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迪

艺术创作事业达至高点而后突然戛然而止--—音乐史中出现这般令人扼腕的事情，有两个出名的例子：其一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年），其二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1865-1957年）。前者的辍笔可谓颇具喜剧性。话说罗西尼生性洒脱，才华横溢，年纪轻轻时歌剧写作已大获成功，作品风靡全欧。依靠创作稿酬和演出版税，他很快成为富翁。就在罗西尼的创造力似乎仍处在顶峰的当儿，他却突然偃旗息鼓，在三十七岁“正当年”之时（1829年）就彻底退出歌剧“江湖”。此后罗西尼又活了近四十年，但除了一些玩笑性的幽默小曲，他不再从事任何认真的创作--—每日逍遥自在，与友人谈天说地，府上也成了巴黎城中闻名遐迩的文艺沙龙，还不时亲自下厨，满足口腹之乐，好一派快活！

相比，西贝柳斯的停笔真是沉重，甚至是悲剧。1920年代末，西贝柳斯已被很多人视为欧洲交响大旗最有希望的一位后继者。他已作完七首交响曲和多部卓越的交响诗，艺术质量节节攀升，不仅承继自贝多芬以来最优秀的交响曲精华，发扬浪漫主义音乐的描画与叙事优势，而且在语言和风格上吸收北欧文化与自然的独特气韵，形成了只此一家、无人堪比的音响世界。

理所当然，全世界都在等待他的第八、甚至第九交响曲--—对于欧洲交响曲，“第九”是一个带有魔咒色彩的神秘界标：诸多伟大的交响曲作家写完（或甚未完成）第九交响曲便逼近生命终点，这个“怪圈”在贝多芬身上形成，随后延续至舒伯特、布鲁克纳、德沃夏克和马勒等名家。西贝柳斯此时虽年过花甲，但身体状况良好，人们的期待顺理成章。

但是，这部“第八”永远未能面世--—尽管西贝柳斯曾多次预告即将完成此作，但据推测他后来一定焚毁了全部手稿！这部胎死腹中的“第八”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西贝柳斯自1926年首演交响诗《塔皮奥拉》之后，实际上完全终止音乐创作活动达三十年。他彻底陷入沉默，直至于1957年以九十二岁高龄辞世。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猜测罗西尼辍笔是出于他游戏人生的天性和放弃责任的态度，则西贝柳斯陷入沉默恐怕是因为压力过大、承诺过甚--—可谓“不可承受之重”。真正的艺术家应该不断有所超越，做不到这一点，他宁愿沉默。晚年的西贝柳斯，在赫尔辛基城郊的自家别墅中离群索居。留下来的照片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总是他著名的“大光头”形象，紧缩眉头，严厉而冷峻，一如他的音乐。

他身处困境。音乐的风潮和走向似乎与他所执着的理念背道而驰。他似乎愈来愈属于前一时段的人物，年轻一代正越来越远地将他抛在后面。20世纪初，他曾注意倾听音乐新潮的动态：德彪西印象派式的精描细画，理查·施特劳斯的炫技配器，勋伯格的怪诞刺激的无调性，以及斯特拉文斯基的野性节奏。但他扪心自问，这些新潮似乎都“不对胃口”，他的内心听觉依然徘徊在传统调性的语法和语气中。1907年，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马勒曾到访芬兰，两位作曲家针对交响曲的美学品格曾有一番非常出名的对话。马勒认为，一部交响曲必须像一个世界，应该无所不包。但西贝柳斯却坚持，交响曲旨在通过创造所有主题动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风格的凝练和深刻的逻辑。

这样的音乐信念当然出自贝多芬以来交响曲的正宗道统。但在新的时代如何坚守、把持并延续这样的道统，已经大成问题。西贝柳斯决心一试。说起来，作为一个芬兰人，他并不属于交响曲德奥血脉的嫡系，在一开始更多是从“民族乐派”的支路上切入。背靠芬兰独特的北国风光和丰厚的民族史诗资源，他的音乐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气息。从成长的速度来看，西贝柳斯虽算不上天才，但至三十岁左右已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在随后三十年中不断纯化、精炼和提升。

西贝柳斯音乐的中心意象是北国的森严与寒冷。他用乐音写出了北欧人迹罕至的广袤景象，刻画出他所理解的芬兰人的孤独与硬朗，并借此发现了传统音乐语言中新的可能。如著名的音诗《芬兰颂》中那种独特的扬抑格式节律（重音在前，弱音随后），恰是芬兰语言发音的某种音乐外化和借用，非芬兰人不得其要领，但也正因其不可模仿而博得全世界听众的喜爱。那首《图奥涅拉的天鹅》，因描画芬兰神话中的死神之河而得名，其精致入微的细分弦乐听来如彻骨的冰河缓缓流淌，而代表天鹅的独奏英国管则是凄楚、忧郁的歌唱。聆听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末乐章，面对急迫不安的持续节奏悸动和充满紧张乃至有些声嘶力竭的音乐姿态，任何人的内心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个人特别喜爱《第二交响曲》的开头，那是西贝柳斯特有的非对称句法的典范，音乐的乐句进行完全打破传统中的平衡句式，性格不同、节律各异的几个乐句似乎被拼贴在一起，但彼此之间的连贯与顺达却毫无生硬做作之感。就营造音乐高潮的博大、高亢和恢弘而论，可以说罕有作品堪与《第五交响曲》的末乐章相比：弦乐以急促的“无穷动”式赋格入场，音乐快速膨胀升至第一个高点，圆号轻声步入，而木管奏出一条清冷、如歌的旋律，似初升太阳般熠熠生辉；在此基础上，音乐再次升腾，铜管和木管全力投入，全体乐队高奏出跌宕起伏而又壮丽动人的主题--—这是所谓“如日中天”的时刻，音乐光芒四射！而在他最后的交响诗《塔皮奥拉》中，作曲家以极为精湛而简洁的手段刻画出芬兰景色的苍茫和庄严，其乐队音响的陌生与古怪，准确对应着冰封森林给人的神秘和压抑……

在这所有一切之后，突然出现长达三十年沉默和终止，西贝柳斯留给后人一个巨大的疑问和费解的谜。现在回过头，我们发现，西贝柳斯长达三十年的沉默或许是某种无言的回应--—针对音乐艺术的未来走向，也针对音乐创新与继承的复杂关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音乐的先锋派试验达到高潮之时，西贝柳斯的“保守”和“止步不前”曾遭到斥责而在“音乐正史”中滑入边缘。甚至，曾有人写过一本小册子，名为《西贝柳斯：世界上最糟糕的作曲家》。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贝柳斯的作品一直稳固驻留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会保留曲库中。近来，乐坛出现了为西贝柳斯做强劲辩护的势头。今年适逢西贝柳斯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世界乐坛纷纷举行各类演出和学术活动，纪念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芬兰音乐家。他成了一位“反现代的现代主义”英雄--—其寒气逼人的冷峻音色处理、不断转型而又环环相扣的形式过程、出人意料的句法节律构造等等，竟然开始对当前的“后现代”作曲家产生了新的启示。美国当代作曲家莫尔顿·费尔德曼甚至宣称，“人们原来以为的保守派--—西贝柳斯--—其实是真正的激进派”。看来，西贝柳斯的沉默，在多年之后的当下正在激起回声。

普通听众其实无须关心这些音乐意识形态上的争吵。就我本人而言，至今尚未有缘去芬兰旅行。但通过西贝柳斯的音乐，我似乎已经到过芬兰，并切身感受到芬兰那种冷峭苍茫与刚毅苍劲的内在精神特质。艺术体现民族魂，西贝柳斯是这一理念在音乐上最恰如其分的代表。我甚至认为，西贝柳斯的音乐让芬兰广袤森林和冰封大地的视觉景象转变成了可听的精神性存在。

2015.4.4 乙未清明写于沪上书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