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占”高考考试科目整整30年后，英语终迎来了离场“倒计时”。和高考相关的任何一点动静和举措，都不出意外地会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遭遇各种声音。

　　眼下，公众关注的焦点无非是：高考不考英语了，对国家和学生个人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今后英语实行社会化考试，谁来主持考试，大家又该怎么办?

　　对高考英语改革的关注还不仅仅局限于教育公平，其背后牵扯着困扰国人已久的大问题：中国的孩子从娃娃时就学英语、考英语，到大学入学为止，苦苦学了十几年的英语，却仍然不能流利顺畅地用英语——这悲催的局面啥时才能收尾。

　　教育部近日披露已经制定完成的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部分细节,不久后就将发布公开征求意见稿。这份《方案》提出：“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等改革举措，外语考试不再在统一高考时举行，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次数，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并使外语考试、成绩表达和使用更趋科学、合理。

　　针对教育部的《方案》，北京市教委正对2014年的高考说明进行修订，其中，英语总分将由150分减到100分，考试难度将会降低，词汇量从原来的3500个减少到3080个，2015年的高考英语词汇量会继续减少。

　　到目前为止，《方案》只是提出改革的意见，但对改革的原因没有触及。公众好奇的是，英语退出高考统考，到底是为学生减负考虑，还是让“英语热”降降温，好让学校更加重视母语教学?

　　实行社会化后，谁来实施考试

　　其实，“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并不新鲜，素有美国高考之称的SAT考试大抵如此。可问题是，我国的大环境和美国不太一样，《方案》公布的“新政”能否收效，真是前途未卜。

　　首先，如何实行“社会化考试”就是一个问题。说白了，今后的英语考试到底由谁负责?是地方还是教育部?能否像美国一样，有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如ETS(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来负责，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和各地高校都公认的考试，如SAT。

　　熟悉中国教育界情况的人应该都明白，这一点短期内是很难做到的。目前很有可能的一种做法，就是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再收起来，把英语社会化考试的命题权归入教育部的考试中心。这样就又出现了一个如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一样的全国统考，由官方来负责，真正的“社会化考试”很难实现，这样的考试对高中英语教学的反作用依然很大。

　　其次是让学生“一年多考”，看上去有利于学生，但分析一下可知，恐怕英语打破“一考定终身”后，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学生考到自己满意的分数，不想再参加以后的考试，由此减少对英语学习的倾注。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没有继续学习和使用的环境，一旦学生的学习停止，把更多的精力花到语文和数学上去(如《方案》所期望的)，他们的英语马上会退步，前期苦练的“武功”就白费了。第二，学生不满意自己的分数，那肯定会利用所有的机会“刷分”——状况和现在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一样，只为“再创新高”。考生的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高校尤其是名校在招生时不会降低对英语的要求。所以，看上去学生考试机会多了，其实负担并没有减轻，反而更重了。

　　我们甚至可以预见，一旦高考不考英语，一些学校就会不教、少教，学生出于未来前途计，恐怕只好求助于社会培训机构了。

　　英语考试，应该降难度还是升难度?

　　目前，包括北京在内，一些省市在设计2014年高考英语改革方案时考虑降低难度。我们必须要弄清楚，高考英语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突出区分功能，拉开录取学生档次，那另当别论。但如果要像美国SAT，那它的功能就不仅仅是区分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学生，更重要的是衡量学生能否胜任大学的学习。如果我国高考英语也是测试学生是否有足够的英语水平来胜任大学的学科专业学习，那按照我个人的观点，难度不该降低，而应该再提高一点。

　　这里就涉及看问题的角度：到底是着眼个人的外语能力还是着眼国家的外语能力。

　　高考科目的调整和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放在国家大环境里。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考英语的项目没有变，但其功能发生了变化。上个世纪，英语没有太多外在需要，高考考英语，主要功能是选拔。但今天，英语已有强烈的外在需要，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英语已成为国际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培养专业领域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这就是国家外语能力的要求。

　　毋庸多言，纲要的要求其实并没有考虑“个人外语能力”的状况，即不会因为有些人学起来有点困难而降低标准。所以，为使我们学生英语水平达到为国家战略服务的程度，能满足用英语直接从事专业学习或今后工作时参与国际交往的需要，大学就要培养学生能用英语听课和听讲座，阅读专业文献，到国际上进行交流的能力。

　　降低词汇量，貌似不合潮流

　　按照国际上一些外语专家的研究，学生的词汇量只有达到8000个以上，才初步具备这样的专业学习和应用能力。原本，我们高中毕业生的词汇量是3500个，就这种水平，已需要大学英语老师花较多的时间为学生补基础，现在还要退到3080个，大学要去补将近5000个词汇，无疑延迟了大学生把英语作为工具纳入专业学习的时间。

　　记得民国时期，1932年的高中英语教学大纲对词汇量的要求就是8000个，其中复用词汇5300个。正因为当时大学新生的高水平英语，保证了高校能直接使用世界最先进的教材，引进一流专家授课。到1934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都挤进世界名校的100名前(现在的清华和北大都在200名后)，在北京形成了世界名校群，培养了如杨振宁和李政道等日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当我们考虑降低英语学习难度时，不妨再开眼看看世界。同样把英语作为第二外语，日本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对中学生词汇要求分别是5900个和9000个。另外，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学英语词汇量要求也达到6600个。

　　任何一项教育改革的成效都具有滞后性。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调整高中英语考试难度，固然要考虑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感受，但千万不能“顾此失彼”。教育改革须慎之又慎，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放在国家乃至国际的大环境中综合考量。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