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认为，家庭与社会、私德与公德存在有机的联系。

郁振华指出，传统道德经创造性的转化，能够起范导作用。

吴晓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考察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的创造性转化

10月21日，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做客文汇讲堂“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五讲第二讲　《“修己安人”在当下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吴晓明、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郁振华分别担任对话及点评嘉宾。“接着讲”五讲，由文汇报社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文汇讲堂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承办。

本次演讲音频请登录文汇微电台　(APP喜马拉雅·听-搜文汇讲堂2017)收听。

本版摄影　袁婧

今天的主题“修己安人”的现代转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基础之上展开，并和中国社情、西方文明相融合，目标是使国家更强大，民众人文素质更提升。

嘉宾主讲

修己安人如何连接家国天下

先看孔子对“修己安人”的阐释。

修己是君子的第一步，安人是第二步，当代不乏安人事例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宪问》　记录的是孔子与子路的对话，一位善问，一位善答，三问三答。子路问：怎样才算是一个君子呢？　孔子回答，第一步，修养自己，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第二步，修养自己，使周围的人都安心；第三步，不断修养自己，使老百姓安乐，这点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哩。

《论语·公冶长》　记载，孔子问子路和颜回的志向后，子路回问孔子。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上一代的老人在精神与物质上都得到安顿，使平辈、同一代人信任自己，使下一代的青年人怀念自己。这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克己奉人的理想。

当今社会，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的“修己安人”是否还有价值？

武汉市有个小小的食品厂，收纳了两个智障青年作为员工，企业主易勤像妈妈一样善待他们，2005年时，十几个智障人闻讯而来，为了安顿他们，食品厂经济几近崩溃，她出售了自己的两套房产用80多万元坚持把厂办下去，一家三口则挤住在10来平米的小房子里。她被誉为“武汉犟妈”。她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一颗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她要使得智障者心“安”。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

《大学》三纲领含有修己的“内圣”和安人的“外王”

修己就是修身，《大学》里曾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　仅1700多字，孙中山先生曾赞誉，“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外国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说出，这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独有的宝贝，应该要保存。”《大学》　讲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是以修身为本，向外推到修齐治平，向内做格致诚正的功夫。八条目要往上走有三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者有递进关系。明明德就是修己，亲民就是安人，最后追求尽善尽美。修齐治平包含了深厚的生命理性或生存体验。比如家是每个人最早的学校，也是终身的学校。

儒家强调为己之学、修身为本是内圣之学，澄明“天命之谓性”的明德；心忧天下、视民如伤则是外王之学，由明明德的执政者实现人间正义的“亲民”。而“内圣外王”最早是《庄子·天下》　提出，它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因此，《大学》　德化八目，完全可和当代法治社会相结合。现代法治的顺利实施要有伦理共识作为基础，而伦理共识离不开伦理传统。

私德和公德的有效转化

修己安人这组关系，让我们很自然联想到对私德和公德关系的讨论。

蔡元培撰写国民修养书，提倡“孝亲即美德”

蔡元培先生1912年在莱比锡大学，撰写了　《中学修身教科书》，不久在法为华工写了　《华工学校教材讲义》，这两本书在民国期间影响甚大，被称为“国民修养二种”。

蔡元培创造性地转化本土的文化

资源，特别是儒家道德的资源，以此服务于近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公德教育。他首先讲孝亲是美德，一个人能爱父母，友爱兄弟，很可能会把无私的爱推己及人到邻居和陌生人中去，在这种美德的浸润下，有利于形成君子人格，并增加公德、正义，使他能忠诚地服务于社会和国家，所谓“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亲情、孝道，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不绝如缕地成长起来的基础，也是今天国民健康成长的起点与源动力。

梁启超：铸造国民公德，培养私德是第一要务

梁启超早期受福泽和边沁的影响，于1902年发表　《论公德》　一文，他批评中国传统强调独善其身的私德，缺乏人人相善其群的公德；但1904年他又撰文　《论私德》　说，知私德而不知公德，就缺“推”，所以，公德的培养，铸造私德是第一要务。此说不仅完全抛弃了公私德对立，还深刻地认识到儒家道德在近代转化的真正价值。在理论上，蔡元培超越了日本人福泽谕吉与早期梁启超的公私德对立论。

现代社会重视责任和德行，儒家资源中不缺乏当下公德所需要的内涵。比如，南宋以后广泛流传的朱熹　《家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都属于今天公德范畴。

从五伦到六伦的重建

剖析了修己安人、私德公德两组关系的推展和现代转化后，我们将目光转向传统的五伦范畴的现代意义，它连接着上述两种内外范畴的关系。

五伦关系的当代挑战：日本社会学家倡议“一碗汤距离”

父子关系，父慈子孝，是无法选择的“天伦”。孝道反映的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延续，也是文化生命的延续，不仅是社会伦理的秩序，也是内在的道德价值。

今天父母子女的伦常关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经济利益的纠纷如何不裂解亲情？　家庭中年青一代又如何处理与父母的平等关系？　尤其突出的是高龄化社会的养老矛盾。新加坡政府的安居工程值得学习，他们对一个楼盘住两代人给予优厚，日本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碗汤距离”的理论，做子女的把汤端到父母家，汤还是热的，两代人住两套房，既分又合，还激活了“孝道”这个儒家资源。

夫妇之间的相互敬爱与忠诚仍然必要。过高的离婚率，会特别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兄弟、朋友之伦，先儒有丰富的论述；君臣一伦则可转化为现代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健康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

群己关系中包含与陌生人关系，当以“忠恕之道”应对

除了五伦，包含和陌生人的关系在内的群己关系，在新时代必须直面。

《大学》　云：“与国人交，止于信。”国人就是城邦的人，范围大于朋友，包含有陌生人，张岱年晚年认为应建立陌生人之间的伦理，即第六伦。台湾经济起飞之父李国鼎先生1981年时称之为“群己”之伦。

这一伦的“理”不仅是“群己权界”，更应是“忠恕之道”。在个人与社会、国家、大群的交往上，提倡“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己之心，讲求奉献；在个人与陌生人、与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对话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倡“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之心，将心比心，宽容厚道。

因此，新六伦可转化为新的礼治秩序，进而发展文明间、宗教间、民族间、国家间的交往伦理，乃至生态伦理。可描述为：父子有仁亲、夫妻有爱敬、兄弟有情义、朋友有诚信、同事有礼智、群己有忠恕。

培养平民化的人格

新六伦的重建，其实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传统资源，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去掌握这种途径？　培养平民化的人格，既是途径也是目标。

《礼记》十六字规定人文教育功能：育人和美俗

《礼记·学记》　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第一是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风美俗与人文环境。

儒家教化并非道德说教，而是春风化雨，强调感化。以传统的六艺培养君子为例，“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君子有所争，就如比赛射箭那样吧，相互作揖，然后登堂，射箭之后下堂，互相作揖、饮酒。行乡饮酒礼尊老敬贤，散场离开时要等老年人先出去，中青年再出去。因此，乡射训练，既陶冶情操也形成公共活动中的行为规范。除技艺外，通过理解经典、实践经典来培养君子，贺麟先生认为，儒家诗教、礼教、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可以从艺术、宗教、哲学三方面加以发挥。以学习六艺去修养自己，自觉又自愿，丰富君子自身，又通过君子的行为影响公共事务与民间风俗。

当前建设法治社会，儒学思想资源中教师、高级管理人才的心性修养、人格培养和普通国民的伦理底线与道德素养教化，都有助构建新的伦理体系。

冯契提倡“常惺惺”状态，贺麟鼓励做儒工、儒医

冯契先生讲，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途径，“各因其性情之所近”地来培养。他指出，智育、美育、德育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在　《理想人格的培养》　专章中，多处引用《论语》　《孟子》、宋儒与王夫之的论述“加强修养，使自己的精神处于一种明觉的‘常惺惺’状态，这就是过去人所讲的涵养。对情欲有所节制，有错误及时作自我批评，使心灵解脱束缚。这样使明觉的心态与专一的意志力在实践中结合起来，就能逐渐使理想成为信念。”冯先生讲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由的个性是知、意、情统一，真、善、美统一的全面发展的人格，他说这种平民化的人格，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

贺麟1940年代就提倡，要培育“儒医”“儒工”“儒农”“儒商”。简单地说，就是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强国的建设中，须有这样的儒者作柱石，而品学兼优之士，参入社会经济的建设，也可提升这一行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平。

天津市退休工人白方礼，4个孩子中3个已读大学。1987年，他回到河北老家发现还有失学孩子，捐了仅有的5000元。74岁的他决定回到天津通过蹬三轮车来帮助失学孩子，后来修自行车、三轮车，直到近90岁体力不济，当时住在用铁皮、芦席搭的3平方米小屋。他一生捐了35万元，接济了300多位贫困生。白方礼只是读过一些蒙学读物。他过世6年后，被评上2011年感动中国特别奖，获奖词赞他是圣贤，圣贤是儒的至善境界了。

春风化雨的民间儒学旨在养育心性，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压力

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面对压力、紧张，更需要培养有操存涵养、有韧性、有承受力与心理健康的人。所以，我们要激活传统的诗书礼乐，借鉴优秀的外来文明综合成新的礼乐来养育人性，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座座富矿，需要创造性地转化。

河南省建业集团每建一个社区，在硬件上就建一个书院，计划建100个书院。有很多志愿者和专业人才组织传统文化讲座，通过成年礼、开笔礼和节日，开展一些活动。我去郑州的本源书院调研，深感儒学教育在民间的生命力，这需要我们努力去实践，在乡村儒学、社区儒学上用春风化雨的方式培养。

最后返归主题，儒家所讲的修己和安人，门内和门外，齐家和治国，都反映了今天所谓公私领域的区别，它主张两者间有某种连续性。借用传统的体用概念来说，培养理想人格、修己还是本体，新六伦的重建或许可以看作是在当代的明体达用式的创造性转化，而努力培养平民化的人格，则是良好的修己推向可能的安人的一种有效途径。

嘉宾点评

郁振华：转化传统道德，范导现代生活

我一直在考虑，什么是“修己安人”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前提？　李泽厚先生的“两德论”认为，对于现代生活来说，现代社会性道德是建构性的，而传统宗教性道德，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能够起范导作用。之所以要积极化用传统资源，是因为现代性在其展开过程出现了不少负面现象，比如，郭老师提到“不适当的个体张扬、过分的权利主张”等，吴老师也讲到“原子式个人”等。正是针对这些现代性病症，需要对“修己安人”下一番创造性转化的工夫，以范导现代生活行进在健康的轨道上。

郭、吴两位学者都倾向于认为，某种地方性的知识、观念、思想，经过创造性的发挥，可以具有普遍意义。以前讲得较多的是西学东渐，现在逐渐认识到还有中学西渐。由此联想到，道家“自然无为”的观念，在18世纪中学西渐过程中，被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译成法文“laissez-faire”。这构成了西方市场经济的一种重要形态，即所谓“自由放任”的经济。从哲学上说，概念的起源和它的效力是两回事。产生于特定时空的思想观念，可能产生跨时空的效力。全球化时代，环球同此凉热。中国学者如何激活传统，通过创造性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共享的思想、观念和价值？　这是挑战，也是使命。

嘉宾对话

“修己安人”通向民族复兴

转化不在于“好的”或“应当的”，在于把握社会现实

吴晓明：郭教授对“修己安人”的阐述非常系统和深入，给予当代转化许多积极提示。“修己安人”的说法很美好，但或许我们讨论霍布斯、洛克、康德、边沁等人的理论时，也会觉得非常好。因此，问题的重点在于什么是现实的，什么是不现实的，这是哲学上的转换，即认识到主观被认定为好的和应当的东西并不等于就能实现。比如，一般都认为共和国是好的，帝国是坏的。但在凯撒大帝时代，崩溃的是罗马共和国，实现的是罗马帝国。

无论是西方文明的成果，还是修己安人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性实践当中被汰选、择取、重造的，都是由作为实在主体的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规定并取得基本定向。因此，转化之主题、真正的焦点在于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在于明了这一社会的转型趋势。

现代法治需要伦理传统，中华民族复兴开启新文明类型

我赞同“现代法治不能没有伦理共识作为背景和基础，而伦理共识离不开伦理传统”。我认为这超越了单纯主观性而达到了“伦理的观点”。

黑格尔的　《法哲学》　讨论了三个基本的领域：一是抽象法，即外在的法；二是道德，即主观的法；三是伦理，即实在的法。“伦理的观点”是区别于“道德的观点”的。因此，现代法治不能没有伦理共识作为基础和背景，且必定和伦理传统，特别是和社会的现实有关。在整个社会领域当中，西方是“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而中国则是“家庭-伦理社会-国家”，三者是相互贯通的。

我们在现实历史的进程中要求通达并重建自身传统，实际上正在当下展开。我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人并不太理解，因为这种方向并不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性范围当中，它依靠一种新文明类型来定向。这一方面来自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伟大的传统。

比如，郭教授提到“重开王道”，引用了孔子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后面还有一句：“既来之，则安之”。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在于它要成为现代强国，而且在于在此进程中，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修己安人的前提在“共通”，审慎结合现实进行创造性转化

郭齐勇：我很同意吴晓明教授讲到的立足现实，审慎结合现实来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的独特性构成了中国现实的独特性，所以中国当下的现实和中国过去的传统不是对立的，传统也并没有像西方汉学家所说的被放进博物馆。因传统自身的复杂和多元，其在现实中的展开也更加复杂，有一些可能是隐性地存在，但是在创造性转化中得以加强，或者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共进中向更多方向发展。但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还包含着许多困难需要大家努力。

第二，修己安人就修己的层面而言，每一个人都自由地去做好人，做应当做的事情，这其中有现实性。儒释道、诸子百家，每一家所认为的“好的”、“应当的”中有重叠共识、相互借鉴、相互发明的部分。所以修己安人的前提，还是在于共通性。而在安人的层面上，我完全赞同吴教授所讲的由于地域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各国制度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法国的自由制度无法强加给西班牙人，因为西班牙人有特殊的现实，而这恰恰说明我们认识和理解传统的重要性。

以“礼”为例，创造性转化要融西方长处与中国古典诗意

近百多年来，我们学习西方的现代化和社会制度，即使走出学徒状况，也不能停止学习。我们要立足传统和现实，对外来文化和它的制度、理念继续开发和吸收，而儒家思想有一些则可以和它们相互贯通。但其中的某些思想形态的确是西方人所不了解的，比如在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中，韦伯认为中国的儒道教根本不可能产生现代工商业，那么新时代的崛起怎么样来解释它的传统思想背景？　由此可见，我们传统的思想观念，的确是有一些方面还有积极意义，可以创造转化。

立足于传统，又面对西方以及原子式个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我们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现实。当然，作为人，原子式个人只是人存在的一种样式，作为伦理关系中心点的人是伦理的存在，同时还是一个道德的存在，所以一个人完全可以同时具有公德和私德。黑格尔强调道德和伦理的区别，它有非常复杂的内涵，我们如何来创造性地转化，兼容并包？　而在现实性上，我们如何来真正地研讨传统社会、人文精神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变得十分重要。

例如，今天无法来实现传统的家礼，虽然也有人在改造建筑以求恢复，冠婚丧祭之礼的转化也困难异常。所以，如何来实现现实性上的重建，还待主观发挥，使得既有现代的文明，又有像贺麟、冯契、萧萐父等前辈所设想的中国古典的美与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