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四川路一带的住宅，十之六七为粤人。数逾十万，因此烧鸭烧猪随处点缀，不脱五羊城的风味。

老明信片里的虹口

新雅与杏花楼，前身都是消夜馆

如果从地域上来看，上海与广东距离遥远，饮食交流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要是回望一眼近代史，话又得另说了。

清朝晚期，勇立潮头的粤商已在上海开疆辟土，把海味、南糖、洋货、棉花等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及至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进入上海的移民潮中就数说“鸟语”的广东人最为活跃。比方说，从外国人的生意中掘得第一桶金的基本上都是买办，而上海的第一批买办就以广东人为主，比如赫赫有名的“四大买办”中，唐廷枢、郑观应、徐润就是广东人，都在上海发迹。各位知道，清朝大部分时间实行海禁，但在康熙爷那会，朝廷却特批广州十三行与外商做生意，这几乎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渠道。

因此，从十六铺码头登陆的广东人就会一点“英格利西”，对欧洲人的生活习惯也略知一二，与洋大人打交道心里有底。后来，买办及金融等油水丰厚的生意才有宁波人来夺一块奶酪。

清末民初的上海滩， 是外来移民想象中的淘金地

外来移民初来上海一般采取抱团取暖的策略，并以会馆公所为精神家园。先后建立的南海邑馆、香山同胞会、广肇公所、潮州八邑会馆、潮惠会馆以及粤商俱乐部等都有相当强的势力和号召力。清咸丰三年，小刀会起义爆发，首领刘丽川是广东香山溪角乡人，副首领陈阿林是福建同安人，小刀会组织以广东、福建的商人和无业游民为主体，着实把上海滩搅了个天翻地覆。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将粤闽两省人士视为不安定因素，采取了报复和防范措施，在颁发的“十不准”布告中就明确禁止广潮人在县城内居住经商。

于是，不少广东人被迫回到原籍，坚留上海的广东人就到船厂、货栈打工。这时上海的工厂码头大多聚集在苏州河北岸或黄浦江西侧，慢慢地，虹口就成了广东人的“势力范围”。

特别是1910年工部局越界筑路后，形成并完善了黄罗路、江湾路、施高塔路、窦乐安路、北四川路、赫司克尔路、狄司威路、欧嘉路等主干道，与广东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设施也随之兴起。

四川北路是虹口的核心地带。四川北路在旧上海叫做北四川路，初步建成大概是在19世纪末，不久就出现了上海第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和昌洋服店，尔后又出现了新大北茶食店等各类商店。1908年，静安寺至虹口公园的有轨电车通车，促进了这一地区市政建筑和经济发展，房地产商又在沿线大量开发建设住宅和商铺，北四川路迅速发展为仅次于南京路的商业街。

明信片里的虹口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居民云集，店多成市，光是茶食店就有利男居、新大北、公和、兴丰、复兴等四十余家，茶馆、酒楼成了这条商业街的一大特色。呢绒绸布店、五金颜料店、南货店、水果店、电影院、戏馆，数量也不少，反正日常供应一应俱全。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兼营汽水饮料的西药房屈臣氏和老德记药房都是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的。

1932年出版的《上海风土杂记》里讲到：“北四川路一带的住宅，十之六七为粤人。数逾十万，因此烧鸭烧猪随处点缀，不脱五羊城的风味。”

对于北四川路的商业格局，《上海风土杂记》还进一步描述：“北四川路跳舞场、中下等影戏院、粤菜馆、粤茶楼、粤妓院、日本菜馆、日本浴室、日本妓院、欧人妓院、美容院、按摩院甚多，星罗棋布。别有一种不中不西的风味。全上海除南京路、四马路以外，以北四川路为最繁盛，日夕车辆、行人拥挤。……繁盛速率，日增月异。”

（烤乳猪、叉烧、油鸡三拼）

及至辛亥革命前，虹口一带真正的粤菜馆不多，街头巷尾轻易可见的倒是消夜馆。

据葛元熙等人编撰的《沪游杂记》所记：“大小消夜馆甚多，惟杏花楼、中华园为最。窗棂屏格，雕镂绝精，金碧丹青，辉煌耀日。平时小饮可以两客叫一消夜，一客者，冷热两菜也。”此种格局颇能满足一般民众的日常需要，但地位不高。民间风行的竹枝词也记了一笔：“深宵何处觅清娱，烧起红泥小火炉。吃到鱼生诗兴动，此间可惜不西湖。”可见一般人士认为广东人的小吃不如浙江风味。

新雅与杏花楼的前身都是消夜馆，前者叫新雅茶室，地处北四川路虬江路口，是一开间店面的二层小楼，底楼卖杏仁茶、咖啡及罐头食品，二楼卖鸡肉包、叉烧包、马拉糕、鱼生粥等，两年后才扩建成可置办酒席的粤菜馆。后者最初叫杏华楼，二开间店面，白天供应腊味饭、鸭肉饭，晚上供应五香粥和鸭肉粥等，兼售莲子羹、杏仁茶等，冬天增加边炉。直到1927年才扩大成有七开间店面楼上楼下的大酒楼。

奶黄虾球

一位在虹口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上海告诉我：上世纪二十年代除了北四川路上的新雅茶室、江南春、陶陶酒家，在四马路和宝善街等处还有万家春、悦香居、竹生居、品香居、燕华楼、广珍楼、翠芳居等，都是生意兴隆的消夜馆。

作者：沈嘉禄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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