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20年代，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古典文学的主要塑造者，已届古稀之年，作为大文豪享誉欧洲；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意大利浪漫文学作家，正值壮年，以组诗《圣咏》（Inni sacri，1815）在文坛崭露头角。两人素未谋面，却造就了德意文坛一场难得的“相知”。

《圣咏》早让歌德注意到曼佐尼的才气。两人因曼佐尼的首部悲剧《卡尔马尼奥拉伯爵》（Il Conte di Carmagnola）结缘。早在1818年11月，与曼佐尼交好的意大利作家卡塔内奥（Gaetano Cattaneo，1771—1841）预告将寄送曼佐尼的悲剧。两年后此事成真，《卡尔马尼奥拉伯爵》问世没多久，歌德便收到一部。当年3月28日，歌德回信给卡塔内奥：

我在读了《圣咏》之后，便断定曼佐尼先生是位天生的诗人，在我的国人面前，我也是这么称赞他的；在目前这部悲剧中，他同样证实自己是位原创诗人，他的祖国可对他寄予厚望。

曼佐尼在悲剧前言中挑战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宣告时间与地点的两律无效。歌德对此在信中写道：

他并不严格地遵守时间和地点的统一，我们德国人对此不能加以责备……与之相反，他认为第三个统一，即情节和关注的统一，必不可少，并时时加以注意……这值得我们为之鼓掌称颂。

歌德许诺，一旦找到时间，便为这部悲剧撰写书评。他遵守了诺言，当年撰写长文《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创作的悲剧〈卡尔马尼奥拉伯爵〉》（Il conte di Carmagnola. Tragedia di Alessandro Manzoni），刊登在自己主编的《论艺术与古代》（Über Kunst und Altertum）上。曼佐尼之剧以15世纪威尼斯和米兰之间的战争为背景，基于大量的史实，勾画了卡尔马尼奥拉的遭遇：他，牧羊人出身，屡建战功，被擢升为统帅，最后沦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歌德评价主人公的性格：

他本想拥有高尚的计划，但他缺乏应对这些情况所必须的伪装术、佯装的让步、适时引起好感的品行以及其他必要的条件，他更多地是无时无刻都在显示自己刚烈、执拗、固执的性格；人们很快预感到在他的随意与威尼斯元老院的最高实用性之间将会产生矛盾。

歌德观察到，卡尔马尼奥拉是实干家，圆滑不足，而非阴谋家，逐渐被威尼斯元老院抛弃。紧接着，歌德细致介绍每一幕的情节，品评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品质，缕析主人公悲剧的原因：骁勇善战的主人公对于元老院而言只是工具，“当变得无用和危险，得立刻被抛弃”。

Francesco Hayez为曼佐尼的悲剧《卡尔马尼奥拉伯爵》所作插图。歌德与曼佐尼因这部悲剧结缘。

因《卡尔马尼奥拉伯爵》，曼佐尼受到本国评论家的批评，然而歌德欣赏其用功之处，为之辩护，将其作视为一部“一流作品”。他高度评价作家，认为他告别时间和地点的统一，“在新的轨道上那么严肃和平静地前行，就此而言，人们甚至可以根据他的作品创立新规则”；宣称曼佐尼“值得继续拥有以一种有教养和悦耳的语言，对一群思想丰富的民众发言和被要求发言的幸运”。《卡尔马尼奥拉伯爵》颇得歌德之心，面对英国批评家对该剧的恶评，歌德1821年又撰写《再论〈卡尔马尼奥拉伯爵〉》（Graf Carmagnola noch einmal），驳斥了英国人的非议，再次维护了剧作家及其剧作。

作为后辈，曼佐尼1821年修书一封，向歌德表达内心的感激与崇拜：

即使文字的鞠躬致谢业已失信，但我仍然希望，您别鄙弃感激之心所作的坦率表达；在我写悲剧《卡尔马尼奥拉伯爵》的时候，倘若有人向我预告，歌德会阅读这部作品，这对我会是极大的鼓舞，会给我一种意外奖赏的希望。因此，您可以想象我的感受，当我看到您亲切地赞赏鄙人作品，能在观众面前给予这部作品如此善意的鉴定。

批评家对作品的解读偏离了作家的设想，而众人的批评和讽刺让曼佐尼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产生怀疑。歌德的赞赏对他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在这种尴尬的、乏力的不确定性中，没有什么比听到大师的意见更能让我感到惊喜和受到鼓励。”歌德的支持让他倍感兴奋：

这个声音使我振奋，愉快地继续做出这些努力，并使我坚信，最好的方法就是最稳当地完成一部精神作品，无需忧虑传统规则，不为多数读者大多转瞬即逝的要求操心，心无旁骛地、头脑清楚地、安静地观察正在处理的对象。

歌德欣赏曼佐尼的才华和真挚，1821年在《四季笔记》（Tag- und Jahreshefte）中称赞曼佐尼为“一位真实的、有透彻领悟力的、内心敏锐的、洞察人性的、随和的诗人”。1821年5月5日，拿破仑逝世，消息7月16日才在意大利传开。曼佐尼是拿破仑的崇拜者，据说在得知消息后在三天内以惊人的速度书写了颂歌《五月五日》，7月18日收笔，26日便送审，首印于1823年。1822年1月12日，歌德从魏玛奥古斯特公爵处获得该诗。14日，他在日记中写下：“夜里孤身一人。翻译曼佐尼致敬拿破仑的颂歌。”可见，在诗歌尚未出版之时，曼佐尼已将诗歌寄给德国友人赏鉴。歌德译毕，1823年将德译诗歌刊载于《论艺术与古代》，在德国推广了该诗。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曼佐尼纪念拿破仑的诗歌《五月五日》由歌德作德文翻译。

另一部受歌德青睐的剧作是《阿德尔齐》（Adelchi，1822）。该作以意大利伦巴第王国被法兰克人入侵为历史背景，描写了772至774年间王国的没落。德西德里乌斯系伦巴第王国末代国王，公元756年即位，曾尝试融合意大利的各民族，但不幸地与教皇产生龃龉；其子阿德尔齐王子在逆境中与敌人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场景相当悲壮。《阿德尔齐》出版不久，歌德便已阅读。1822年12月8日，歌德日记记载：“已读曼佐尼最新戏剧《阿德尔齐》。”因已有福里埃尔（Claude Charles Fauriel）法译本，且施特雷克富斯（Karl Streckfuß）曾将部分译为德文，歌德认为无需像推介《卡尔马尼奥拉伯爵》那样详细介绍每一幕，因此直接评论。在《歌德对曼佐尼的关注》（Teilnahme Goethe’s an Manzoni，1827）中，歌德发表了如下看法：

在近代作家中，曼佐尼获得了一个光荣的位置。他那充满魅力和真实诗意的天赋源于纯粹的人文意识和感受。至于他所塑造的人物的内心，正如他现在完全真实并与自己保持和谐一致。那么他觉得，他用诗歌形式表现和创造出的历史元素同样包含无可指摘的、通过档案确认且前后不会矛盾的真实事件，这绝对有必要。他努力使道德与美学方面的要求与真实的、不可避免的已存在之事相一致。

《卡尔马尼奥拉伯爵》已说明，这位意大利作家着迷于历史研究，处理历史题材时注重真实史料。为了创作《阿德尔齐》，作家细致地搜集了史料，研究了伦巴第王朝的历史。歌德评判：“没有一行是空洞的，没有一着是不确定的，没有一步是意外的或由任一次要的必要性决定。”

曼佐尼研习史料，洗濯繁芜的世界史元素，用超凡的想象力驾驭极其丰富的历史素材。如此，其悲剧另辟蹊径，既有文学的生动又有历史的扎实。正如歌德所言，成为“罕见的作品”，“集道德和美学教育于一体”。歌德断言，曼佐尼为作品“铺垫细微到极致的、顺理成章的历史古迹”，而这种写作方式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诗人”，而这一切，曼氏天性使然。这已是至高的评价。

此外，歌德鼓励施特雷克富斯翻译曼佐尼的作品，甚至为《约婚夫妇》找到译者丹尼尔·莱斯曼（Daniel Leßmann）和爱德华·冯·比洛（Eduard von Bülow），推动这部小说的德译。

歌德不予余力地介绍曼佐尼，并推动其作品的翻译，与其晚年的构想“世界文学”相关。歌德之世界文学具有“普遍”“跨民族间合作”等要素，他提出：“每个民族文学如果局限于自身，不通过外国文学的滋养而得以更新，它自身的活力就将枯竭”。虽然歌德于1827年才正式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但他与曼佐尼的交往早在此之前开始，可见，“世界文学”理念系歌德与其他文人交往过程中逐渐成熟，是长期默默耕耘的结果，而《论艺术与古代》是其孵化世界文学理念的温床。歌德的翻译和推介在各民族文学之间架起桥梁。这场德意文坛的“相知”便是歌德“世界文学”理念中民族文学交往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