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3月14日下午2时45分，卡尔·马克思在伦敦寓所的工作室座椅上，安详地停止了呼吸，没有国籍，没有遗嘱。三天后，马克思被安葬在海格特墓地的一个角落里。直到1956年，才树立了一块盖着铁铸顶的巨大大理石作为墓碑。

　　2013年3月14日，在马克思逝世130周年之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吴晓明引用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海尔布隆纳的话——“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悚的精灵，是激起人们最热切的希望和恐惧、使人产生种种大相径庭的见解的根源”，继而吴晓明指出：只要我们依然生活在现代性所支配的世界中，只要我们的历史性实践还试图真正筹划未来，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就将不可遏制地表现出来。

　　为了揭示这种“不可遏制”的当代意义，作为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军者，吴晓明这条路走了30多年。他以“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研究和思考不断地与马克思、与马克思的前辈和同时代人进行着各种途径的“对话”，如同马克思当年不断与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密、李嘉图以及各种社会主义者对话一般。

　　胸怀天下之志：

　　从生产队长到前辈教授的“小友”

　　20岁的吴晓明报考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情景，是文革中众多“小三届”历史群像中的一幕。

　　1977年恢复高考，在江苏海丰农场插队并担任生产队长的吴晓明异常欣喜，在工厂的孪生哥哥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我们考理科吧。”他欣然应允。然而，复习期间，看着床头三年前赴农场时父母持赠的《马恩选集》、《列宁选集》、《鲁迅选集》，他犹豫了。那些书虽然没有被全部翻过，但是，每天拖着劳作后的疲惫入睡前，他都会看一眼，从那里仿佛会跳出一个伟大的思想世界，有康德、毛泽东等中外哲人。最终，复旦哲学系成了他的第一志愿。

　　回顾往事，吴晓明说，“那时年轻气盛，既然哲学有如此的深度和高度，我当然要挑战这样的学科了。”

　　顺应时代和内心的召唤，吴晓明从优秀的插队青年变成了复旦的菁菁学子，同班的还有长他9岁的现在的同事俞吾金。

　　让吴晓明至今依然感觉骄傲和幸运的是，他们曾求学于复旦校园文史哲的前辈学者甚至有机会和他们一同聊天、探讨。1980年代初的复旦人文学科版图中星光灿烂。吴晓明如数家珍地告诉记者，历史学领域有周谷城(1898-1996)、周予同(1898-1981)、谭其骧(1911-1992);中文系有郭绍虞(1893-1994)、朱东润(1896-1988)，或者在校园擦肩而过，或者直接聆听演讲，处处能感受“老辈风流”的深邃与精彩。而在哲学系，他攻读硕士和博士，都师从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胡曲园(1905-1993)先生，胡先生早年研究德国文学，1930年代就参加了于光远先生等在上海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小组，1956年担当起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复系工作。而哲学系佛教史专家严北溟(1907-1990)常常笑眯眯地招呼吴晓明这些后学，“来，到我家来聊天，有好烟抽。”和上课时目光如炬，声如洪钟颇为不同，一副慈祥万分的样子。在胡曲园先生家，胡先生年事已高时，爱听吴晓明和俞吾金这些弟子闲谈天下事，随后略加点评。吴晓明感受最强的便是先生无论在评论大事和学问时，总会露出对家国命运的关怀。“这恐怕是老一代学者的共同点。”

　　在吴晓明看来，无论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冯友兰、梁漱溟，还是专攻西学的贺麟、金岳霖、郑昕、熊伟先生，他们精通原典之余总不忘和时代课题及本土文化相融通。“这些前辈学者的做事做人做学问的方式，对我影响很大。”吴晓明坦陈。记者提及当下新生代学者是否更有优势时，吴晓明赞许道，他们拥有很好的语言基础，在文献占有、学术的局部深度都有了很大的突破，但如果只是满足于在书本上做纯学理的研究，则不免是有遗憾的，“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阶段上，家国使命依然至关重要，需要坚守。”吴晓明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为例，“即使最抽象的学术，都是具有时代内容的。”他又向记者提及笛卡尔。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看起来很思辨，很抽象，但却是对中世纪神学信仰原理的否定，将理性思维视为第一位，所以笛卡尔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

　　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大多蒙受了前辈学者的家国情怀滋养，这许是时代馈赠给他们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成了这代人的学术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