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记者 钱好

文学是抽象的语言艺术，但有趣的是，一旦说起某部作品，往往是一帧图像先在脑海中跳脱出来。《西厢记》里的崔莺莺，是绣像细笔勾勒的衣带当风、顾盼生姿的模样，而《铁流》中的革命军，则是版画里刀刀刻出的粗粝形象。插图，为文字在读者的想象中落下具象的脚印。

如今，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图像信息已宣告“读图时代”的来临。非常奇怪的是，曾经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插图却渐渐消失了，渐渐跟手工刺绣、胶片影像一样，列入了“过去式”的小众文艺。

与此同时，用电子设备代替纸笔的“数字插画”，也在迅速地“挤占”传统插图的市场空间。数字插画在国内的现况如何，它的出现究竟是加速文学插图的“灭亡”，还是为这个困境中的行业砸开一个出口？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传统插图、数字插画领域的画家，以及相关的作家、出版人，共同探讨一个话题：读图时代，文学插图何去何从？

无图无真相，插图为文字吊出鲜味

●鲁迅力挺，插图是帮助文字抵御时间侵蚀的“保鲜膜”

●画家贺友直：文字的主题基调确定插图的手法形式

●作家陈村：好插图既要与文字相关联，又不能喧宾夺主，作家与画家的沟通很重要

在程乃珊所著的散文集《上海FASHION》中，有一节以调侃的文字写到某些女士的“作”，“主要表现为刁蛮无理、不珍惜不满足现状，或得寸进尺、得陇望蜀，而老要无端挑起事端。”旁边的书页上，画的是一位穿旗袍的女子，攥了手绢斜靠在椅背上掩面而泣，各色皮鞋踢了满地，却依然保持着两腿交错的优雅坐姿；静候在侧的男士一手提一只高跟鞋，笑得一脸无奈。寥寥数笔，一个“作”字的意趣全出，画上还题字数行：“作囡手里三张牌：一哭二闹三上吊。”实在是令人拊掌称妙。这样的插图配在文中，就好像红烧肉中加的桂皮、八角，虽然不唱主角，但全靠它们来吊出文字里头的鲜香味道。

这幅“作囡”插图的作者，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大师，如今已92岁高龄的连环画、插画家贺友直。贺友直从事美术创作大半个世纪，连环画《山乡巨变》是里程碑式的巨作，但他告诉记者，插图比连环画更难：“插图要从小说原著提炼东西，人物造型、画的感觉都要跟内文相吻合。”贺友直所作插图不胜枚举，大都采用线描技法，画风却不尽相同。与《上海FASHION》中松弛、幽默的笔触相异，贺老在儿童文学《蟋蟀》一书中的画法要稚趣、夸张许多，而在1960年代为长篇小说“火焰三部曲”之《火种》所配的插图，则采用中国传统的狭长构图，描绘极为细密，带有明清木板插图的韵味。他还指出，插图在画种形式上也不拘一格，如张德育所作《苦菜花》插图是水墨画，克拉甫兼珂绘制的《静静的顿河》插图是木刻版画，都相当精彩。“画插图，是主题基调确定手法形式，”贺老细细解说，“像黄永玉的《阿诗玛》插图，因为主体是民间文学、爱情故事，配图就采用版画的形式，具有装饰性，优美。”

尽管如此，在许多人眼中，插图的作用不外乎阐释文义、装帧书籍，只是为文字做陪衬的“配角”。甚至有观点认为，文字应该拒绝图像，因为任何图像的出现都会限制文学的想象空间。对此，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就表达了不同意。当时，他看到大部分青年画家“能作大幅油画，却不能作'末技'之插画”，忧心写道：“古人左图右史，现在只剩下一句话，看不见真相了。”用当今流行的说法，就是“无图无真相”。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以自费出版的方式，向青年推介比亚兹莱、蕗谷虹儿等国外插画家的作品，且托人在苏联大费周章地寻觅小说插图。在他搜集并出版的一套《死魂灵》插图集中，鲁迅指出，过去的小说不论如何写实，时代风尚毕竟有了变迁，例如男子的风衣、女子的高髻、时髦的马拉篷车……“凡这些，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象清楚的。”事实上，《傲慢与偏见》、《复活》等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在选角、服饰、发式等方面都借鉴了原作的插图，有时甚至达到酷似的程度。放在历史的纵轴上看，插图不仅对文学没有损抑，反而是其传播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那么，文学与插图之间应如何平衡，才能相得益彰？在作家陈村看来，好插图的诞生首先需要好的文学作品，插图既要与文字内容相关联，又不能喧宾夺主。“所以作家与画家之间要沟通，这一点很重要。沟通对了，就可以干活了。”陈村著作《小说老子》的插图，就是作家本人与画家谢春彦反复沟通、交流后的结果。

谢春彦则更倾向于用“翻译”来看待插图与文学的对应关系：“插图，就是用可视形象来翻译文本原作的意思。既然是翻译，首先要把文字读懂，既可以'直译'，按图索骥地复现文字叙述的场景，也可以'意译'，抓住文字的风骨，在内容上稍稍拐个弯。”他认为，两种“译法”都能产生好作品，却都极为不易，因为前者容易过分拘泥，后者容易信马由缰；画家作插图好似“戴着镣铐跳舞”，比创作独立的画作更具挑战。“一旦画好了，一张图往往能给原作增加不少兴味，弥补文字做不到的东西，表达画家独立的艺术精神。”

从大众文化变为小众文艺，文学插图缘何遇冷

●作家赵丽宏：需给年轻插画者更多机会，打破作家、画家“私人定制”的怪圈

●画家谢春彦：出版社为节约成本，减少插图、压低报酬，插图业已然留不住人

●出版人李宏伟：“读图时代”图像过剩，文学插图不再成为大众需要

事实上，插图在中国的发展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至秦朝简帛上的原始手绘。《书林清话》中说：“古人以图书并称，凡书皆有图。”虽有夸张，但的确可以说明插图应用的普遍。尤其到了明清，图文并茂的戏曲小说成为最流行的“大众文化”，木版插图也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对于遍布各地的书肆刻坊来说，插图的画艺、雕工最是各自比拼的重点，不少大师级作品也在此间诞生，比如明末陈老莲所作《西厢记》绣像，清代改琦、王钊等画家陆续创作的《红楼梦》配图。

而进入20世纪，西方插图的引入和印刷技术的发展，越发加速了中国插图艺术的蜕变和成熟。从鲁迅倡导的新木刻运动，到丰子恺、程十发、贺友直等一批大师的迭现，插图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活跃的“黄金时代”，其中上海更是群星璀璨的美术重镇。

然而，近20年来，当互联网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人们生活的空间和时间，当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图像信息宣告“读图时代”的来临，非常奇怪的是，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插图却渐渐消失了，渐渐跟手工刺绣、胶片影像一样，列入“过去式”的小众文艺。目前能找到的插图新作，一部分是知名作家与画家之间小范围的“私人订制”，而剩下的，大多是草草应付的“流水作业”，正如贺友直痛斥的那样：“不同的小说，不同的画家，画的插图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传统插图事业的突然寥落？对此，画家、出版人、作家都有话说。谢春彦曾为刘绍棠、王蒙等多位作家的作品画过插图，他感慨说道：“插图的传统如果断掉，我们的美术史也将是不完整的。我最近还跟许多画家朋友聊起，为什么近20年文学作品的插图不被重视，为什么如今没了以前的创作环境，出不了年轻一辈的'贺友直'？”谢春彦认为，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出版社为了节约成本，大幅减少插图。其次，画文学插图比画商品画更难，报酬却相当有限，作为一个“行当”，传统插图业已然留不住人。

作家出版社编辑李宏伟却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他指出，从出版方考虑来说，控制成本只是部分原因，而时下这个异彩纷呈的“读图时代”，反倒解释了插图“遇冷”的现象：“原先绣像本、插图本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图像匮乏的阶段满足了大众的需求。但现在，电影、电视、社交网络……到处都是图，我们身处一个'图像爆炸时代'，读者对于书中图画的需求，反而没有那么强烈了。”

在作家赵丽宏看来，插图业要真正复兴，必须打破作家、画家“私人定制”的怪圈，给更多年轻插画作者机会：“以前专门有一批为文学作品画插图的人，画着画着就出名了。但现在作家大都不乐意找无名的画师来插图，而很多知名画家又嫌画插图太费精力，插图这门画种就渐渐地衰弱了。”他告诉记者，自己曾有一本书，编辑请来插画的是浙江美院一位在读的研究生，画得非常好。“我们需要有更多人来倡导，培养年轻的插画家，给他们更多施展发挥的空间。”由赵丽宏担任主编的《上海文学》，十多年来一直坚持期期有插图，希望为文学插图保留一块常青、常新的“园地”。

数字插画，也许闯出个海阔天空

●插画师Yippee：青春文学对数字插画需求量大，网站是主要的贸易市场

●画家徐增英：快餐文化、商品经济让数字插画多为“赶工品”，网上素材东拼西凑，艺术性堪忧

●画家张旺：数字插画是对传统插画艺术的丰富，而绝非取代

在巨鹿路上梧桐掩映的石库门老屋中，贺友直跟记者分享了自己在2000年，赴法国安古雷高等图像学院授课的经历：上课第一天，贺老二话不说，徒手画了一张自画像，结果把台下学生都“镇”住了。“因为他们都不会用手画画，学校里教的是电脑画图。”贺老笑着回忆说，自己在课堂上边画边教，很快把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吸引过来“围观”。

贺老在安古雷高等图像学院引发的“风波”，其实折射出的是当下新、旧两种插画方式的更迭和碰撞。事实上，如今国内不少美术院校设有插画专业，学的几乎清一色都是数字插画，即用计算机、数位板等电子设备进行绘图。数字插画因其操作更便捷、成本更低廉，对传统插图的生存空间造成了极大的挤压。自由插画师Yippee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杂志美编，非常熟悉数字插画的行业生态。她介绍说，当下青春文学类图书、杂志对数字插画的需求量相当大，而 “插画中国”等几个网站则是主要的贸易市场。数字插画也分不同风格，有水粉、线描、铅笔素描等。插画师将作品放上网站，美编“猎头者”们则从中挑选，联系作者“订购”。“一般是美编根据文章，给出相应的绘图意见。插画师动作快的话，3小时就能完成一幅图，不过之后还要跟美编一次次沟通、修改，过程很漫长。”Yippee从自身经验出发，觉得数字插画尽管比传统手绘少了些韵味，但便于电脑上修改，为美编、插画师节约了不少时间。

在许多人眼中，高新科技的巨浪正在源源不断地扑击、侵蚀传统艺术的岸线，而数字插画，也是其中的浪花一朵。将数字插画放在艺术的对立面，与其现阶段质量参差不齐，以及人才培养的混乱不无关系。青年版画家徐增英坦言，目前的数字插画与手绘插画相比，在整体艺术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现在流行‘快餐文化’，数字插图也成了快消品。往往是今天接活，明年就要交，由不得你精雕细琢。很多人就从网上找些素材，拼拼凑凑，比较粗糙。”另外，在徐增英授课的高校中，插画作为课程设在平面设计专业内，而在中国美院、中央美院，插画专业分别隶属于动画系和版画系。专业划分的模糊，以及连带而来的师资安排、教学方向的种种分歧，都让插画新人的培养困难重重。然而，技术与艺术真的不能“兼容”吗？全新的数字科技带来的冲撞，在一些人看来，反而为困境中的插画业砸开了一个出口。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旺是在插画界拥有大批“粉丝”的“明星画家”，在他为江南、今何在等作家创作的数百幅插图中，不论是清丽的水墨仕女，还是斑驳的壁画神魔，都透着极浓郁的古韵，而这些笔墨却都是用一种叫做“数位板”的电子设备绘成。面对说数字插图“粗糙”、“雷同”的诸种质疑，张旺回应：“问题不在于用哪种绘画形式，而是选择怎样的创作态度。数字绘画领域近年来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也有了数量可观的受众。”他指出，因为薪酬少、时间紧而敷衍了事的插画家，在数字和传统绘画领域都同样存在，但真正优秀的插画师，无论用的是毛笔还是压感笔，都有能力把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和对艺术的追求投入到创作中去。

张旺认为，数字技术是对插画艺术的丰富，而绝非取代：“‘善工不择笔’，用什么笔画不是画呀？”他告诉记者，自己所学的专业是中国画和美学，在2002年第一次接触数位板之前，也一直用毛笔、颜料作画：“当年的传统绘画学习，成为了今天的数字绘画创作成功的前提。从宣纸毛笔到数位板和压感笔，工具的转换反而让我对传统绘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更大更自由的发挥空间。”张旺在创作之余，还主持“数字中国画创作研究中心”的教研工作，他相信，现代技术的蜕变和更新完全可以沿承传统，并为之注入更蓬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