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的嘉兴火车站

 

 

嘉兴火车站场景重现（1921）南湖革命纪念馆展品

 

 

 

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南湖烟雨楼

 

 

嘉兴在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时，对“一大”会议所租用的游船形状进行了广泛调查和资料收集，又根据董必武与王会悟的意见，仿制了一只单夹弄丝网船和一只拖艄船。1959年10月1日，南湖红船正式对外展出。

 

 

 

 

《嘉兴新志》与上世纪20年代的嘉兴城市全图嘉兴市图书馆藏品

 

 

 

 

从上到下分别为：上世纪20年代的秀水县学宫、嘉兴图书馆、嘉兴教育局。

 

文汇报记者 黄春宇

 

沪杭铁路、鸳湖宾馆、南湖红船，这三个关键词基本串起了这趟载入史册的嘉兴行。一大代表们行色匆匆，走下月台，迎接他们的嘉兴城虽不如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这般喧嚣繁华，却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践着城市建设和社会变革。

 

当一段历史成为一种共识，我们却对某些细节知之甚少。过去在回顾中共创建之路时，结尾处往往是这样一句：“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于是乎，很多人都记住了南湖红船及其精神内涵，但可能忽略了为什么选择嘉兴，而不是杭州或者其他地方？在南湖会议召开的上世纪20年代，这座浙北小城呈现出来的是一幅怎样的社会图景？

 

7时后，从上海北站乘车出发

 

时局不易。从上海前往嘉兴的缘由和经历，包括陈潭秋、李达在内的一些亲历者留下了或详或略的文字。行程仓促，加之时间太久出现了记忆偏差，各自讲述之间，以及与考证后的史实之间，难免有一定的出入。

 

陈潭秋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写道：

 

我们原定会议期间是7天，被侦探发现后，决定缩短为5天，但是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了上火车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变计，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也时常有人雇船游览。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并预备酒食，在船上开会。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写道：

 

为了开会的安全起见，我们在嘉兴布置了一个会场，这会场是在南湖中游湖的大画舫上……当天上午7时，大家从上海北站乘车出发，10时许在大游艇上聚齐，马林和尼可洛夫因为是外国人，容易引人注目，未去参加。

 

包惠僧在《党的“一大”前后》中写道：

 

大家得到了这些情况，商量了一下，当夜决定：第二天到浙江嘉兴南湖，以一整天时间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们都到了火车站，只有陈公博没去，马林、尼可洛夫当然也不方便去。大约9时左右，我们都到了南湖，此处风景甚好，游人不多。南湖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庙宇巍峨，佛堂清净，和上海比较，感到别有天地。我们雇了一只相当大的画舫，买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宣布开会。

 

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写道：

 

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他的太太王会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着她的丈夫工作。我们大家便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王会悟非常热心的（地）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她并说明：南湖风景幽（优）美，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只大画艇，准备我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并由她布置大家寄宿的处所，即使在那里开几天会也是不成问题。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清晨，我们分别搭上沪杭线的早班车，9点多钟就到达了嘉兴的南湖。王会悟所预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

 

王会悟在《“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中写道：

 

会议在上海开了两天，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决定后，李达同志叫我当晚去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车的班次。第二天早上共（有）代表10余人分两批去嘉兴。到嘉兴时已8点多钟，先到城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吃早饭，叫旅馆帐房给雇船。当时准备雇只大的，但他们（说）要雇大的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大的已没有了，只有中号船了。便雇了一只中号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酒菜3元，连小费共花8支洋……9点多钟离开旅馆去南湖。到南湖，部分代表如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也没有坐下吃茶，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下船停靠哪里比较合适。代表们到船上开会时已快11点钟了，约开了一个钟头，即在船上吃午饭，酒菜是由船上备的。吃饭时在八仙桌上又放了一个圆的台面，十几个人吃饭也不拥挤……

 

沪杭铁路、鸳湖宾馆、南湖红船，这三个关键词基本串起了这趟载入史册的嘉兴行。

 

根据《申报》刊载的沪杭甬路沪杭线行车时刻（1921年7月30日、8月1日、8月3日），从上海北站发出的第一班快车为7点35分，抵达嘉兴站的时间是10点25分。就出发时间而言，这个班次与回忆文章中李达的“7时出发”、包惠僧的“黎明”与张国焘的“清晨”都较为吻合。一大代表们行色匆匆，走下月台，迎接他们的嘉兴城虽不如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这般喧嚣繁华，却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践着城市建设和社会变革。

 

“嘉兴县城处于全县之中央，沪杭铁路经其东，苏杭运河经其西及北。轮轨交通，至称便利。与邻县及乡镇间均有水道联络，故商货辐辏，为有名之巨埠……东门自设车站，改铺道路，旅馆茶楼始相继兴起……鱼行街处车站与塘湾之间，清季始于此设戏馆，市面遂呈勃兴之象。”刊印于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的《嘉兴新志》是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珍贵史料，“北门大街塘湾街中街三处为最繁盛，北门大街有商店二百八十家，洋广货、绸布庄、印刷店、书局、照相店、药房、银楼、钟表店、木器店，及其他零售商店均散处其间，塘湾街有商店一百五十家，以钱庄旅馆，及商货、北货、腌腊、水果行、颜料行、米行等批发行为最多，中街有商店一百十二家，以蔴皮行、鱼行、糖果茶食、腌腊等店为多，商况稍类塘湾街，而零售商种数较多，此外繁盛之市街，如南门外之东米棚下，东门外，北城湾均有商店四十家以上，东米棚下为米行聚居之处共有六家之多。”

 

一大代表们首先落脚鸳湖旅馆

 

依据王会悟的讲述，一大代表们下了火车后，第一站是位于张家弄的鸳湖旅馆。张家弄是嘉兴城内一条石板老街，长三百三十米、宽仅两三米。嘉兴学者钱云曾在上世纪60年代走访了当时住在张家弄的街坊（尤其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后以此为素材成文《昔日张家弄》。听了他的生动讲述，那条沉寂于历史深处的弄堂充满了生活气息——“当时张家弄给人的感受是狭窄、阴暗、潮湿、杂乱。你若站在弄里最狭窄的地方，伸出左右手几乎可以同时触摸到两边的店铺；抬头向上看，弄两侧的屋檐快要碰上了。阳光终年很难照射到这里。晚上，嘉兴的电灯只亮到前半夜（当年嘉兴永明电厂自己不能发电，而是向民丰纸厂买电来供应商铺和市民），后半夜，大的店家用汽油灯照明，小店和住宅则用煤油灯点亮。装在摇摇欲坠的电杆木上的路灯，因电力不足而发出惨淡的红光在凄风中抖动。弄里的住宅、店铺、浴室、茶馆所吃用的水全靠人力运输。用小船摇到外河（现环城运河）装满水，再摇到下塘街和北大街之间的内河，停靠在菩萨桥，然后用人力来挑担。或者在张家弄西首有一眼公井，从井里提水。不论是河水或井水，都必须由挑夫用木桶将水一担一担地挑到弄内的各家各户。常年挑水，水溅满地，终年不干，当作下水道的阴沟，不加疏浚。石板路年久失修，断的断，碎的碎，稍不留神，踏上一脚，石板缝里溢出的污水会溅你两脚。”

 

即便卫生条件有些不堪，但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依然有不少知名的店选在张家弄内落户。1921年，浙江兰溪籍商人张锦泉在此经营了一家粽子店，取名“五芳斋”，后来又有两个嘉兴商人在同一条弄堂各开了一家“五芳斋粽子店”。除了在选料和工艺上展开竞争外，三家店为了招揽客人也是想尽办法，在招牌上做文章。第一家画了只乌龟寓意百年老店，第二家画了只公鸡来比喻开业最早，第三家干脆写上了“真正粽子大王”六个大字。解放后，张家弄被拓宽为大马路，三家“五芳斋”合为一家，传承至今；而鸳湖旅馆除了店名和地理位置，并无任何照片与文字资料留存。能够确定的是，鸳湖旅馆的隔壁就是“寄园”，而张家弄的商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寄园”。1880年，嘉兴人沈若荪建造了“寄园”，在里面开了嘉兴第一家影楼震昌照相馆，此后又出现了浴室、书场、烟灯、酒肆、旅店等供人消遣的场所，不定期还有杂技表演和禽兽展览。辛亥革命后，“寄园”内有一茶室名招仙鹤馆，又称“老爷厅”，因为不少前清遗老绅士和失势官吏喜欢在这里会面。此外，芝兰之室是闲散小开、墨客文人的活动空间，可琴轩是画家、书法家们的精神乐园。在钱云看来，“寄园”实际上是一个综合娱乐场所，集吃喝、住宿、玩乐、听唱、书画、会友等诸多功能于一身，类似于上海的大世界和城隍庙。

 

为复原鸳湖旅馆的本来面貌以便制作展示模型，南湖革命纪念馆曾进行多方调查，收集到一些线索：鸳湖旅馆是当年嘉兴城内比较考究的客栈，房屋为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共有前后两进，每进三间，中心区域是铺了方砖的天井，顶部罩了玻璃天窗。围着天井，楼上和楼下各有一圈走廊，客房用“福禄寿禧……”等依次编号。王会悟提到开会当天“叫旅馆帐房给雇船”，这其实是有据可依的，比如《鸳鸯湖小志》中写道：“……客在东门可托旅馆或绍酒肆介绍，招船主来与面洽。菜随客点，……烟酒自办，或并嘱代办均可。最好先与商定价目，菜用何色，船泊何处，一一与之接洽妥善，届日乘早班车船至，鼓棹入湖。夏天可令择当风地点，抛锚停泊中流。”

 

在一大召开的前后，南湖地区常见的有4种非生产用船。一是摆渡船，俗称“婆娘船”，这种船不能避人耳目，显然不适于开会。二是有钱人私备的，用来收租、上坟的“账船”，是不对外出租的。三是“小划子”，即小游船，只能搭载三两个人，真正是一叶扁舟。四是“丝网船”，是供包租的专业游船，船大舱多，

 

利于秘密集会。比较上述4种船型，一大代表们开会所雇的只能是丝网船。据考证，丝网船早期是太湖一带的捕鱼船，其船主统称“丝网邦”。太平天国时期，一部分丝网船主改行，专做游览生意，他们的游船常来嘉兴、平湖、海盐等地经营。当地人一般仍称这种游船为丝网船，也叫“丝网快”、“无锡快”、“画舫”，又称“灯船”。丝网船做工精巧，结构考究，船上楹梁、檐柱、炕榻、气楼、屏门等处雕刻“八仙过海”、“二十四孝”、“渔樵耕读”、“忠孝节义”等内容，船匾有“天水一色”、“直上青云——唯一竞渡”、“四海往来——五河相送”等字样。这种船一般是冬去夏来，也有常年在嘉兴的，主要是供有钱人水上游乐，有时也会接一些搬家、嫁娶或外埠旅行的运输业务。

 

相比在城市改造中消失的鸳湖旅馆，南湖红船则幸运得多，尽管它的原型在战争时期离开了人们的视线。1959年，嘉兴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央和省里都特别强调，建馆的中心就是这条红船，能否准确还原关乎到建馆工作是否能顺利推进。“一定要弄清当年开会的船到底是什么模样。”当时在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委员会工作的董熙楷在回忆录里写道。为了收集有关船型、雕刻等更多的细节，他和时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郭竹林专程赶往丝网船的制造地无锡，向船厂车间里的老师傅们取经。在征询了王会悟的意见后，筹委会先做了一只单夹弄丝网船模型，后根据董必武的回忆，增加了一只小拖船。外观造型无误后，工作人员再次赶赴无锡了解内部结构与装饰，最终敲定了复原红船的方案。承担造船任务的主要是嘉兴造船厂，相关单位和人员也在积极参与，比如当时无锡交通工具合作工厂的温和尚、温炳奎、徐步皋担当技术指导，嘉兴师范学校的美术老师陆松安负责与船厂联络，嘉兴新华书店副经理孙毅管理物资采购。

 

1959年10月1日，一只新生的红船静静停靠在湖心岛岸边，它用一幕历史场景的演绎来庆祝新中国建国10周年。

 

嘉兴续会比在杭州隐蔽得多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中共一大是一个整体的会议，从参会代表到议程内容都是连贯的。”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前执行主任陈水林一直从事红船历史研究，“没有上海6次会议的充分讨论，南湖会议不可能很快通过纲领和决议；但是反过来讲，没有南湖会议，中共一大就没有结果。”中共嘉兴市委党校副校长徐连林也是一样的观点，他说上海嘉兴两地的会议是一个历史事件，是统一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对于中共一大会议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的这段往事，在一次全国党史学术讨论会上，陈水林撰文谈了“中共一大为什么会选择嘉兴南湖续会”，他认为嘉兴符合“交通便捷、安全有保证”两个条件。

 

对于陈水林的看法，第一点很容易理解，第二点则需要结合历史和时局两个方面。

 

嘉兴城自三国后即是嘉兴地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唐、五代以后，成为浙北重镇，至宋代已是两浙名城，“环城皆濠，有七十五桥三十五坊，舟车财货丰阜”。明代园林罗布，市肆兴隆，宣德年间被列为全国三十三个主要城市之一，有“江东一大都会”之美誉。17世纪，俄罗斯使臣米列斯库在《中国游记》中称嘉兴是浙江第二大城市。但从明末、清初至太平天国，一次次战乱使得嘉兴城市规模不断缩小，沦为一座不为人瞩目的小县城。当上海的形势不再适合继续开会后，一大代表们首先想到的是去杭州，但他们担心西湖人多眼杂，并且从上海去杭州的路途较远，费时太久，所以否定了这种方案。相比杭州，在嘉兴续会则隐蔽得多。在南湖租一条游船，闹中取静，以游湖为掩护，不会引起上层官僚和密探的注意。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那年夏天，嘉兴城的官僚们被省选弄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其他。自1921年年初后，浙江发起了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联省自治运动”，核心人物之一是嘉兴人褚辅成。到了6月，褚辅成被选为省宪法委员会副议长，领导制订省宪法；7月，在制宪与选举孰主孰次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省宪派和省选派发生了尖锐冲突。1921年7月22日的《申报》报道：“嘉兴本届省选，闹至今日，仍未办竣，近更愈闹愈大，双方各走极端，在办理选政者以省令难违，故曾分令各区依法举办。在选民方面，以主其事者营私舞弊，剥夺选民权利。现由褚辅成等发起，于十九日下午一时在城中讲演厅开选民大会。是日天气炎热，褥暑熏蒸，选民冒暑莅会者约五六百人，公推沈钧儒为主席，登台宣布开会宗旨，继由褚辅成、田文渊等发表意见，并经到会选民公决对付办法……”到了8月24日，《申报》上又多了一条《省初选开票所冲突》的消息，“……其时选民褚辅成等，依据选举法，逐条责问，并言塘汇等区，不于十九日投票，延至二十日举行，应由何人负责……迨后，又据理诘责，警察即上前干涉，顿时人声鼎沸，长凳乱掷，枪柄横击，受伤最重者为计仰先顾一鸣等六人。旋仍照常开票，结果尚难预料。”

 

非代表王会悟“坐在前舱放哨”

 

李达夫人王会悟，在一大会议从上海转移到嘉兴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我在嘉兴读过书，熟悉地理环境。我可以乔装成‘歌女’，在船头放哨。万一发生什么意外，还可分散到我同学家里，比较安全。”当一大代表们着急地讨论何去何从时，王会悟提供了去嘉兴的建议并作出了解释。

 

“开会时非代表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前舱放哨。”王会悟在回忆文章里详细讲述在南湖游船上开会的情形：“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据记忆开会时，停放在湖中的船连我们的一条一共5条船。内中一只据船大娘说是城内某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另一只是乡下土财携眷进城游玩的。到下午3点钟以后，小游艇逐渐增多，有些小游艇油漆得很漂亮，据说是城内士绅自备的。约5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5只了，并有一只小汽艇（是城内葛姓士绅私有的），当时看到疑为政府巡逻，曾引起警惕，临时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到6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

 

当时对南湖熟悉的还有邵力子，他后来回忆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途转到嘉兴南湖开，当时也接受了我的建议。”邵力子祖籍绍兴，母亲是盛泽人，而盛泽与嘉兴接壤。不但如此，邵力子与嘉兴人褚辅成关系密切（中共一大之后，他俩因同去看望返沪的陈独秀而被巡捕房坐探捕去），所以当地也有传闻说，南湖会议的游船是由褚辅成家介绍提供。关于这一点，至今无法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