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是复旦大学的校训，这个自复旦大学诞生之初就已确定的校训，长久以来一直是复旦师生行为的指针，也滋养着我们复旦师生的精神，照亮我们的思想之路。只要我们梳理一下我们国家的大学学科发展史，就会更加体会复旦校训对于今天我们这所大学的意义。

　　复旦在吴淞时期(1905-1911)校基未固，6年换了5位校长，依次为马相伯、严复、夏敬观、高凤谦、马相伯。当时复旦在困境中度日如年地求生存，无暇考虑校训之类的事。

　　1913年1月，李登辉在马相伯等人的推荐下，出任复旦校长。上任伊始，他雄心勃勃，依托校董会，打算募款在郊区购地，筹建永久校园(见1915年以李登辉名义写的《复旦校史简介》)。越二年，适逢复旦建校10周年，李登辉仿美国名校制度，为复旦规定了校训、校标(徽)等。“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就是在这时由国文部的教师从《论语》中挑出来的(其它条目尚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等)。李校长从海外归国不过10年，自知古汉语不如马相伯，便请马相伯选定(马相伯曾助其弟马建忠著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古汉语造诣颇深)。从此，“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便成为复旦学生的座右铭。此后李校长还陆续规定了复旦的校旗、校歌、校庆日和校花(白玉兰)等。

　　解放以后，由于新中国缺乏工业，因此教育也必然强调经世致用，大力发展工科，所以开始学苏联，把学科分成一个个很细的专业，这样大概经历了十年。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国家自然基金委成立为标志，国家慢慢开始重视基础学科，又到了2005年前后，江泽民同志提出“四个同等重要”，开始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到知识的软实力的源头在于人文思想，所以那时候复旦一些教师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人们开始关注完整的人格、关注人类文明文化的全景。我认为，复旦的校训就是传递着这样一种讯息，即呼唤一种跨文化的思想交流，校训的精神与我们现在推进的通识教育高度吻合，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对于我们当前人才培养的目标，即培养学生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全球视野”是一致的。

　　比如，我们在书院中配导师，引导学生阅读经典，通过大量阅读，与古人“神交”;引导学生展开探究式的讨论，让学生对人类文明许多深刻的问题开展思考，这个过程是师长对于学生的精神引导，正是我们的校训提示我们的。当然，校训还提示我们的为人。复旦的学生往往低调、不张扬，非常好学但是也不那么一付踌躇满志的样子;再看我们的老师，他们即便发表文章讨论一些社会问题，不会显得那么地犀利、也不会为了吸引眼球抛出令人咋舌的论断，而是在学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近思)，提出恰当的问题(切问)，为社会提供清澈的思想，我这里强调提出恰当的问题包括：尖锐、关键、直指要害、可操作性。因此我觉得校训中蕴含着老师为人为学为师、学生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理念最基本的道理。

　　单从字面上理解，我认为校训中的“而”字很重要，所以有时有的人把“而”字省去是不对的，比如博学而笃志，那说明这个“志”是博学基础上的志向，是大志，是鸿鹄之志;笃志必须博学，但有时博学不一定要有志，比如说为了功利的去博学，你看我们的校训有了这个“而”字，显然就是批判没有志向的博学的。另外，有了后面的志，前面博学的博也就不简单等同于知识面宽、博不等于广，而是有一种理念贯穿、强调不同门类学问之间的联系、关联。再看切问而近思，不切问很难近思，因此我特别强调四个词之间的联系。

　　话回到前面，我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思想的力量是惊人的，经过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大批思想家，而当下社会，“资本走向全球化，‘主义’没有全球化”，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主义”出了问题，因此这个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对于科学有着深刻认识的科学思想家，而大学在这个历史阶段肩负着尤其重要的使命，我们复旦的创校先贤在一百年前就通过校训向我们提出了这种要求。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逐步实现，将来我们中国要为世界各行各业输送精英(注意，校训告诫我们，精英不等于高高在上)，可以预见，将来中国人会在各类世界组织中担任要职，我们今天的大学要为这个未来做好准备。

　　这个世纪确实是一个知识的时代，这似乎已经是大家的共识。然而我要强调，仅仅“知识”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思想”。社会科学的知识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一样都是“双刃剑”。在“工具理性”思维的驱使下，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创造毁灭人类的武器，也可以制造危害人类的“金融风暴”。

　　近两个世纪以来，由于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功，也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的巨大成功，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对人类自由的限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人类近一两个世纪的巨大发展基本上是基于20世纪以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的思想。因此，我更希望在新世纪里，将“知识的时代”转化为“思想的时代”，即成为一个一流思想家和哲学家辈出的时代。

　　要让“知识”真正服务于全人类的未来命运，我们更需要“思想”!

　　文/杨玉良(作者为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