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会”读到与我们有过交往的校友汪长风的文章　《一个工科生的文艺印迹》(刊2015年11月24日)，感到十分惊喜。“笔会”是我向往的写作园地，可是一直未能进入，因此非常羡慕长风学长。他学生时代便走南闯北，经历丰富，加之文采飞扬，故他的大作细读起来意味深长，引人入胜。文中又竟有人和事与本人有关，我因此文而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我是从圣约翰大学转入同济建筑系的，一九五五年毕业。在圣约翰就读时我就参加过学生会组织的各种社团。因为能写一笔好看的艺术字，我成了学生会宣传组的一员。每逢全校开大会，会场舞台上方的横幅大字非我莫属。宣传组负责人是周易　(周信芳女儿，现居美国，自由作家)，写稿的同学大部分是新闻系的，也有化学系的赵岳鹏和经济系的章雷。承担把稿件抄写到大字报上的同学，各个系都有，如郭兆琦、李宜华、许自强、刘真芬、张祖蓉，这几位可能都转到复旦和华师大去了。还有一位名叫高涛　(他的父亲高占非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演员)，是新闻系的，后来去了台湾。我是唯一的工科生，除了写大幅标语，还负责大字报版面美化工作。

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高中毕业时想学美术，遭到父母反对，学美术的父亲当初为了有一份较好的薪俸过稳定的生活，就选择了学非所用的工作。当时经常听邻居们议论，住在我们家附近弄堂里，穿戴入时的那些人是演员，有时我还在路上遇见过他们，因此我偶尔也去兰心剧院看话剧，对表演开始感兴趣。考入约大后便想加入学校的戏剧社过把戏瘾。听戏剧社高班同学说他们演过　《雷雨》　和　《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是无比兴奋。不过我们入学时情况已经不同，选择剧本要适合当时政治需要。我和胡思永　(1953届建筑系，父亲拥有大光明影院)、卢黄华　(1952届外文系)　一起演了一出独幕剧　《美国之窗》，角色不多，戏份平均，很是满意。

进入同济后各种课外社团更为活跃。记得戏剧社排过地方戏如黄梅戏　《打猪草》，由小嵇和沈宝存　(1957届城建系，现因病住老年院)　演出。朱国云　(1958届城建系，已去世)　和小皮蛋　(忘了她的姓名)　演评剧———《茶瓶计》　中“窥婿”一段，蛮受欢迎。我依然是话剧的热心支持者，在系里演过以学习为主题的小剧。当时还有一个有影响的独幕剧，是以同学思想道德为主题的《一只热水瓶》，故事发生在女生宿舍，讲的是弟弟批评姐姐的富家小姐脾气。这个剧由较有文艺天赋的高大龙　(1956届城建系)编剧及导演。我是剧中弟弟的扮演者，姐姐是　《打猪草》　的女角沈宝存扮演，其他同台的有长风学长提到的龙永龄，以及小皮蛋等两三位女同学。为了这个剧参加上海市大学生会演，我毕业后推迟一个月去单位报到。演出效果不错，获得了名次　(在每周出的《同济简报》　上有剧照)。最使我难忘的是散场后和观众一起往外走时，听见有人在身后说:那个弟弟演得不错，扮相很可爱。这大概是我最想听到的，甚至比得知该剧获奖更为高兴。这种评语和出于礼貌当面恭维几句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在台上穿的是建筑系毛蓝布系服和黄卡其裤子，这身打扮给人清新的感觉，可见演剧服装之重要。

该剧演出后还有个小插曲。上海广播电台将　《一只热水瓶》　全剧录音后在电台播送。我得知该剧播送时间后，即通知几位交往较多的同学，葛兴海　(同班，已去世)、任孟昭　(约大1953届外文系，复旦教师，已去世)、李淦　(1957届城建系)，一起去同班郑肖成　(已去世)　在复旦的家听广播。郑的父亲是复旦生物系系主任，他们住的是一幢日式小住宅。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郑主任特地拿出美国威士忌酒飨客，为我们这帮小客人助兴，我几乎喝得大醉。我后来做了一首打油诗记那晚听剧:“皓月当空照屋前，东翁学子围桌边。听罢电台播小剧，觥筹交错情难言。”席散告辞，明天就各赴其位，有留校的，有在本市工作的，还有远走高飞到外地的，大家心情都有些不平静。

这里想再说说当年同台演出的龙永龄。我和她是同系，又是远房亲戚。我除了和她一起演过　《一只热水瓶》，还经常一起登台朗诵　《台湾———祖国的宝岛》。碰到周末，演完后便各自回家，我们的家隔得不远，可以同乘有轨电车，不过我至今不知道她家那时的地址，因为我比她先下车。

约三十年后我又有一次机会和她联系。退休前我在纺织部所属仪征化纤联合公司设计院工作，这里组织了建筑学会，我是该学会组织者之一。我们曾邀请罗小未先生来仪征作学术报告，不巧罗先生临时有一个会议必须参加，不得不请建筑设计教研组的龙永龄代其来仪征作报告。她只准备了一天，便匆忙赶来。由于她报告里包含了大量最新研究成果信息，大家对报告内容很感兴趣，收获颇多，这次会议还是开得蛮成功的。

龙永龄和我们当年的班长陈光贤　(现定居加拿大)　同一教研组，因此近年来她也加入我们班的e-mail组群，直至她不久前离开我们。她的先生不想因她的离去，使她的踪影在所有空间消失，为此我们至今仍然把她的邮箱留在我们班的组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