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宋宫词》在争议声中迎来结局，该剧播出时，每集都打出“本剧依据史料与传奇改编”的字幕，类似免责告示：契合历史者来源于史料；有悖史实者推诿给传奇。剧中宋太宗召赵德昭回京参加其父宋太祖的十年祭典，赵德昭因襄王赵元侃邀饮而毒毙襄王府；秦王赵廷美随即在宫廷会宴上谋刺乃兄宋太宗。历史上，宋太祖死于976年，十年祭应是雍熙三年（986），而德昭早死于979年，廷美在984年也被太宗贬死。剧中叙事，年份大悖史实还在其次，把廷美从受害者变为谋逆者，则尺寸未免大，令人失去追剧兴趣。

《大宋宫词》的主体部分是以宋真宗时代作为大背景的。在北宋政治史中，一般将真宗与太祖、太宗三朝划入前期，但其历史面相给人有点不尴不尬的印象，诸多方面值得重新评说。

**守成之主

宋真宗是北宋第三代皇帝，997年三月继位，1022年二月去世。太祖以“陈桥兵变”从前朝夺取政权，太宗继位则留下洗不白的“烛影斧声”，相比之下，真宗是首位正常登基的北宋君主。真宗朝可分前期与后期。前期十年，从其即位到景德四年（1007）；后期十五年，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到其辞世。

真宗前期面对前朝留下的诸多负面遗产：太宗在皇位传承中激化的皇室信任危机；开国以来川蜀地区深度存在的社会矛盾；雍熙北征惨败造成的贫弱困境与边防危局。即位次月，宋真宗就为贬死的赵廷美平反，恢复其秦王封爵与原任职位；同时追赠太祖之子、已故皇兄赵德昭与赵德芳分别为太傅、太保。真宗乃排行第三，次兄赵元僖死于太宗晚年，最有资格继承大统的长兄赵元佐，目睹叔父廷美贬死，解救未成而发狂纵火，废为庶人，真宗也复其王爵，允许他养病不朝。对在世诸弟，他都逐个封王加官，以兄友弟恭的姿态强化皇室凝聚力。

川蜀远处西南，晚唐至宋初郁积了复杂的社会矛盾，在太宗晚年激成王小波、李顺起义。起义虽被镇压，深层次问题却积重难返。第一个千禧年元旦，益州（四川成都）戍兵聚众起事，推举王均为领袖，建立了政权。这是王小波、李顺起事的余波。朝廷派兵平定，再派治蜀名臣张咏（他在太宗末年赴蜀，曾转化大批李顺之徒为良民）前往，宽严相济，恢复民生，整顿吏治，结束了宋初川蜀反侧不靖的局面。

除此，整个真宗朝少有群体性民变，这与当时休养生息政策大有关系。咸平元年（998），免除全国亏欠税额达二千余万。咸平二年，允许无田客户垦种国有荒地与长年无主荒田，免税五年再年缴收获十分之二，作为定额。咸平四年，减省全国冗吏十九万五千人。咸平五年，严禁在各种税额外加征羡余。景德二年，颁布《农田编敕》。景德三年，设立常平仓作为救荒赈饥的储备粮库。经过短短六七年调整恢复，北宋内部矛盾暂时缓和，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国家政权渐趋稳定。真宗前期称得上是合格的守成之主。

在对外关系上，真宗面临更大挑战。宋太宗在处理与西夏的关系上无大作为，坐视李继迁尾大不掉。就在北宋皇位嬗代之际，李继迁上表请降，却以退为进要求恢复其统治权。宋真宗无暇西顾，仍封其定难军节度使，放任他重领党项故地，但进扰仍然不断。直到景德元年李继迁去世，继任者李德明执行其父遗言，中止反宋，西边压力始告缓解，北宋这才可能专力应付咄咄逼人的辽朝攻势。

宋太宗雍熙北征大败，宋辽均势彻底打破，军事主动权转手辽朝。真宗初政，辽军几乎每年放马南下。宋真宗调整边防政策，力争和平相处，同时改善边将配备，部署防御体系；招募民间壮勇，加强军事实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辽军连年南牧，显然为致命一击作试探，这才有了景德元年的澶渊之役。不必复述较量的细节，只作几点评论。其一，以结果而论，宋朝险胜，但战争拼的是综合实力，没有前期的经济恢复与军事措置，连险胜也无从谈起。其二，宋真宗亲征澶渊前有过动摇，朝堂上更不乏出都避难的谬见，都是雍熙败北引发深度恐辽的应激反应。其三，寇准等力挽狂澜力主御驾亲征，真宗最终听从成行，既是险胜的原因之一，也是其前期主政的亮点。其四，在略占上风的情况下，宋朝仍急切求和，主动缴纳岁币，既有恐辽魔咒效应，也有前不久西夏连年侵扰与川蜀兵民变乱等内外不稳的考量。其五，澶渊之盟开创岁币模式，成为宋朝其后对夏对金妥协的惯用手段；但澶渊之盟是平等的盟约（“绍兴和议”不宜与其混为一谈），也奠定了南北百余年的和平格局，无疑应该肯定。

真宗前期用吕端、张齐贤、李沆、吕蒙正、向敏中、毕士安、寇准与王旦相继为相，李沆任期最长，也最获信任。他告诫真宗“不可用新进喜事之人，中外所陈利害皆报罢之”。真宗采纳其为政之道，故其前期未见折腾。王夫之赞扬李沆“以道事君”的大臣典范，评价他与真宗的君相合作无愧“一人之识，四海之藏”（《宋论·真宗》）。

宋真宗的封禅摩崖“德星岩”，至今还保留着若干残字以及完整的篆额“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  资料图片

**封禅闹剧

澶渊之盟前一年，宋真宗询问国家钱谷积储数，三司使陈恕迟延不报，回复执政追诘说：“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当时李沆在位，真宗表示赞许。次年，李沆逝世；澶渊之盟订立，宋与辽夏关系渐次正常。眼见内忧外患终告解除，经济发展也势头喜人，真宗感觉日渐良好，宰相寇准也有自得之态。王钦若乘隙进“城下之盟，《春秋》之耻”的谗言，离间君相。寇准随即罢相，王旦取而代之，王钦若再任执政。

王钦若的挑唆重创了宋真宗的尊严。于是，天书封祀乘势上演，贯串整个真宗后期：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天书下降，四月京城始建玉清昭应宫，五月封禅泰山；二年全国兴建天庆观千余所；四年汾阴祭祀后土；五年追尊子虚乌有的赵玄朗为圣祖；七年亳州拜谒老子。以往讨论这场神道设教，过多强调真宗的自尊心，这里对其深层动因再作评断。

其一，声明其继统合法性。即位之初真宗尽管借助平反与追封，力图消泯太宗与自己在皇位传承上的负面影响，但内心纠结始终挥之不去。首份天书上特地标明“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云云，就旨在昭告他继统是“守于正”的。

其二，在东亚文明圈宣示宋朝的地位。《宋史·真宗纪》推断真宗君臣是在获知契丹故俗“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的情况下，才打出天书封祀这张牌的，“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宋朝当然企望以封禅祭天在文化正统性上压契丹一头，但宣示的对象却不限于辽朝，也包括西夏在内的周边。据《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年间，甘州回鹘、三佛齐、大食、注辇等先后朝贡祝贺封祀，正是这一诉求期待的回报。

其三，提升君权的地位。包括澶渊之盟在内的真宗前期政治，吕端、李沆与寇准等名相功莫大焉，真宗却以“无大臣体”罢免寇准。真宗发起天书封祀，频繁大祭，因为决策者、主祭者都是君主，庄重的典礼借重繁文缛节，带来前所未有的仪式感。

其四，藉以凝聚民情人心。回顾前代五次封禅，都在天下一统的所谓盛世。尽管不自量力，但祥符封祀的用意显然宣扬比肩前代的太平盛世业已到来。据哲宗前期《青箱杂记》说，东封西祀时“中外臣民，协谋同欲”，这一追述虽有夸大，却也反映企盼盛世太平的普遍心态。诚如刘子健研究宋代封禅时指出：“这种信仰和仪式，现代人看来也许是迷信，但在当时确有它的功能，可能鼓舞人心，可能维系民情。”（《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

真宗后期的这场闹剧，其恶果与教训触目惊心。经济上劳民伤财，国力耗竭。天书封祀开场当年，三司报告“大计有余”，仅过三年即告“经费不给”，到其晚年，“内之畜藏，稍已空尽”。财政窘困引起物价高涨，天禧年间（1017—1021），“谷帛之直（值）比祥符初增数倍矣”。政治上朝局逆转，政事不修。神道设教既然出自真宗主张，后期宰执无不奉承帝意，顿失前期贤相刚正直言的立朝风范，连宰相王旦也缄口附从，寇准则有失晚节才再度入相。至于王钦若、丁谓，作为这场丑剧的作祟者与操办者，与陈彭年、刘承规、林特俱受眷顾而并称“五鬼”。正如叶适浩叹：真宗后期，“纪纲之失犹其粗者耳，并与人材皆坏”（《水心别集·纪纲二》）。咸平初政时，真宗曾严禁天下进献祥瑞，大中祥符时，一反常态热衷祥瑞，晚年更沉溺道教而坠入迷狂，对国政自然“不思修本”而少有用心。社会风气上装神弄鬼，上下愚人自愚。从真宗到王钦若、丁谓，自编自导；各地进献天书祥瑞的官吏与父老，也争先恐后追随。正如《宋史》所说“一国君臣如病狂然”“为此魑魅魍魉之事”（李贽语）。

**总体上升的宋真宗时代

真宗朝政局后期与前期反差之大实在出人意料。那么，应该怎样总评宋真宗时代呢？

王朝周期律是考察中国帝制时代兴亡盛衰的不二铁律。任何王朝都会呈现各自的新生期、上升期、繁荣期、衰变期、没落期。据此而论，宋真宗时代总体上仍处于北宋上升期。

在社会经济上，后期较之前期虽受打击，但有利农业的政策仍在颁行，例如大中祥符六年，免除全国农具税；天禧二年引进推广高产的占城稻。在以农立国的传统时代，户口数与垦田数是衡量社会经济的重要指标。若以太祖晚年数据为指数100%，全国户数在太宗晚年增至134%，真宗晚年激增至281%；全国垦田数在太宗晚年仅增至105%，真宗晚年也增至178%。这两组数据充分证明宋真宗时代经济增长的速率。

学界多把以厢统坊的厢坊制确立，视为唐宋之际城市管理体制转型的完成，这一转型虽是渐进的，但《宋会要辑稿》首次系统登录真宗天禧五年开封府新旧十厢隶属的坊数、户数与人吏数，表明厢坊制在真宗时期已然成型。厢坊制取代坊市制，有力推动了城市经济与工商贸易的繁荣，商税可以用来测试这一繁荣度。若以太宗后期数据为100%，真宗前期的景德中仅增至112%，而到真宗后期的天禧末激增至301%。这组数据也间接说明了厢坊制在太宗、真宗两朝的进展力度。

在政治制度上，太祖太宗两朝固然多有创立，但不少制度却是在真宗朝才得以完善的。即以中枢权力制衡中举足轻重的台谏制度而论，前两朝少有留意；直到天禧元年真宗颁诏：谏官、御史自此各置六员，增其月俸，不兼他职，每月须有一员奏事，倘有急务特许及时入对。天禧诏书是宋代台谏系统正式确立的标志。科举制在真宗朝更趋严密：景德四年，实施考卷糊名制；大中祥符八年，推行试卷誊录法。这些制度严格公正，北宋取士水准进入最佳期。

祖宗家法作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命题，正式提出虽在宋仁宗亲政之初，但真宗朝，“其实质精神已经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逐渐发展起来”（邓小南《祖宗之法》，282页）。真宗初年，臣下就有“三圣相承”的吹捧，把真宗与太祖、太宗相提并论。真宗尚有自知之明，深感祖宗功业难望项背，故有“保祖宗基业”与“守祖宗典故”的提法，植入了“祖宗之法”的早期胚胎。

士大夫政治堪称宋代政体的底色之一，这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在宋代进一步改善息息相关。继太宗扩大取士规模之后，真宗咸平三年（1000）录取进士、诸科与特奏名高达2100余名，景德二年（1005）更超过3000人，成为宋代取士最多的两榜。宋初进士一旦金榜题名，便能直接跻身官场，他们在真宗朝已崭露头角。即以参决朝政的宰执群体而论，无论前期以吕端、李沆、寇准与王旦为代表的正面人物，还是后期以王钦若、丁谓为代表的负面角色，都是科考出身的士大夫。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正是在真宗朝徐徐拉开大幕的。真宗前期谦谨，遵从李沆等名相贤臣的治国方针，故朝局大政相对修明；后期固执，连王旦、寇准都不能独善其身而曲意顺从。但宋人认为：太祖太宗朝，“治体类于严”；真宗、仁宗、英宗朝，“治体类于宽”（《大事记讲义·论治体》）。士大夫政治正处在育成之中，终于在仁宗中期迎来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巅峰时期。

宋真宗时代既然处于王朝上升期，尽管后期大折腾，因尚未进入衰变期或没落期，随着真宗驾崩而改弦更张，后继主政者以宽仁治国，逐渐进入繁荣期。

**如何评价刘皇后

宋真宗与刘娥的帝后关系在两宋宫廷史中确实最富情节性，也为后世留下了虚构的空间。自景德四年郭皇后去世，真宗就一心提高刘娥的名位，却因其出身寒微而一再遭到抵制，到大中祥符五年才册封为皇后。这一过程，既印证了士大夫政治的顽强存在，也说明真宗对刘娥感情的执着。其时，刘氏45岁左右，仍能赢得真宗倾心，更关键的或许是为人才慧强敏。大中祥符九年起，真宗“自是不康”，刘皇后渐预外政应该不早于此年；天禧四年，真宗一度“不豫”，朝政从此打上刘氏印记。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刘氏以皇太后权处分军国事，听从王曾等建议，将天书伴随先帝入葬永定陵，终结了真宗后期的昏悖之政。

北宋共有四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真宗刘皇后与英宗高皇后对朝局的影响不容小觑。高氏以太皇太后听政九年，主持元祐更化，不仅未能消弭新旧两党的隔阂，反而使之势同水火，致使哲宗亲政就“绍圣绍述”，全面清算，北宋政治转入衰变期。相比之下，刘氏听政十余年，不仅消解真宗后期的政治危局，士大夫政治虽一波三折却回归正轨；且随着皇权的平稳移交，终于开启了后人追怀的宋仁宗时代。在宋真宗时代向宋仁宗时代的过渡中，说刘皇后守护了江山，其言似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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