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读书，我欣赏晚明文人张潮《幽梦影》中的说法：“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在校学生一般感觉不到这一点，还埋怨老师布置那么多“必读书”，实在“不人道”；走出校门后，为谋生终日忙碌，那时你才意识到，有时间、有精力、有心境“自由自在”地读书，确实是很幸福的事。

本想说“人生得意须读书”，怕同学们误解，说我好了伤疤忘了疼，故意隐瞒青灯苦读的辛酸，也不谈考试前夜不能看足球赛的痛苦，更不关心“掉粉”或“出局”的尴尬。好吧，那就换一个角度，探讨读书的感觉，到底是美好、痛苦、严肃、快乐，还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读书很快乐，但读书也很艰难，凡只说一面的，都是骗人。正因为读书“苦乐相生”，既有挑战性，又不是高不可攀——不像造航天飞机或飞往火星那么难，普通人只要愿意，都能实现，因此，我才说读书“真好玩儿”。

自古艰难“劝学文”

八年前我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称古今中外的“劝学文”大都不可信。不是说别人不行我行，我的也不行。问题在于，明知“劝学”效果很有限，为何还有那么多往圣先贤乐此不疲?

劝人读书，拿“黄金屋”、“颜如玉”来引诱，这很俗气，可又很实在，也很有效。“文革”期间，我在粤东山区当民办教师，农村的孩子不爱读书，经常辍学，因而得去家访。家长是这样教训孩子的：你要好好读书。读好书，将来就像你老师这样，不用下田干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重回山村，早年的同事告诉我，现在的家长改口了：你要好好读书；要不，就得像你老师这样，走不出山村。那些教育自家孩子“好好读书”的家长，不见得知道《劝学诗》，可思路是一样的。

问题来了，有人读书多，很成功；有人读书少，也很成功；有人基本不读书，同样赚大钱，甚至还当了皇帝。当老师的，你怎么给学生解释：当下中国不少“成功人士”学历很低，手下却有无数博士、教授、院士围着他团团转。那些“头悬梁锥刺股”者，始终“怀才不遇”，或连“才”都没得“怀”，难怪一想起来就很窝火。其实，古今传诵的各种读书名言，因其针对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学者、文人、权相、帝王)，即便有一定道理，也不可全信。“开卷有益”作为各种读书节的口号，需要仔细推敲——为什么开卷、开什么卷、如何开卷，以及开卷的效果怎样?谈读书，我更愿意先问这“读书郎”的年龄、职业、心境、目标等，然后才“给个说法”。比如，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就只适合于专家学者，拿到广场上去对着大众宣讲，什么“独上高楼”，还有“灯火阑珊”，听不懂。

还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读好书，不见得就会有好出路。面对此“读书无用论”，当老师的你不能不回应。我多次批评实行了十多年的“大学扩招”。真正让人感到棘手的，还不是教授们耿耿于怀的“教学质量下降”，而是大学生就业日渐艰难。我们只说更多人上大学是好事，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痛苦，并没有被真正关注。

“专业化”与“业余性”

晚清西学东渐以后，我们整个教育制度变了，世人对于“学问”的想象，也跟以前大不一样。过去说，读书人应博学深思，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现在呢，专业化成为主流。而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国人对于“高学历”的盲目崇拜。过去找工作，大学毕业就行了，现在水涨船高，非硕士、博士、博士后不可，这种选人的眼光是有点势利，但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当今世界，“专业化”乃大趋势。

马克斯·韦伯一九一九年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作题为《以学术为业》的讲演，此演讲影响了好几代学者，至今仍被强烈关注。演讲中，韦伯有这么一段话：“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韦伯的断言依然有效。直到今天，“空前专业化”仍是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当然，这种“专业化”强调到了极端，会有很大的弊病。尤其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可能限制其学术视野，也可能影响其综合判断，更可能消解其本该承担的社会关怀。

关于学者如何超越具体专业的限制，中国人有个绝妙的说法，叫“博雅”，与“专精”相对应。不同于“文人”，不同于“专家”，也并非汗漫无所归依，而是“有专业但不为专业所限”。如果你受过高等教育，那么，不管是今天在校念书，还是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最大的困境，很可能便是如何在“专业化”与“业余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面对这个困境，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直奔院士或诺贝尔奖而去；第二种，自由阅读，不求闻达，追求生活的舒坦与适意，无意或无力成为专业人士；第三种，既想成为杰出的专家，又希望保留阅读的乐趣——这第三条道路最艰难，也最值得期许。在“专业化”与“业余性”之间徘徊，那是一辈子的事情，至于在学期间，可以有轻重缓急，但我不主张过早地合弃某些“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专业化”与“业余性”的纠葛，没有统一的答案；作为读书人，这个困境你必须认真面对。所有关于“读书”的论述，其实都该有的放矢：相对于独尊自然科学的潮流，我们强调人文学的意义；相对于过分看重考试分数，我们突出人文修养；相对于专家之炫耀专业性，我们标榜阅读兴趣；相对于道德教育的居高临下，我们强调人文教育的体贴入微；相对于高歌猛进的功利性阅读，我们主张“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我看来，当下中国，要讲“阅读的敌人”，首推过分“功利化”。

“有问题”且“讲趣味”

同样是“读书”，有两种不同的姿态与目标：一是在大学里修习相关课程，准备拿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二是课外学习，自学成才，或走出校门后自由阅读。最大差别在于，后者不必要“循序渐进”，也没有“进度”或“成效”方面的考核指标。

肯不肯读书是一回事，会不会读书又是一回事。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勤勤恳恳，但收获不大，连一点“书卷气”都显示不出来。为什么？原因很多，最大的可能性是方法不对。以我的观察，会读书的人，大多有明显的“问题意识”。知道自己为什么读书，从何入手，怎样展开，以及如何穿越千山万水。

对于那些已经完成基本训练或走出校门的人来说，只有“带着问题学”，才能选准目标，集中精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你阅读的积极性，而且容易见成效，鼓励你不断往前走。

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选择与自己本职工作相关或自家特别感兴趣的课题，然后上下求索，这样读书比较有效，也有趣。一九二二年八月，梁启超应邀到南京东南大学的暑期学校讲学，有一讲题为《学问之趣味》。其中提及“必须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而最能引发趣味的，包括劳作、游戏、艺术、学问等。我相信，人生百态，“读书”是比较容易“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最近这些年，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退休人士，因信仰、因投资、因旅游、因收藏等缘故，拼命读书，且很有心得。没有考试的压力，也不想成为专家，就是喜欢，甚至成痴成疵成癖。用晚明张岱的话来说，有痴有疵有癖才可爱，因其“真性情”。读书也一样，不管你喜欢读哪方面的书，只要能读出乐趣来，就是好事。在我看来，读书讲趣味，比讲方法、讲宗旨，要重要得多。

“有问题”，迫使你深入钻研；“讲趣味”，故“可持续发展”。这两者相辅相成，读书就变得好玩儿了。

节选自2013年《读书》杂志

编辑：钱好

责任编辑：邵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