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神刻菲索斯娶水泽女神利里俄珀为妻，诞下那喀索斯（Narcissus）。父母去求神示，想知道孩子将来的命运，神谕：“不可使他认识自己。”长大的那喀索斯成为美少年，鄙视别人，独来独往，只仙女厄科（Echo，回声）终日相随。偶见清泉中的倒影，那喀索斯认识了自己的美，爱上泉水中自己的影子，忧郁而逝。弗兰西斯·培根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这一形象，说有些人“不费吹灰之力从自然那里获得了美貌或其他天赋，导致了他们的自恋”。他们“通常不适于从事公共事务……活动的小圈子仅限于忠实自己的崇拜者，后者对他们的一切话像回声一样一呼百应。天长地久，这种生活习惯逐渐败坏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变得趾高气扬，忘乎所以，最后完全沉浸于自我欣赏”。不妨这么说，陆建德《自我的风景》（花城出版社，2015年3月版）中收入的关于中西文学的随笔，主要针对的，就是写作中的那喀索斯，或者那个被称为自恋的现象。

书中所引萨缪尔·贝克特的自我描画，简直是那喀索斯如假包换的现代变形。贝克特1935年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自从中学毕业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他就刻意表现自己的“痛苦、孤僻、冷漠、嘲笑”，以此展示自己智识上的优越，确保自己傲慢的与众不同感。“如果不是心脏病让我担心死去，我还会继续喝着酒嗤笑一切，一边消磨时间，只觉得自己太棒了，没有别的事可干。”这种不断自我确认的心理暗示，会让人判断自己时失去应用的分寸，无视现实，欺瞒围观者，但首先是欺骗自己。这几乎是天赋优异者最无法抵挡的诱惑，像T.S.艾略特说的：“谦卑是一切美德中最难获得的；没有任何东西比自我的积极评价的愿望（thedesire to think well of oneself）更难克服。”有鉴于此，陆建德提醒写作者，应该与自己保持一种文明的距离，从而可以超然独立地观察甚至检讨自身。

没有这种文明的距离，过度沉浸于自我欣赏，写作便容易过甚其辞，甚至会在对外界的判断上失掉应有的分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受迫害者，“受害者的感觉往往是自恋的特许和自我肯定的仪式，但是它也是自我认知的最大障碍”。就像罗素在《通向幸福》中说的，把自己想象成受害者，往往是“假定一切人都会放弃自己的爱好兴趣，一门心思地要陷害他”。可这些想象差不多只表明，这个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而臆想出诸多受迫害的场景满足自己虚荣心，其实，他哪里值得人们如此关注和惦念呢？

在某些历史情境下，受迫害心理会发展为“受害者的荣耀”——“假如受迫害是一种资本和荣耀，那自然会有很多人去奋力争取，有时候连排队也顾不上”。那种并非出于内心的勇气和自由而表现出的受迫害姿态，很可能只是“有意讨好一个在暗中已经在准备的审判法庭”，因为“受害者其实可以与人人敬仰的英雄相提并论。正是受害者的诸多惬意之处，因此总有许多人渴望受害者的地位”。讲述自己（甚至代人讲述）受迫害的故事，很可能只是为了从讲述中获取最大的政治和生活利益。说白了，很多有意而为的受害者作品，只不过是新时代对历史的改写方式，是“根据流行的‘PC’（政治立场正确）意识而形成的程式化回忆套路”，并非真的深受其害。

不用说受迫害妄想了，即使那些向称高尚的行为，也必须经过严格的自我检验才能成立。艾略特的《大教堂凶杀案》，写12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殉教成仁的过程，但他在剧中始终存有疑问的是，托马斯是否最终屈从了封圣的诱惑，他的殉道意愿里有没有掺杂虚荣的动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殉教或殉道的背后有着炫目的权力和受迫害者的荣光”，故此，“出于自私动机殉道是最大的罪恶”。出于自私的骄傲而殉道，显然是屈服于一种要当圣人的诱惑，可能让一个人成为“神圣的恶魔”。这或许就是书中反复援引乔治·奥威尔的话的用意：“所有圣人在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之前都应判定有罪。”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确信，世上没人自愿为恶，只有对恶缺乏认识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对自我虚荣的认知，屈服于自恋式的高尚，就不仅仅是诱惑，甚至可能发展为罪孽。如加缪所言：“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才是人们行为中常见得多的动力……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

过分突出社会的过错和善事的难得，很像是在鼓励一种抱怨的态度，甚者会引起恶劣的社会反应。好的作家必须意识到，即便他发出谴责之声，“背后也有一种建设性的、善的支撑。他的作品参与形成的舆论氛围产生了可观的压力，使整个社会同感改革的紧迫性”。

话说到这里，大概可以明白，那喀索斯式对公共事务的拒绝，正是自恋的题中应有之义。陆建德在书中称引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强调“政治”与“城邦”（polis）同源，指出“每个人都是城邦的产物，势必关心并参与城邦的事务”。脱离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像奥威尔说的那样，作品很容易失掉生机：“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辞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这里所谓的政治或公共事务，“指的是在所有研究领域中，研究政治最能使人有用于同胞，指的是在一切生活中，公共的政治需要做出最大的努力”。

认识到如上问题，为拆毁自己的骄傲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以“特有的小心”（withproper care）对待公共事务，潜入事物，外在的一切将反哺于人，人或许会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地带。

像卢克莱修，能“将其自身消失在对象中”，事物在他的诗中焕发出本身的光芒，我们读来，“仿佛不是在读一位诗人之诗（poetry），而是在读事物本身之诗。事物有它们自己的诗，不是因为我们将它们变成什么东西的象征，而是因为它们自身的运动与生命”。

或者反其道而行，唤醒内心深处的沉睡地带，在认识自己的路上再勇敢一点，再迈进一步，束缚那喀索斯的神谕，说不定将变成解脱的秘语：

去拨弄污泥，去窥测根子，

去凝视泉水中的那喀索斯，

他有双大眼睛，

都有伤成年人的自尊。

我写诗是为了认识自己，

使黑暗发出回音。

如此探索自己的心灵禁区，是人向上的努力，大部分人并不情愿，但有人就这样勇敢地开始了自己的溯洄从之之路。勇于自我解剖的萨缪尔·贝克特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直面以对，积极寻求心理治疗。后来，他大概听到了黑暗中传回的“纯洁的新乐音”，锁闭的心灵打开，一个傲慢自恋的年轻人，慢慢“变得善解人意，谦和大度，颇得圣徒待人之道”。

文/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