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马塞尔·埃梅(MarceI Aymé，1902一1967）是个“说故事高手”，他的小说充满“诡异和荒诞”。喜欢他的人不吝赞美之词，将他称作“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

埃梅生于法国一个贫困的家庭，由于健康原因，他中断了工科学习，先后当过小工、小贩、银行职员，后进入报界。埃梅擅长把现实题材玩成今天归属于“二次元"的世界：怪诞、刺激、俏皮话、天马行空、不动声色的颠覆。据说，这是因为埃梅幼年时被寄养在农村“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和法国民间文化的滋养，使让他获得了丰厚无穷的想象力和素材（这不由得让人想到高密乡之于莫言、种植园之于福克纳）。后来埃梅到了巴黎，在这座充满时尚和艺术氛围的大都市过着底层人的生活，又让他看到了作为个体的人在巨大的、充满压迫感的社会中的无能为力，故而在他的创作中，又“有一种近乎狄更斯式的写实性及普遍性。对于他的主角们，埃梅时而讥讽，时而斥责……总的来说，那是一幅充斥着喧嚣、悲作、活力、复杂的人生写照"（诺尔曼·丹尼语）。“这些著作浸润、渗透着幽默，一种带泥土味的法国幽默，一种清晰、冷静、极为无动于衷地讲述駭人听闻的事情的方式"（亨利·克努瓦尔语）。这就是为什么我读他小说的时候，常常联想起拉伯雷、马克·吐温、蒲松龄、莫言和王小波。你可以把他看成是这所有人的复合体——当然，埃梅自己肯定不同意这个观点。

《穿墙越壁》（1943，又译《穿墙记》《穿墙人》）是埃梅的经典短篇小说之。这篇小说是如此有趣，使得它在1959年即被改编成电影；到了2006年，韩国导演还根据原著改编成音乐剧。不但如此，为纪念埃梅和这部作品，法国人还在埃梅故居的楼侧修建的一堵高之上树立了一座雕塑作品，作品中的人即以埃梅本尊为原型，一只手臂从墙上穿透出来，半个身子伸出墙，另一半则隐在后面不见，似乎真要穿墙而出。

《穿墙越壁》体现了埃梅典范的讲故事方式：一个名叫杜蒂耶尔的中年男人，平庸、乏味，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蓄一撮黑色山羊胡子，在登记注册部任小职员，似乎注定要在漫无尽头的无趣生活中度过一辈子。但他偶然问获得了一种可以穿墻越壁的奇特能力。他本觉得这种能力是一种病，请求医生为他治疗。但随着他被新来的上司压制、霸凌，甚至威胁开除，经受诸般侮辱下，他开始借用这种奇妙能力了：在他又一次被无情训斥之后，他怒气冲冲地拿自己的脑袋穿墻，在上司的办公室露出来，好像上悬挂了一个孤零零的脑袋。他辱骂、戏弄上司，让上司惊恐、疑神疑鬼，很快就神经失常，崩溃得进了医院。如同一个忽然发现了新大陆的顽童，杜蒂耶尔“并不因此满足，相反对穿墙过壁产生了一种新的、难以自制的欲望”，他开始肆无忌惮地运用这种能力，化名“嘎鲁一嘎鲁"盗窃银行、珠宝店、富人，并特意下自己的姓名。被捕入狱后，他又随心所欲地戏弄狱警。他不断入狱，再越，逍遥法外。

故事的结局是他和一位有夫之妇偷情，因为误食了医生开的药，加之过度疲劳，在穿时失去了这一奇特能力，被永远卡在了墙壁中。小说的最后一段写道：“他的躯体与石墙凝固为一体 。夜深人静之时，巴黎街头的闹声止息， 夜总会的游客路过诺尔万街，便能听到一科仿佛来自坟墓深处的低沉呜咽， 他们错以为这是风吹过布特街十字路口发出的咽鸣 。 其实那是嘎鲁一嘎鲁一杜蒂耶尔在倾诉他的一腔幽怨，哀叹他显赫的生涯已经断送，追悔那犹如朝露的爱情 。”

于是，这部小说最为奇妙的场景也凝固在这里：墻壁中杜蒂耶尔身处这永恒的、尴尬的境遇却无能为力，对他而言， 整个世界也就此永恒地 、尴尬地凝固了。

据资料来看，埃梅应该没有读过《周易》。然而一个有趣的巧合出现了：数千年之前，《大壮》卦便呈现过这一场景，只不过，凝固在尴尬境遇中的不是柱蒂耶尔，而是一只公羊。《大壮》卦的九三爻辞说：“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意思是说小民之争，用力量取胜，贵族阶层之争，用法律相制衡，如同公羊撞到篱笆之上，角被卡住了，境遇非常不妙。九四爻辞说：“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公羊撞破了篱笆，篱笆卡不住它了，它便冲了出去，撞到了大车的轮条上，因此受了伤。上六爻辞又说：“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公羊撞到了篱笆上，被卡住了，进退不能，无所利，因此要明白惟有在艰难之中获得解脱才算得上吉。（以上解释参周振甫《周易译注》）

不妨把社蒂耶尔的人生境遇和《大壮》卦的这几个爻结合起来看：杜蒂耶尔前半段的人生，如河大多数的普通人，被社会约束着，为了此身的生存不得不奔波、操劳，无法轻松地活着。他面临一个个有形或无形的“壁"或“藩"：他讨厌那个新来的上司，也曾小心翼翼地反抗过，却屡屡为“藩"羞辱、折磨。随着杜蒂耶尔获得了穿墙越壁的能力，他开始“小人用壮"，游戏这个世界。此刻，他似乎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过自己的生活。然而，这种自由确实真实而可靠吗？如果是，杜蒂耶尔为什么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反而“对赫赫名声日觉厌倦，对于穿墙过壁的乐趣，也有些厌烦”，以至于最终在寻欢作乐之后陷入墙壁之中，发出无尽的哀叹？

我这里将埃梅的小说《穿墙越壁》与中国的《周易》联想到一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者代表着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重要思想和情感，而后者代表着数千年来东方的历史沉淀和某些生存智慧，两者的时代不同、出发点不同，但都触及了人类面对的一个问題，即：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人人都处于这个有各种制约性的世界，那么，应该如何面对它？

这种对人的制约性，随着具体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如中世纪以神主宰一切，人在神之下，最大的制约性便是这无处不在的“神"；步入工业社会，人处于大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之下，最大的制约性便是无处不在的“物质"或“生产"。然而，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有着什么样的制约，人都不可能全然被“墙"或“藩"所压制，另一方面也不能全然用“穿墻越壁"的超能力来应对。现实中的人必须找到与它安然相处的智慧，而不应如杜蒂耶尔那样行走于两种极端。

中国千年之前的智慧，似为此已作一探索和努力：这便是在大制约与大自由之问，应当寻求一种精妙的平衡。我以为这即是李泽厚先生高度重視的“度"的问題。“度，就是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人类是靠这个东西生存下去的、中国上古极重音乐……它有各种不同的‘度’，它不仅使人际和谐，而且‘神人以和’，人与天地宇宙和谐一致，协同共在”（《中国哲学登场》）等等，这都是在论述“度"的重要性。歌德在其《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也提及类似“度"的概念。

《周易》讲“中正"，是讲“正如此"和“当如此"的问題；孔子观攲器，是讲恰到好处的问题，这也都是从另一个角度强调“度"的问题。再有，《乾·文言》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我以为便是讲人一旦寻找到这种精妙的“度"，他就能在这具体的时代、具体的环境、具体的偶然性中，不偏于一隅，不执于一念，在无处不在的制约和反制约之间获得具体的自由。换言之，人无需如杜蒂耶尔那样或被压抑得丧失自我，或尽情放纵欲望而感到虚无，在两端之极落入困境，而是能于此“度"之中，在不失去自我的同时获得具体而充实的自由，也就是在现实中能够“合情合理"的生活、发展。

而这个“度"是一种经验的尺度，是“实践出真知"，是在无数的探索和总结中得来的。当下，很多人都在谈让中华文明和中国智慧在当今世界发出声音，我想，以埃梅《穿墻越壁》和《周易》“羝羊触藩"为启示，中国人历来强调的“度"的智慧，强调事物的“合情合理"，或是一个较好的出发点吧。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