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1891—1977） ，浙江义乌人。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7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主编《辞海》，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

 

 

马相伯（1840—1939）校长着力贯彻了他修辞学教育的现代理念，奠定了复旦大学修辞学教学和学科发展的最初基础。

 

 

郭绍虞（1893—1984），江苏苏州人。1920年代初，与茅盾、叶圣陶等创立文学研究会。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宋诗话考》《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等。

 

 

吴文祺（1901—1991），浙江海宁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辞海》和《汉语大词典》副主编。著有《辞通续编》《新文学概要》《近百年来中国文艺思潮》等。

 

 

赵景深（1902—1985），原籍四川宜宾，生于浙江丽水。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30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曲论初探》《中国戏曲初考》《元明南戏考略》《中国小说丛考》等。

 

 

张世禄（1902—1991），浙江浦江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中文系。著有《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古音学》《广韵研究》《语言学原理》《古代汉语》等。

 

 

胡裕树（1918—2001），安徽绩溪人。曾任《辞海》编委兼语言文字分科主编、《汉语大词典》编委等。著有《现代汉语语法探索》《汉语语法研究》等。

 

祝克懿

 

“启林有声”取自成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真切表述了复旦几代学人走过的披荆斩棘、艰巨而辉煌的学科创业道路，记叙了复旦修辞学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

 

纪念复旦中文学科创立百年，修辞学科回溯学科源流与百年演变史，获得考察历史与当下对话、中西语言文化理念碰撞轨迹的契机，并因此梳理了几代学人为传承修辞文化、共建学术风范所做的竭诚努力。

 

“启林有声”取自成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启林”谓陈望道、郭绍虞、吴文琪、赵景深、张世禄、郑业建诸前辈学者开疆辟壤、历尽艰辛，烁传统修辞学思想之美玉，假国外修辞理论之精石，开启了现代意义上修辞科学之学林，为现代修辞学的宏伟大业奠定了理论根基。

 

“有声”则谓由胡裕树先生领衔的复旦语言学科前辈时贤传承学术薪火、青蓝相继、砥砺奋进，在修辞学理论建构、语体学和语言风格学体系的创立、修辞学史的书写、文学语言研究诸多领域成就斐然。复旦修辞学科因此在中国语言学科之林中屹然而起，在人文学科的多元交响曲中畅然有声，形成复旦特色，并担当了领跑中国修辞学学科建设的历史重任。

 

“启林有声”真切表述了复旦几代学人走过的披荆斩棘、艰巨而辉煌的学科创业道路，记叙了复旦修辞学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与“启林有声”相辅相成的“复旦百年修辞”确为一个真实的命题。

 

1905年，复旦公学成立，至今已走过112年的辉煌历程；1917年，复旦公学定名为复旦大学，中文学科同时创立；值得注目的是，校史记载：复旦修辞学的教学与研究在百年校史的首页也曾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复旦学人所进行的修辞研究活动更是跨越了从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叶的三个世纪。

 

众所周知，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是马建忠汇通汉语传统和拉丁语语法撰写的第一部语法著作，开启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新纪元。而据记载，这部著作的撰写有其兄——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校长的参与。马相伯1935年11月15日答记者问“关于马眉叔先生”一文（朱维铮《马相伯集》，1996）证明其参与了《马氏文通》内容的修改和体系建构的具体工作。由于这部著作结合修辞讲语法，形成了对中国现代修辞学创立发展独特的影响力。有诸多研究为证：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将从古至今的修辞学术思想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一、“修辞学术萌芽时期”（先秦至19世纪末）；二、“修辞文法混淆时期”（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至1919年）；三、“中外修辞学说竞争时期”（1919—1932）。望老指出第二个时期即为修辞文法不分并产生弊端的时期：“从《马氏文通》出版以后”，“从故纸堆里去搬出以前那些修辞古说附和或混充文法，成了一个拿修辞论的材料混充文法的时期。”

 

吕叔湘先生在《重印〈马氏文通〉序》（《语文研究》，1983[1]）中也评论到：“作者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严格意义的语法范围之内，常常要涉及修辞。”“语法和修辞是邻近的学科。把语法和修辞分开，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把语法和修辞打通，有利于作文的教学。后者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也是晚近许多学者所倡导。在这件事情上，《文通》可算是有承先启后之功。”除此，我们还搜索到有十余篇论文均以《马氏文通》的修辞思想、修辞理论与方法、语法与修辞的结合等为题，专门讨论了《马氏文通》对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的影响。可以说，马相伯校长参与《马氏文通》的写作，主观上是在推动西方语法理论的中国化，客观上是对中国修辞接受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念起到了引航导路的作用，确立了现代修辞学暨复旦修辞学的历史起点。

 

复旦修辞学百年之历的第二理据是复旦大学创立之初，修辞教学活动即已渗透其间。

 

高万云教授在《马相伯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当代修辞学》，2010[3]）中称马相伯为“修辞学教育家”，“开创了复旦大学乃至中国修辞学教育与研究的新纪元”，并设专题讨论马相伯1903—1905创办复旦大学之初，在修辞学教育、论辩修辞、翻译修辞方面的贡献；特别介绍了马相伯继承亚里斯多德和西赛罗修辞学与逻辑学相结合的西方研究传统，在复旦大学教学活动中大力推行论辩修辞，1905年制定教学体制时还把“演说规则”写进了由他制定的《复旦公学章程》。宗廷虎、陈光磊教授也明确表述：“复旦大学有着优良的修辞学术传统。复旦创始人马相伯所开设的课程中就有修辞学。后来李登辉校长也执教修辞学课程。”（《复旦学报》，1999[4]）

 

马相伯校长着力贯彻了他修辞学教育的现代理念，奠定了复旦大学修辞学教学和学科发展的最初基础。惜之，马相伯校长关于修辞学的见述散见于其哲学著作、文学批评、学术演讲中，没有形成体系呈现于世。

 

从源头上可追溯到的最早文字应为望老1921年3月28日发表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文章的美质》。文章使用白话的例句，开白话修辞的先河，掀开了中国现代修辞学史册重要的一页。其后，望老为现代修辞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复旦修辞学的奠基呕心沥血、勤勉躬行。谨以邓明以教授《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

 

社，1995）中史实的考证为例：

 

1920年9月，陈望道应聘至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即开设文法、修辞课程。

 

1924年7月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发表《修辞学在中国之使命》等，明确修辞学的性质与任务，划清修辞学与文法学的界限。

 

1931年2月，因国民党迫害离开复旦大学，蛰居在上海寓所从事《修辞学发凡》的写作。8月在《微音》月刊发表《修辞与修辞学》等文章，初拟现代修辞学的理论框架。

 

1932年4月、8月“积十余年勤求探讨”完成《修辞学发凡》的写作，以上、下册先后在大江书铺出版。确定并科学地解释了修辞学的性质、对象、任务、功用等基本理论问题，建构了现代修辞学的理论体系。

 

1935年在《中学生》发表《关于修辞》；在《文学百题》发表《语言学和修辞学对于文学批评的关系》等。

 

1940年回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开设修辞学和逻辑学等课程。

 

1952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书任复旦大学校长。1955年在复旦大学创建“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开辟了修辞学的研究基地。

 

此后，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学术演讲，望道先生均着力于系统科学地阐释修辞学的新理念、推动发展新思维。如《修辞学中的几个问题》（1962）、《关于修辞学对象等问题答问》（1964）、《有关修辞学研究的原则问题》（1965）等。

 

当然，望老的学术贡献不仅奠定了现代修辞学科之基业，其学术体系覆盖了语法学、哲学、新闻学、写作学、文学、美学、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他就像一座擎天柱，撑起的不仅仅是现代修辞学这一片天空，更是人文学科这广袤的学术天地。可能由于陈望道先生的权威影响和人文学科传统的因循，复旦中文系教学与研究形成了文学语言学科交融、古今中西学术贯通的独特传统。于修辞学科亦如此。老一辈学者或潜修，或博及，纷纷在修辞学的领域中勉力耕耘，使复旦修辞学生机勃发，在全国形成了独特的影响力。本书《修辞学传统》专栏录入几位老先生的代表性成果，正是欲彰显前辈学者尊崇学科传统、发扬光大修辞学术之伟绩。

 

1952年院系调整，郭绍虞先生即进入复旦中文系。郭先生是一位典型的通才型学者，既是海内外著名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大家，又在语法修辞领域享有卓著声誉。其修辞学的专论有未公开出版的理论著作《修辞学通论》（1936）；有引起语言学界极大关注、近60万字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1979），该作提出的“语法修辞结合论”，还引发了语言学界的一场大讨论。而本书录入的论文《修辞剖析》（1985）则为《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的理论总结，文章从历时的角度根据“汉语特征”推出“中国的修辞学有与语法学结合的可能性”，并述该观点曾受到杨树达《中国修辞学》“文法包赅在修辞之中”和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讲文法结合讲修辞倾向的启发。而在《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中，有数篇论文对传统修辞的特点有颇为深入的专题讨论。本书录入的《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从单音角度讨论了汉语的特性：“中国文辞上所有的种种技巧，都是语言文字本身所特具的弹性作用”。

 

吴文祺先生学识渊博，精通文学语言两大门类，在文学语言和诗律修辞的研究方面更是独树一帜。修辞学的代表性成果有《论语言化装及其他》（《前线日报》，1945.9.22）和《联绵字在文学上的价值》（《民国日报》，1923.2.26）等。本书选录后者，理论价值为对“连绵字”文学价值的研究，在文章发表之时的1923年，如作者所言，“还没有人详细地系统地论述过”。而文章的形式要恰好地表现内容，要“先有了思想和情感，然后再去找适当的词类来表现”，遴选词语特别是文言中的“连绵字”是显示文学语言功力的重要一步。

 

赵景深教授1930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攻古典文学，戏剧学成就斐然。修辞学研究方面曾撰有《修辞讲话》（北新书局，1934）一书。该书五万余字，主讲修辞格，体例上囿于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分类种种，以文言例子辅以分析。由于该书为当时普及现代修辞学知识之读物，理论阐释篇幅不大，尚不独立，故未录入。在此恭敬列出此书，谨望值此敬告，在复旦前辈开启的修辞学山林中，赵景深先生也曾植下秀木一株。

 

张世禄先生著作等身，1952至1992四十年的教学生涯充分体现了复旦中文系的学科传统：中西交融，以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考察汉语结构规律；博古通今，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成就卓著，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也造诣深厚。1959年曾出版普及性读物《小学语法修辞》。本书选录的《关于旧诗的格律》（1979）凝聚了张先生关于诗歌音律体制的卓识，通过押韵脚、调平仄、讲对仗、整字数、定句式等修辞手段，揭示了格律诗所运用的修辞结构规律。

 

郑业建（权中）先生1946年即到复旦中文系任教。专攻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修辞学方面也学养深厚。两部修辞学教材《修辞学提要》（北平立达书局，1933）、《修辞学》（重庆正中书局，1944）均已刊行。《修辞学》较之《修辞学提要》理论性更强，体系更完备。全书12万字，共八章：一至三章论修辞学的界说、功用、地位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相当于“绪论”。其修辞学的理论价值也集中体现于此。第四至第八章体例多为针对各种类型所作的例证分析。考虑到篇幅限制与理论价值，本书收录了目录与一至三章。

 

正是陈望道、郭绍虞先生这些博涉约取、理念前瞻的学界一流耆英，用他们坚守几十年的执教理念和凝聚一生心血的学术卓见，提升了修辞学博雅的学术境界，给复旦中文系创设了一种语言教学与科研的宏大格局。

 

上承下启的胡裕树先生博学、崇本、严谨。一生孜孜矻矻、恪勤为学、岁月峥嵘。不但在语法学、修辞学、对外汉语教学等领域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理论遗产，而且承风启地，数十年擎发扬光大学科传统的大旗，率语言学科同仁共铸了复旦语言学的辉煌。本书选录的《修辞学理论》《修辞现象研究》《语体风格研究》《修辞学史研究》栏目的18篇论文，即反映了胡先生带领复旦语言学科学术团队在多个分支领域的辛勤耕耘和积极探索。这些论文既会聚了博学宏赡的学者们数十年执着向学的高见精述，又充分体现了学者们在全球视野学术语境下，回望百年深厚传统，放眼现代化美好未来，跨学科多元发展的方法意识与理论自觉。

 

值得欣慰的是，复旦修辞学科的建设已进入一个传承与开拓并举、新老学人血脉相承、上下倾力共建的良性发展时期。学科的山林已经开启，畅然昂扬的林声也已经响起。愿这本纪念文集成为薪火传承的新起点，积极响应新百年学术发展的呼唤，在未来的学科山林中发出更为宏阔清越的响声！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本书为祝克懿、吴礼权编选“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修辞学卷”《启林有声》[商务印书馆，2017]一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