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古城保护规划团队合影，1981年8月摄于平遥清虚观后排左起：张伟、任雨来、苏功洲、李祖孝（已故）、阮仪三、张庭伟、李有华（已故）、于一丁、沈毅前排左起：吴志强、吴晓勤、李伟利、史小予，熊鲁霞，刘晓红（已故）其中任雨来、李祖孝、李有华为平遥文物所干部，其他均为同济师生（阮仪三供图）

 

 

 

陈从周先生手迹，提出对平遥的保护规划模式为“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阮仪三供图）

 

 

《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实用导则》用并置的“√”和“×”，告诉古城人哪些是正确的做法应提倡效仿，哪些不符合要求及为什么有问题。

 

文汇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今年12月3日，是平遥古城“申遗”成功20周年的日子。无论是在“申遗”前，还是“申遗”成功后，各方不断探索对这座“明清华尔街”的保护方式。尽管目前还没有找到完美方案，但人们试图在将古城完整保存下来的同时，给古城中人提供有未来的生活。

 

拥有100多条大街小巷、20余座古寺庙、近4000户古民居的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具有27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明清华尔街”的平遥，展示出了一幅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发展的画卷。

 

从1960年代平遥进入外界视野，到1980年代多方努力保下这座古城，再到1997年“申遗”成功后至今不断探索保护发展的新模式，人们对于平遥的关注从未间断。最早参加平遥保护规划团队的张庭伟说，平遥用她的实际经历告诉世界，城市保护是一场接力赛。

 

11月28日，平遥环古城的四条路更换了新路牌，它们分别被命名为“阮仪三街”、“郑孝燮路”、“王景慧街”和“罗哲文路”，用以铭记在平遥古城申遗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这四位功臣。那么，平遥是如何被“保住”的？“申遗”前后又做了哪些努力？

 

“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

 

1963年暑假，一个临时的决定，让平遥进入了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两位年轻教师董鉴泓、阮仪三的视野。当时，因为华北地区突发洪水，让正在调研中国古城的两位老师选择了山西。“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平遥。”如今年过九旬的董先生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初见平遥时的情形，依然记得那保存完好的城楼、城墙、城门、瓮城、护城河，以及屋内积了一层灰的票号“日昇昌”，感叹“好像时间在这里停下了”。阮仪三记得，当时他用皮尺在城里做了测绘，画了图，还用从学校借来的相机按了几张珍贵的照片，最后写就了文字报告，发表在学术刊物《城市建设资料汇编》及文物杂志上，并收录在董先生主编的教材《中国城市建设史》一书中。

 

不过，在阮仪三的印象中，当年的平遥并没有带给他太大的震撼。“平遥周围这样的古城还有几座，有的票号比平遥的还多、还大。”阮仪三说，“但你看今天就平遥出名了，为什么？因为平遥成了这其中唯一一座至今保存完整的古城。”

 

这件事，还要从30多年前说起。土生土长的平遥人、在县建设局、规划局工作过30年的冀太平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规划高潮，平遥一度也很想发展。他曾听县建设局的老同志说，1976年地方上制定了“前进的规划”方案，平遥被定为“以发展轻纺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为此要拓宽街道、扩大城门，“想在古城里头跑小汽车”。1980年，山西省建委规划科长赵俊甫（同济校友，已故）知道同济的队伍在邻近的榆次做规划，“就请他们来指导指导”。

 

当年，董鉴泓正在榆次看望做毕业设计的城规专业1977级学生，便带着阮仪三来到平遥。从当时“平遥县基本建设委员会”留下的报告来看，那时“已将西门拆宽、新拓宽200米街道，拆了部分民居和店面”。阮仪三说，4年才拆了这么多，平遥拆城的速度算是相当缓慢了。至于原因，在当年县建委的报告中写着：“一、化（花）费很大……二、阻力很大……三、成效不大……”看到古城被破坏，董先生马上找到省建设厅，请他们喊停拆城。经过几个月的磨合，1981年的夏天，省建设厅终于同意给同济规划一个月的时间设计新的方案，董先生便派阮仪三火速回同济规划“搬救兵”，并向系里预支了第二年3000元的实习经费作为支持。

 

1981年刚从同济规划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现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的张庭伟告诉记者，阮仪三“招兵买马”时，同学们报名踊跃。“完全不担心招不到人，我们主要挑大三学生，还有几个大二学生，加上我和阮老师两个助理教授，一共12个人。”他记得，当年的挑选标准是“能吃苦、会画画、会骑车、会拍照、会放大照片”等。1981年8月暑假，他们一行12人到达平遥，阮仪三先把测绘任务分成几块，同学们三三两两一组，自行认领。当时平遥县境内有省、县级文物72处，还有包括城墙、镇国寺、双林寺等城外省级文物4处，同学们花了半个月时间分头测绘这些文保单位以及民居、道路等重要历史遗存。张庭伟记得，他当时负责绘制了古城全城鸟瞰透视图，现在联合国教科卫组织发行的世界遗产邮票上，代表平遥古城的就是这幅手绘图。

 

由于当地照相业不发达，学生们就在招待所里布置了个暗房，用黑布把门窗都蒙起来，从太原买了台放大机洗印照片。“后来这些照片都派了大用场。”阮仪三笑道，“我当时想，我们跟别人说平遥怎么好怎么好，只有手绘图不行，要有照片作为证据嘛！”

 

说起那半个月的日子，采

 

访中，师生们都直言条件艰苦。由于水土不服，当地蝇患、虱患严重，所有成员都得了细菌性痢疾，为此，阮仪三特地上太原请医生来给大家看病。“虽然困难，但我们并不太在意，毕竟平遥本身太震撼了，太让人兴奋了！”张庭伟说。

 

测绘以后，阮仪三和张庭伟等开始制定规划。在阮仪三家中，至今保存着一张珍贵的手稿，那是1981年他带队出发前，系里前辈陈从周教授写给他的。当时，他去请教陈先生平遥的规划该怎么做，陈先生“边说边写”了8条建议，其中最后一条成了平遥规划的纲领——“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

 

于是，与当时全国大多数古城规划普遍拆旧城、建新城不同，受平遥县政府委托，阮仪三、张庭伟等共同编写了《平遥县城总体规划》，制定了“在旧城外开辟新城”的规划方案：河西旧城区与河东新城区相对独立，新旧之间有一桥（九眼桥）相连，又用一河（惠济河）相隔。张庭伟记得，当时他俩连夜绘制了古城透视图，还用硬纸板做了一个简单的城市模型给当地领导看。当大家看到在保存旧貌的古城以外，有一片现代楼宇的新城都很高兴。同济师生帮助平遥制定规划一事，登上了当年《山西日报》的头版。

 

在1983年6月平遥县建委王中良的《山西省平遥县古城保护规划初析》一文中写道：“根据城市特点和综合分析，平遥县城性质应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具有完整古城风貌的旅游县城”，“是具有南方气息的典型北方名城”。这份规划的年限被定义为“近期为1985年，远期为2000年”。而在1980年代当地的报告中，也对1976版的旧方案进行了反思，认为当时“这样的规划及做法，其结果必然使很有特点的平遥县城变成没有特色的一般性县城”。

 

在阮仪三和张庭伟等编制的规划方案中，详细叙述了关于“古城墙、古城区保护规划”，提出要“整旧如旧”、“保护城墙周围环境”等。“平遥的城墙太值得好好保护了！”阮仪三说，平遥城墙建立于后周时期，全长6157.7米，墙高10米，每隔40至100米筑有马面，即墙上向外突出的墩台，可供瞭望和发挥侧射火力；马面上设窝铺，即在马面墙顶上建造的小屋，供士兵避风雨、藏兵器。“平遥城墙共有马面、窝铺72个，城垛、垛口3000个，象征孔子七十二贤和三千弟子，这多有寓意啊！”平遥当地居民告诉记者，1977年闹洪灾时，古城墙发挥了作用，挡住了洪水，人们纷纷爬上城墙“看海”。为了保护修复好城墙，刚向县领导汇报完规划方案的阮仪三，带上图纸连夜从平遥直奔北京，向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先生、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寻求支持。最后，他争取到了8万元“巨款”作为修缮城墙的保护经费，并派学生李晓江先后“驻守”北京、太原、平遥，实时汇报这笔款项的发放和使用情况。

 

经过多方多年努力，1986年12月29日，国务院公布平遥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当年，China Daily（《中国日报》）海外版以“Traditional lives behind city wall（在城墙后的传统生活）”为题，向外国人介绍了平遥。

 

开创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遗”的先河

 

1987年，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接编制了《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项目主持人是现任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时任山西省城市规划设计院规划设计室副主任的李锦生。李锦生是平遥人，1983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毕业后回山西城市规划设计院工作。

 

李锦生告诉记者，为编制这份规划，项目组历时一年，对平遥古城全城近4000座院落、几万幢房屋进行了逐一普查，并翻阅了全部院落的档案资料。“我们对每一座建筑的质量现状、历史文化价值、建筑保护措施、产权状况，甚至每座院落的门牌号码、院内居住户数、人口结构等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并记录。”迄今为止，李锦生是跑遍每一个院子的唯一人，他说，由于清代中后期平遥作为票号中心，富裕人家建了不少高质量的房屋，项目组调研后发现这些明清时期造的老房子整体保存不错。综合考虑砖、土、木以及“目字形”院落格局等体现平遥传统民居风貌特征的因素，项目组在古城内筛选出有较高文化价值、历史遗存较完整的院落400余座。在调研后，项目组又将整个古城划分为28个片区，对每个片区的房屋质量、基础设施配套水平、居住人口等指标赋予权重并进行打分，得出了每个片区的人居环境质量值。李锦生说，当时就是以这个打分为基础制定的保护规划和发展策略，规划方案从1987年一直应用到今天，主要包括综合治理、街道硬化、重要院落及寺庙的保护维修等。武汉城建学院的王国恩、丁建民参加了这项工作，阮仪三当时带教的硕士研究生、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也参与其中。

 

阮仪三告诉记者，从1980年代末起，国家建设部委托同济规划办过几期面向各省市规划系统人才的培训班，阮仪三负责的是有关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与保护的培训。“我们就请平遥当地派3个人来参加培训班，考虑到当地财政困难，学习经费都由我们承担。”他说，当时一期培训时长3个月，除了理论教学，还带学员们到上海周边地区参与了规划实践，“我想，这会对他们有帮助的”。

 

后来，在各方努力下，1992年6月6日至15日，国家建设部和联合国人居中心在平遥举办了古城保护规划培训班，邀请联合国人居中心的专家巴克莱·琼斯（美）、卡尼·阿斯（加）和弗莱明·阿罗德（丹麦）等担纲主讲。根据2007年6月山西人民（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实录平遥申遗》一书中，在“申遗”期间任平遥县县长的刘志杰回忆，当巴克莱·琼斯在授课中讲到，南斯拉夫的杜布洛尼古城有600多年历史，虽经过一次地震但保护完好，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便有学员提问道：平遥可不可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琼斯说，按他的看法可以。学员又问：要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如何办理？琼斯回答，国家申报、专家考察、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全委会通过。刘志杰写道：“从此，人们头脑里不仅有了世界遗产这一概念，也产生了申报的意愿。”

 

阮仪三告诉记者，此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的相关专家和国家建设部有关领导，确实就平遥“申遗”一事展开讨论。在听取报告阶段，他为平遥做了汇报。不过，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整座城市“申遗”的先例，大家心里有些没底。另外，普通百姓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度并不高，对于“申遗”能不能得到平遥当地群众的支持，大家有些疑虑。阮仪三记得，时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的郑孝燮先生力排众议：“这不是当地的事，这是我们国家对世界的贡献。”

 

1994年，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二届三次常务理事会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平遥旅游经济开发论证会，第一次移师平遥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提出，应争取将平遥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会议最后一天，6月9日，在平遥古城下东门点将台上，与会者一致举手通过了《关于支持尽快向联合国申报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书》。由此，平遥的“申遗”准备正式拉开帷幕。

 

“平遥的‘申遗’筹备，花了足足3年。要说里边的故事，我可以讲三天三夜不带重复的。”冀太平说。据《实录平遥申遗》一书记载，针对古城内电视天线密如蛛网、乱似枯枝的现象，县广播电视中心和城建监察大队接到任务，要在半个月拆除这些电线。为此，这两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早、午、晚各家都有人的时候上门，中午无法休息，晚上还要“突击”。他们不仅必须爬上屋顶高墙拆电线，还要走家串户做大家的思想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部分天线都及时拆除，还有居民自己动手拆解自家的天线。后来，广电中心又及时架起有线电视，使大家看上了电视。1997年春节前，建设局城建监察大队用20天时间对古城内40余处重点院落进行了集中整治，拆除部分院内违章搭建，并修补破墙断壁。在最后的“冲刺”阶段，5年里往平遥跑了100多次的原山西省建设厅副厅长曹昌智为了准备提交给联合国的宣传片，不仅自己撰写了脚本，还和电视台工作人员一起摄影、剪辑、录音。为了选择合适的摄影角度，他曾踩着用绳索捆接在一起的残缺木梯爬上陡峭的屋顶，险些摔下来；还曾爬上几十米高的水塔，站在悬挑的平台上拍摄古城全景。

 

1997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国际古遗址理事会专家、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田中淡博士到平遥专题实地考察评估，时任山西省规划院院长的李锦生以平遥古城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陪同了考察。在考察之后的汇报会上，李锦生作为主要汇报人，介绍了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特色和保护规划。他记得，田中先生听完陈述，对两个问题尤为关注，一是平遥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着重体现在古城的完整性和时期代表性；二是平遥下一步的保护措施，主要是对遗产的保护技术与保护手段要有较高的科学性、可行性，以及遗产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和民众的积极性，特别是要有具体的保护政策和措施。

 

田中淡离开后，经过大半年的等待，1997年12月3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举办第21届大会，正式表决通过将平遥古城以及城外的双林寺、镇国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化遗产项目。

 

“在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遗产的，平遥是第一个。”阮仪三说，不同于此前长城、故宫等单体建筑“申遗”成功，平遥古城是以“古代城墙”、“官衙”、“街市”、“民居”、“寺庙”作为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此成为人们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宗教发展的“活标本”。“平遥，必须作为一个 ‘大文物’来保护。”

 

给本地人提供有未来的生活

 

“‘申遗’是一项工作，成功不是为了给自己戴帽子，而是重在保护。”李锦生说。“申遗”成功后，平遥古城内的多家单位开始了“大迁徙”。其中，最早实行搬迁的是政府机关。后来，城内10余所学校、10余家医疗单位、10余个企业、30余个机关等等近100个单位，在此后的10余年间陆续搬出了古城，迁往新城区。根据平遥最新规划方案，即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平遥县人民政府共同制定的《平遥古城保护性详细规划》（下称《控规》），古城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占11.88%。今后，还将有一部分与古城相关性较弱的功能被迁出，如行政办公设施、医院等，以加强古城内文化博览与文化活动方面的功能。

 

1995年，县里成立了明清街管理处开始着手调整南大街业态，进行了一番“腾笼换鸟”。冀太平介绍，原本南大街主要是服务本地人为主，有卖糖卖烟酒的，有书店，有各机关办公处，还有皮鞋厂。考虑到要发展旅游，当地将这条主干道打造成文玩一条街。于是，管理处将不符合文玩特征的店铺搬迁到其他次街巷或挪至城外安置，降低这条旅游主干道上的生活气息。同时，整修院落，开设字画店、文物商店和推广当地“非遗”推光漆器的博物馆等，再交由当地居民经营。

 

1999年，山西省人大颁布了《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试行）》，将古城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同年，在山西省规划院、同济大学规划专业的帮助下，平遥县政府重新组织编制了《平遥县城总体规划》。2006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带队开始进行平遥古城新一轮的保护规划。经过2年的走访调研，制定了《控规》（2014年批复），规划期限为2008至2020年。

 

邵甬说，虽然之前听导师阮仪三多次讲过平遥的完整保护，但2005年她第一次到平遥考察时，还是被现场的壮观和保存完好的传统城市震撼到了。不过，在两三天的考察中，她也发现除了遗产保护的资金和技术比较缺乏以外，当地居民生活条件较差，有些非中心区域污水横流、垃圾成堆，还有些年轻人没有工作。另外，当地旅游体验度较差，存在拉客现象，交通情况也不乐观。“在之后的工作中，我们除了编制详尽的遗产保护规划外，还特别注重民居维护、就业疏导、旅游规划这几个方面，目的就是要改善古城内的人居环境。”邵甬认为，平遥古城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其作为骨架的格局和城墙、文庙、市楼等文物保护单位，还在于作为血肉的大量的传统民居以及其中容纳的人的生活和承载的文化。

 

在邵甬看来，从1981年起，平遥当地较为注重对保护单位建筑的管理和修缮，但对普通传统民居和其中的居民关注还不够。一些沿街的店面为了揽客，存在修饰过度的情况，而一些背街的老宅却年久失修。她翻阅档案后发现，2005年省里调研时，平遥有513处传统民居，到了2007年却只有473处了。几经走访，她了解到，“消失了”的40处民居，或是因为房主挣了钱拆老宅盖新楼，或是长期没人管就塌了。“这就像温水煮青蛙，2年少了40处，如果不及时干预，后果不堪设想。”邵甬说，他们马上在《控规》中确定保护院落为473处。此后，经过实地走访，再确定了一级保护院落172处，二级保护院落177处，三级保护院落124处。

 

在这些民居中，使用者与空间的关系是怎样的？2007年，邵甬将8名学生的毕业设计放到了平遥，此后陆续有30多名同济学生参与到新一轮测绘调研中。大家以包干街区的形式，深入这473处民居。经过走访，大家了解到，清末民初这些“有钱人”家的房子本是独门独户，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变成了大杂院，产权关系复杂，致使房子修不修、怎么修众口难调。这带来的另一个副作用，是人们为了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在公共空间内随意违章搭建，特别是出于对独立厨卫的需求，院子内普遍存在乱搭乱建的情况。邵甬说，既然是人们的正常生活需求，就不可能一拆了事。他们提出的方案，是结合政府提供的户口信息以及同学们“蹲点”了解到的情况，提出“保留居住功能，降低人口密度，改善人居环境”的策略。疏解了一部分人口后，简单化了一部分民居产权问题，这些老宅子的修缮工作被提上了日程。2012年，以邵甬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张鹏为核心的团队，在山西省住建厅、平遥县政府的支持下，编制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实用导则》（下称《导则》）。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颇为欣赏《导则》的编写模式，组织将其译成了英文版，推广到了其他世界遗产地。

 

翻开《导则》，只见书中使用了大量图表、图片，从申请保护程序，到民居使用的建筑材料和特征，再到院落、屋顶、墙体、门窗等如何修复保养，以及如何更新生活设施等，指导平遥居民在传统民居修复和功能提升过程中可行的修复措施。比如，在“从申请至完成的工作程序”中，配有一张“工作步骤程序和负责方”的图表，一一列明了每个步骤的主要负责方具体是哪个机构及职能部门，并根据“是否文物”、“修缮设计方案初步评审是否通过”、“正常程序/建议程序”等，指导具体修缮过程中的下一步计划。比如，在“平遥民居建筑特征”一节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斗拱”、“梁头”、“挂落”、“中门”等建筑术语究竟是宅子的那些部分，平遥民居在这些方面有哪些特征。比如，在“修缮要点”一节中，使用了大量平遥当地民居的照片，涵盖了院落高程设计、山墙、出入口位置、院门、屋顶、楼梯、灯具、排水、保温、油饰漆饰等方方面面，用并置的“”和“？”，告诉人们哪些是正确的做法应提倡效仿，哪些是不符合要求的做法及为什么有问题。比如，针对老宅子的空间布局如何符合现代生活需求，书中提供了不少房型结构图，尤其是独立卫生间、厨房的设置建议模式，以及空调与能源选择的重点建议。“我们希望用这样易于理解的方式，指导当地的民居修缮，在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同事，保护好古城风貌。”邵甬说。

 

邵甬坦言，这些修缮维护要落到实处，主要是靠当地政府。于是，与编制《控规》的同时，编制组还同时编制了《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管理规则》（下简称《管理规则》）。在这本《管理规则》中，针对原来条块分割的古城管理体系问题，规划了针对平遥古城价值和特点的管理框架，并且具体叙述了文物局、财政局、公安局、环卫局、旅游局、物价局等22个部门和机构的职能，针对“建筑、设施与环境管理”、“可持续性旅游管理”、“灾害预防与危机处理”、“日常管理监控”等11个专题，梳理管理现状，提出管理框架和执行等相关建议。“这部《管理规则》是有可操作性的，我们几乎把每个环节中哪些职能部门具体要承担哪些工作都进行了梳理分工，供政府管理部门和设计、施工专业团队参考使用。”邵甬说。

 

冀太平记得，“申遗”成功后十年，平遥民居为了居住作用进行修缮的不多，基本都是为了改成民宿等经营项目。《控规》《管理规则》《导则》等落地实施后，近5年非营利性的民居修缮达到了约70个院落。经年累月，从设计到论证再到推荐施工方案以及最后的评估，当地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管理制度，保护修缮资金由平遥县政府、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等组织和产权人三方共同承担。“只要是向我们提出申请修缮的民居，我们全过程监管，没按要求做的一直改到符合评估条件为止。”

 

根据《控规》，古城内居住用地占49.66%，同时要控制商业用地、旅馆业用地规模，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6.92%，居民数量1.6万人。邵甬说，为了匹配这样的人口规模，《控规》拟在古城内保留小学2所、幼儿园3所，建社区卫生中心5所、敬老院1所，并恢复绿地与广场用地占古城总面积的20.93%。“我们希望把现在被游客占据的公共空间释放出来，满足当地人的生活需求，留下一座活着的古城。”

 

“目前这还处于理想状态。”冀太平说，他非常支持这样思路下的规划方案，“古城首先是生活场所，不是看表演的地方。这里需要有与生活匹配的内容，给本地人提供有未来的生活，也就是能够传承、能够延续本地文化和特色的生活，当然基础设施是要科学更新的。”

 

“平遥是中国最早提出进行整体保护的历史城市之一。它是一个城市遗产，不是一个大建筑遗产群。”邵甬认为，除了要完整保存建筑古迹，更要关注它内在的肌理和血肉，也就是人居环境、空间关系、周边村落等。除了民居修缮，近些年他们还建议在已经迁出的部分工业和仓储用地，调整为文化展览和创意产业功能，给予平遥推光漆器修饰技艺、纱阁戏人、平遥碗托则等“非遗”更多的展示空间，并由此解决当地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她表示，这几年他们团队已经开始关注城外一些村落的发展状况，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我们希望将来把这些有故事的村落一起纳入保护范围，进行整体的保护和发展”。

 

李锦生透露，山西省住建部将在明年进行新一轮的平遥规划，“平遥的功能绝不只是旅游，还有更多对当地人生活的保障”。

 

“虽然平遥还不完美，但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让她变得更好。”邵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