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着，期待着——当一位位文学艺术家健步上台领取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时，我心里特别期待的就是我的两位恩师的出现……

一位恩师是徐中玉老师，我文学启蒙人。五十八年前，徐老师也是健步踏进文史楼大教室，神采奕奕。老师身材魁梧，巍然矗立在讲坛上。讲课从不手舞足蹈，也从不天马行空，博大而又严谨；发下的讲义除了注释，还附有参考资料举要，再加讨论题，都是长长一串，俨然小丛书。我将这些参考资料装订后配上封面，珍藏于书房至今。

但我对徐老师的认识曾经有过曲折。那时上海戏剧学院每次毕业演出总邀请我校中文系师生观赏。有一次演的剧目是《同甘共苦》，内容是一名南下干部进城后抛弃老区的糟糠之妻，另娶城市女学生，为此乡下“黄脸婆”路远迢迢赶来，指责他不该忘却根据地民众为革命作出的支持，背叛夫妻情谊。我对这当代的陈世美感到很气愤。那时我才叩文学的门，渴望指点，正巧徐老师就坐在我右侧，正聚精会神看戏。我瞅个间隙，把我的想法向徐老师提出来，哪知他只是认真听取我的滔滔不绝，却不置一词。说实话，那时颇有大师高不可攀之感，这种感觉一直延伸到文学概论口试。

那天夜间正好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文史楼前的大草地覆盖着厚厚的雪褥，整个校园宁静而明亮。徐老师看了一下我抽到的试卷，和颜悦色地说：“第一次口试吧，别看着我，那会更紧张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他这一说使我心里宽松了不少，又见他只是手托腮帮注视火炭盆而并不看我，就完全放开了。

我的试题是“试述文学的阶级性”。那时年少气盛，颇想标新立异以博得好成绩，于是恣意发挥。结果事与愿违，徐老师随后连发三问，一问你的见解有无其他理论依据，二问你的见解有多少作品为基础，三问讲义后开列的参考资料读了多少。我当下便被问倒，因为我的所谓见解仅凭“灵感”，并没有下力气去做什么功课。

“你有自己的观点，这应该肯定，事物的发展往往始于不同意见，年轻人应该保持这朝气，”徐老师开始点评了，“但这只是起步。做学问不是海滩上拣贝壳，而是打井开掘。被你否定的定论，既然是定论，自然有它的理论依据与材料基础，轻易难否定，这是一；而且你也必定会遭到反驳，你这样的情况就会显得底气不足。”

聆听徐老师这段教诲，我才明白那天看戏时他为何对我的观点不置一评——真知灼见怎能是刚接触材料就洋洋洒洒发挥的ABC？我肃然起敬，从此谨记治学要严谨踏实，并受用一辈子。

口试结束要打分。那时照搬苏联的五级分制。“依你敢有自己的见解，应该打五分，最高分，但钻研不充分，学得不够扎实，降一级，给四分，你看怎么样？”我头脑嗡的一下，不为分级，而是没想到老师打分竟然听取被打分者的意见，何等地尊重人。我激动得连说好几个“好”。

另一位恩师是钱谷融老师，他教我现代文学。他进教室的步履是轻松潇洒，风度翩翩。我拜识钱老师则是在影响深远的《论“文学是人学”》的研讨会上，那时与会者都着中山装，唯独钱老师穿套蟹青色西装，佩戴紫红色领带，笑容可掬，温文尔雅，使人如沐春风。

不过我与钱老师也有过意见相左。钱老师对《雷雨》中周朴园的评述独具慧眼，但那时我们青年学生思想都很偏激，我认为钱先生那样讲有美化反动资本家之嫌，违背了文学的阶级性。对此老师既没因恼怒而斥责，也没有急于一五一十地辩解，而是微笑着走近一步，避开旁人，轻声地说：“你大概还没谈过恋爱吧？如果你真正如痴如狂地爱过一女子，就会理解周朴园对鲁侍萍的复杂情感了，你将来也许会碰到的……”说得我满脸绯红。此后随着阅历的增长，确实真切地体会到老师所说的话，人性是多面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同时又深深感怀老师指点迷津于诙谐幽默中的特有风格。

在阔别多年后，又在如此庄重场合看到两位恩师，我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多么期待恩师能依然健步或潇洒地登上“终身成就奖”的领奖台，然而亲眼所见的却是两位恩师裹着厚重衣服，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与大众见面。虽有岁月痕迹、时代风尘，他们仍面带微笑——也正是这微笑让我顿时热泪盈眶。此时此刻，我能做的，就是“但从心底祝平安”，祈愿两位老师健康快乐！

文/吴钟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