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的婴孩儿都沐浴在城市的光芒下，安睡在丝绸质地的摇篮里。大部分女人刚刚从黑暗角落的纷扰中获得自由。通常，那些让城市里人生活更舒适的人们自己在城市里没有一个安身之处，或只是沾一点儿光。

我见过没有夜光的城市，被持续掐断电力供应的城市的夜晚。2005年，停火协议那阵，我去了基利诺奇，一个斯里兰卡北部重镇。“猛虎组织”被授权特别通行证，去和那儿的女矿工和几个被挑选出的市民见面，谈一个文件。人们待在一个国际组织租下的翻新房子里。几只萤火虫点亮了茉莉花，狩猎圈里的小小花园围绕着木槿树篱。从欧洲、美国和英国来的矿业志愿者、战争志愿者能够在那里玩玩国际象棋，做做饭，用柴油产生的电能看一个电影。

我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电风扇都没有办法赶走热气。

只有“猛虎”电台可以听。周围没有一家能够收到电台。我不敢把频道转换到一直收听的“哥伦比亚”电台，我觉得会给其他同住的伙伴带来麻烦。

我注意到距离我住的地方十公里不到，有一个隐藏起来的简易机场。我拿着一个冰柠檬果汁从柴油动力冰箱爬上屋顶。上面一层楼房没有顶，钢筋都暴露在混凝土外面。只有黑暗和静谧来迎接我，星星试图给孤寂带来一些陪伴感。白天的时候，我在这里可以看到周围的房屋，25年前内战时候的铁路轨迹现在成了一条路。我们成长的这些年，和平也慢慢到来。往返科伦坡贾夫纳的火车经过的时候，这个房子里的茶杯和勺子都被震动得砰砰响。不过我总觉得自己身处丛林。

我们一行人饿了，决定去A9路上那家“猛虎”运营的饭店吃饭。那儿是唯一有供电的地方，有个发电机，所以生意还挺红火。大部分伙计身体上都或多或少有战争损害的痕迹，有些人拖着人造木头假腿，有的则是身体里还残留着子弹或者一小块弹片。他们乐呵呵的，小心翼翼避免提到除了顾客需求以外的事情，就算有也假装听不懂英语和僧伽罗语。餐厅晚上八点就歇业了，我们必须快速点菜，快马加鞭地吃。主要道路到了晚上就一片漆黑，连医院都没有像样的照明。我们准是伴着黑夜回去，一路上就算最能侃的队友都默不作声。

之后的一天，如果矿群里年轻的女人下午5点早早下班，我就载她回去。有一回我们装好摄影器材，大约是下午六点半离开，在黑暗中开过好几条小道。在一个破木头门口放她下车，我们能看见远处微弱的灯光。她向我们确认自己能够过去，门那里已经有人拿着个小手电出来接她了。那里附近并没有什么小偷或者醉鬼。

她弟弟之前被抓过，去做过童军，好在其他兄弟姐妹暂时还安全。她只是担心路上会遇到捕食的蛇。

“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黑暗。要是没有炮弹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啦。”她为了让我安心这样说，然后就走了。

又一次，我们的队员们集体沉默，暗示着对她道一声晚安有多难。在战争期间，或者说暂时没有炮火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晚上是令人安心的。

战争区域唯一的美梦就是和平与人类生命的尊严。

2008年我们走出战争的阴霾。经过拓宽和修缮后A9路看上去很壮观。学校墙壁上也看不到弹孔。孩子们在村庄里玩耍，也能靠近灌木丛，不再恐惧地雷或强行征兵。青少年们全情投入到舞台表演，或者其他文艺活动中。城市之光似乎把白天拉长进入了夜晚。城市里的人依然对于用电很谨慎。战争教会我们身边所拥有的是多么宝贵，节约晚上的电有多重要。并不是说我们必须经历战争的炮火，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够学会这简单的一课。我们必须用更多的耐心来维持和平，而不是用战争的道路来节约能源以至所有的自然资源！

我在柬埔寨有着相似的经历。在1998、1999年的时候，他们城市出了限电措施。金边过去有许多蓝色褪色瓦屋顶。我定了一家破旧大旅馆的房间，旅馆等着一系列的改装。我的蓝色炭笔也感到一丝悲凉。

城市里最容光焕发的是一个博彩店，它泊在浩瀚的湄公河中的泥滩里。苗条的美貌女孩们在特定有灯光的街道上贩卖违禁酒精饮料，在一旁的夜市，老太太们贩卖炸青蛙、炸鱼。船看上去像一个外星物件，对金边来说太耀眼了，这个城市正想要走出历史的错误。这座城市需要好的光亮，更多的学校、图书馆，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南亚城市里，夏季限电是很常见的事情。我总会在背包里带一些蜡烛和小手电筒，而且在回家前一定会用掉至少两个蜡烛！

迪卢瓦拉马来，在印度南部，在如此酷热难耐的夏天我想起了这个地方。凌晨亮点，我走去阳台，实在没有办法在蒸笼一般热的情况下入睡，何况又蚊虫肆虐。阿伦安卡拉山，海拔2634米，并不是最高的山，在那儿却是最受人尊敬的地标。

一个晚上，有一个奇怪的视角；阿伦安卡拉山上飘过的云朵，山顶笼罩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玫瑰色光晕。某些下午，我曾目睹过山间微红的光线，是阳光照在山上的反光。但在这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情状不同于往常。有些人，包括我和女儿就待在这座圣山对面的客房里，目睹了一个超越了我们能够理解的范围的情景——科学上的解释叫做热量过多：白天吸收的热量随着晚上的高温，在山周围产生了一圈光晕。我不再从科学解释里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来回答我脑中的疑问。那个场景实在是无与伦比的美，想要再看到一次注定万般困难。

我只要有时间依然会拜访那里。每个月圆日，成千上万的信徒徒步14公里转山。整晚都能听到女人们脚镯摩擦出“咻……咻……”的声响。他们光脚走，注意力只集中在山上，祈求人生中的光亮。那儿的亿万富翁们这么做或许只是期待积累更多的财富、健康或者试图忘却失去的东西、伤心的事儿。一个困苦的男人或许只是希望能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有供电供水的小房子。这对富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吧。拉玛静修处总是有求必应，上午10点45分，在服务静修客人前，他们会为大家祈祷。那儿免费的药房对公众来说也是非常棒的服务。

坑坑洼洼的道路，垃圾堆，堵塞的下水隧道，死水沟里蚊虫肆虐，这些都是周边村庄的共同特点。富裕的信徒和卖花卖水果卖炸小食的村民完全没有互动。泪水和悲伤，希望，愿景和美梦，对信徒来说都是非常私人的东西，只能和神分享。

我的成长经历是在不同的小镇和省份里度过的，这完全依赖于我父亲工作调动的关系。政府的官邸在许多地方都没有建造好，所以我们必须租任何能租的房子。房租非常便宜，很多时候房东还会免费提供房屋给我们。当时，因为有限制城里的房子都没有供电。许多房子是用自制电瓶子灯照明，还有就是用一个两个玻璃底灯烟囱灯。我们曾有一个大灯，有一个白炽灯一样的灯罩，是燃烧紫酒精的。有时候也会倒煤油进去，我记得是父亲给灯加燃料。家里的女人是不碰大灯的。这是桩男人干的活！女人们可以点其他灯；清洗发黑的烟囱也是她们的职责。我从来没有想要点灯或者清理灯。那个年代没有人奢望城市之光。很多人觉得听广播，读小说还有看电影是毒害小孩、青少年和女人的事情。我总是越线，偷偷读“不允许”的小说书，被发现以后还要被惩罚！

14岁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第一台电熨斗。可是我们的洗衣女工从来不停止收脏衣服、洗衣服、晾干、熨烫、整齐叠好。结果，我小小的红色熨斗只能鲜少碰碰褶皱的白色校服。我好动、大意，一点不像我们班上那些美人胚子，也从不保持那种完美，没有一丝褶皱的所谓淑女外表！

后来，都是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生活方式有了戏剧化的改变，进口的电子产品自由地涌进来。到八十年代中期，所有的事情都卡在了疯狂于电子产品，不管是需不需要。在这之前，拥有一台冰箱是精明的象征！现在，所有裸露的灯泡都被好好打扮进到千家万户，弄得家里都像个展示厅！现在卑微的洗衣女工，整天和成堆的脏衣服打交道，只能在小说和电影里看到了。

还是小孩的时候，我总是陪着父亲去劳动节集会还有各种社会政治会晤。那些活动都有自身的局限，我的成长环境让我成了一个对任何不同社会，不同政治看法都怀有开放思路的人。当然，许多人没有这个机会，他们会在之后的人生中慢慢调整自己的看法，想法也会日趋成熟。

我还记得看到过无家可归的家庭，在哥伦布路灯下，在一个锅里烧粗略的晚饭。一位母亲在街灯下教孩子作业。这些出现在报纸上，后来普马达萨总统善意地提供他们居住的房子。

宽阔的马路，花园城市，移去的围墙，诸多全新的楼房伴随着老旧的殖民时期建筑被翻新，涂上白色油漆，重现它们壮丽的外观。新外观带给科伦坡希望，科伦坡厌倦了战争。经济和态度都有所改变，我们摘掉了可怜兮兮的低发展标签，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有些在路灯下学习的孩子或许已经成为了城市规划师或者是电气工程师。谁知道呢？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发达的电力站；夜市和用电限制早已不再。不再有宵禁的日子，不再有自杀性爆炸的恐慌。剧院慢慢赢回长期缺失的观众。电影行业也是，并且逐步向国际化合作进军。

太阳能灯在一些新兴发达地区使用。我强烈相信太阳能灯的使用应该扩大到我们所有的城市地区，以及其他的城镇。最大化利用从太阳能、风能、环保气体中得到的能源，所有的可选择的能源应该是全球首要的任务吧。只有这样，将来所有的城市之光的闪烁不用考虑借贷的恐惧和因为明天的不确定性而踟蹰。

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日子里，我下定决心关掉所有不需要的灯；走廊里至少有两盏灯可以关掉，我并没有支付电费账单的重负。我和其他外国专家都住在北京友谊饭店。我注意到有些房间里整天整夜开着灯，有时候早上八点还开着！关掉两盏灯对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或者是友谊宾馆来说并没有什么。但是长远说来，特别是经过大家集体的努力以后，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

真正的城市之光从爱意满满的心里照耀出来，那里有平等。当尊重自然，保护地球母亲成为接地气的现实，才能带动更上层的进化。对美好光亮的期许是每个人的权利。当更多人开始加入成为这束光，世界才会足够成熟去触及下一阶段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