，一辆吉普车开进杭州汽轮机厂，带走了正上班的蛐蛐儿。

 

5月9日，已经离家自行到北京、东北考察两个多月的袁中伟，在上海姨妈家被捕。押上车前，公安人员将他的双手反铐，连夜押回杭州。第一场审讯就持续了四十多小时，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总理遗言’吗？”随后是：“你是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可那时，袁中伟并不知道“总理遗言”是伪造的。审讯者说，我们知道，你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他反驳说，邓小平上台后，铁路通了，钢产量上去了，有错吗？

 

审讯未果，他被送进了杭州有名的监狱“小车桥”，与刑事犯关押在一起。

 

袁中伟告诉记者，即使被捕几个月后，他都没有想到“总理遗言”案竟然让他父亲和他姐都一起被抓。

 

他父亲袁啸吟曾是共产党浙东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文革”开始后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被“靠边站”。就在袁中伟被抓的次日下午，袁啸吟在杭州家中被人以“组织部找你谈话”为由带走。出门前，来人似乎不经意中说了句：“再带件外套吧。”就是这简简单单一句话，让曾在绍兴城里做地下党与日本鬼子斗智斗勇的妻子警觉起来：天气已经很热，让老伴再带件外套很不正常！

 

果然，袁啸吟一出家门即被押上车带走。随之而来的是公安人员的大抄家，袁敏至今记得她当时亲眼目睹此情此景的恐惧，以及“母亲这时候显现出一种临危不惧的沉着和镇定”。她母亲不仅不断地给抄家者烧水喝，甚至将抄家者带到楼下厨房里，指着一大堆煤球说:“从前我当地下党时最喜欢将秘密文件放在这种脏乎乎的地方，你们好好搜下吧。”令抄家者哭笑不得。

 

直到他们平反后才知道，因“总理遗言”案仅在杭州一地就涉及7个家庭，有12人被关押，而全国被传讯和审查者难计其数。

 

李君旭被抓后，是否曾供述“总理遗言”是他和袁中伟俩人所写，民间有多种版本，而以审讯笔录为依据的官方版本至今尚未公开。其实无论哪种版本，这对事件本身来说，也许并无多大差别。公安认为，“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袋，蛐蛐儿的笔”。而“四人帮”怎么也不相信这么一份有模有样的“总理遗言”竟然会出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之手。王洪文说，眼睛不要盯着面上的几个毛孩子，要挖出长胡子的老家伙！张春桥说：“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但蛐蛐儿的父母是医学教授，“四人帮”认为干部子弟“造谣”的可能性更大，他们想的是一直追查上去。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袁中伟和袁啸吟更适合成为追查的突破口。于是，5月下旬，一节从杭州到北京的软席包厢，将袁啸吟和袁中伟姐弟，蛐蛐儿和他的父亲，阿斗和他的父亲总共7个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押送进京。

 

于是，袁中伟开始了几乎长达18个月的囚禁岁月。在北京“保护性审查”期间，他被剥夺了姓名，冠之于“60号”。他后来对袁敏说，在被关押的日子里，体会最深的是两个词：生命和自由。从被捕到“四人帮”被粉碎的5个月里，反反复复的连轴转的审讯，虽然没有“严刑拷打”，但已经让他有了生命的“撕裂感”。当他说要向毛主席申诉时，审讯者冷冷地回答他：“你以为你还有这样的机会吗？”这确实让他瞬间感到将有失去生命的恐惧。

 

而在同一座监狱中的袁啸吟，则已经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中炼就为“老运动员”。当审讯者问他在哪里看到了“总理遗言”，他答：“在家里，小鬼（小孩）同学拿来的，我就看了。”审讯者再逼问：“你相信这份‘遗言’是真的吗？”他就沉默了。淮海战役时，邓小平是指挥他们的总前委书记；1965年的全国工交会议，他聆听过邓小平的长篇报告；这份“遗言”中肯定邓小平的话，他内心是赞同的。但他即使被逼急了，也只是不紧不慢地回答：“我没有想过”“这怎么说呢？这说不好”。急得审讯者跳起来：“58号，你跟我们打太极拳啊！”

 

袁啸吟后来说，他的对策其实是游击战术——“情况不明，原地宿营”。

 

“其实，看押我们的战士蛮可爱的，”袁中伟告诉记者，“7月28日凌晨3点多唐山大地震，震波危及北京，监房里水瓶都倒了。当时，我刚提审结束回监房，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战士就开门冲了进来，问我：‘60号，怎么了？’我随口答：‘怎么了？地震了！’他完全出自本能地问：‘地震了，怎么办？’我也本能地回答：‘怎么办？要问你。我不走，你也不能走啊！’结果当天彻夜豪雨，每4个警卫战士一人站一个角，上面拉块塑料布，四面用4条床单，将他们每个人分隔在一个小空间里。战士们全身都湿透了，也真的不容易。”

 

要不是粉碎“四人帮”，蛐蛐儿和袁中伟生死难料。粉碎“四人帮”后，他们的境遇有所好转，开始可以放风。袁中伟曾以为有望很快出狱，不料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他连一次审讯也没有等来。这让他陷入从未有过的焦虑，他发现自己最大的愿望竟然是被审讯。因为即便审讯，他也能通过对方的提问、用语来判断自己离自由还有多远。

 

终于等到了1977年11月，提审人员向他宣布了审查结论：“经查，袁中伟同志和制造‘总理遗言’无关，但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很复杂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损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现解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对这样的政治结论，他拒绝在上面签字。

 

“他们反反复复劝我签字，甚至明确告诉我，这个结论中央最高领导都已圈阅，等等。我想了足足15分钟以上。最后我在自己的结论上写下了一句话：‘这个结论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利。’公安部的同志看了这句话都十分震惊，面面相觑了好半天，研究了好久，也劝了我好久，最后还是决定先放我出去。”袁中伟说。

 

“这四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

 

袁中伟回忆说：“在北京出狱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就在公安部招待所重遇了蛐蛐儿，我当时就希望他能告诉我事情的真相，但他只是一个劲向我道歉，却始终没有把实情说出来。”

 

而深深地留在他脑海中的，是放风时，曾见过刻在砖墙角落上的一句话：“小弟（袁中伟），对不起。”他知道这是蛐蛐儿为他刻的。以蛐蛐儿内心的敏感和自尊，可想而知他当时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直到今天，袁中伟对当年这位小伙伴的评价依然是“蛐蛐儿是非常有才华、非常好的一个人”。毫无疑问，尽管蛐蛐儿与“四人帮”斗争的方式不能说是成熟的，甚至应该说是错误的，但确实又是奇特的。他假借“总理遗言”说出了在周总理逝世以后，人们憋在心里已久，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让“四人帮”心惊胆颤。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浙江省委终于下文为“总理遗言”案的所有案犯平反。1979年12月，公安部下文为此案关押在北京的核心案犯平反。《平反决定》说，“袁中伟同志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并和伪造‘总理遗言’毫无关系。”

 

就在阳光驱散了袁中伟和蛐蛐儿头顶的阴霾，他们神采焕发地开始新生活时，谁也没有想到，那18个月的囚禁生活潜伏在他们身体里的恶魔却蠢蠢欲动了。监禁时，每天晚上必须顶着屋顶上100瓦的灯光睡觉，让蛐蛐儿对安眠酮产生了严重依赖。出狱后，蛐蛐儿不仅没有停服安眠酮，反而越陷越深。当他的妻子将这一情况告知袁中伟时，蛐蛐儿已严重成瘾，难以自拔，甚至好多次突然当众摔倒。曾经身高1.84米，英俊潇洒，几乎是中学时代所有女生心目中“白马王子”的他，在1989年突发重疾，从此坐上轮椅，于2014年2月过早离世，令人扼腕痛惜。

 

而袁中伟也在送蛐蛐儿住院治疗时突发严重的肝肾综合征，几经病魔的折磨，花了6年时间方才治愈。

 

如今年逾花甲的袁中伟，已经从浙江省人事厅的领导岗位上退休，健康而开朗。

 

记者问他，为什么彻底平反后不愿接受媒体的采访，而要说“20年内，我们大家最好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当时我也只有二十多岁，所以觉得20年很长。没想到40年的时间都一晃就过去了。我一是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大，二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有它内在的逻辑。而历史事件总是离得越远，越能看清它的全貌。”

 

作为记者，自然还想向他考证若干细节，比如“狗肉夜谈”究竟谈了哪些话题？

 

“这个话题，所有的人在被审查期间都被反复审讯了无数次，具体到每个细节，包括每个人所在哪个位置。当年的审讯就是让你反复说，只要发现你这次说的和上次说的哪个细节有丁点不同，就抓住不放，要你交代为什么不同。其实，40年过去，每个人的记忆肯定都不一样，说的细节很可能走样了。所以我的想法是，有的细节未必真有意义。

 

“我更想说的是，当时我们确实是在思考。其实，不仅是我们在思考，全国各地的青年都在思考。1976年，实际上整个中国都在思考。在这些思考的年轻人中，我们肯定还算不上最优秀的，不过是出了‘总理遗言’事件而比较引人注目罢了。

 

“我们在思考什么？从‘九一三’事件后，我们在思考一个本质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是什么促使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是‘文革’破坏得太严重了。当时杭州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两张肉票，一张杭州肉票可以在我们厂食堂换两张内部肉票，一张内部肉票只能在食堂里买一块大肉。也就是一个人一个月只能买4块大肉，杭州可是鱼米之乡啊！老百姓生活那么苦，肯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1975年，邓小平复出，各行各业整顿，恢复生产，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年轻人觉得很振奋。没想到总理去世，又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下台，给我们浇了一盆冷水。不仅是年轻人，而是全国人民都很愤怒和迷茫。而‘总理遗言’正是体现了那个年代民众中强烈的忧患意识。

 

“我相信这40年来中国的巨变，正是全党全国人民持续不断地思考和探索的结果，你可以说这是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也可以说这是振兴中华的中国梦。它肯定是我们中国的软实力。习近平同志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说，‘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我想，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们的中国梦一定是可以实现的。”袁中伟说。

 

在采访袁中伟的次日，记者又接到了他的一条微信：“昨天的采访又勾起了我对四十年前那段岁月的回忆!‘总理遗言’的核心涵义除了希望小平同志能够承担更大责任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理对自己革命生涯的回忆和恽代英同志之口,讲出了我们多年的思考: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为了什么?现在人民生活条件怎么样?四个现代化的壮丽前景怎么实现?‘遗言’用总理一贯检讨的口吻和充满革命理想的激情,把这些思考展现出来,而这恰恰是当时全国许多同志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更是我们党后来粉碎‘四人帮’，推进现代化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实现小康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