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沈仲章在北京大学当学生时，听过徐志摩的课，大概就在1931年，即徐志摩去世的那年。

我印象中，父亲有个印象：徐志摩最反对学生光读教材课文，主张博览群书。我强调“印象”，是因为想不起父亲有否提及徐志摩的具体言辞，唯恐父亲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而父亲的具体言辞，我也记忆模糊了，只留有对印象的印象。假如不注明，辗转相传，我的话也许会被放入父亲之口，甚至徐志摩之口。

不过下面这件事，父亲对我讲过不止一次：

徐志摩名气大，架子小，上课不拘束，会与学生闲聊。某日，议及课外阅读，徐志摩向全班发问，你们谁有五十本书？

通常这类场合，父亲是不会抢先“显摆”的。但同学们都没吱声，他憋不住了，答言道：我有。

“五十本书”，这有什么稀罕？　那时的大学生怎么啦？

我也不明白父亲的同学是怎么回事儿，不可瞎猜。但我想起，父亲时常念叨早年北大图书馆的方便，以及图书馆员的博学和乐于助人。父亲到北大的第一个学期，天天泡在图书馆。他原先在唐山大学读的是土木工程，不太熟悉文科类书目。他说，往往你只要对图书馆员大致说一下，正在关心什么，他们就会建议读什么书，而且马上替你找出来。你去还书的时候，他们又推荐你可能会感兴趣的相关书刊。很快，父亲在图书馆员的热情指点下，不仅提高了对文史哲书籍的了解，也学会了不少跟踪追索的本领。

但北大不乏“怪人”，多位父亲老友提及，沈仲章就是一个。怪人难免有怪癖，嗜书便为其一。图书馆再方便，书还是被“圈养”管理。若在自家领地“散养”放任，人与书相处无间，岂不更自在？　父亲偏好“攒养书”(不敢冠以“藏书”)，始于他少年时代。如今我已步入老年，还有父亲遗留的书籍待理。父亲与书，前前后后纠缠太多，这儿不宜扯远。光说自1926年父亲考入北大，至1931年已是五载，积攒的书刊应当远远不止五十本。

VirginiaWoolf(弗吉尼娅·吴尔夫)在TotheLighthouse(《去灯塔》)　中有句话：“Books，shethought，grewofthemselves.”(“书，她想，自己会长。”)　对这句引文有不同译法，我取字面直译，“传承”歧义，顺着grow/grew的主要义项之一“长”，往下说父亲与书。

父亲不曾交代，学生时代他攒了多少书。假设书本“自己会长”，只怕一不小心，便会失控。我倒记得，父亲读大学时，有个被书拖了后腿的故事。

父亲在北大先读理学院再读文学院，本科“读”得超长。但到了1932年，除了他拒不补课的军训与党义，哲学学士所需的学分已经修满。虽然明文规定军训、党义是必修，校方还是赶着要发文凭给沈仲章，而他却赖着不肯毕业。父亲向我透露，当时肚子里盘算着个“小九九”：毕业了便不得再住学生宿舍，而他寝室里书多，搬家太费事儿!不如再考一次，转读法学院经济系。一个人名在注册录上一出一进空折腾，众多书本就可合法安守根据地。划得来!

对受书籍之累而惰于迁居的心理，我深感同情。大凡宅内积存些书本纸张的人，想来也能理解？

还是转回1931年某日的北大课堂吧。且说徐志摩问了“谁有五十本书”之后，见有学生应答，脸露欣喜。他向答言者索讨了住址，当场“警告”，我要去看看你有什么书。

隔了些日子，徐志摩果真去“查访”了。

父亲从上北大第二年起，在学生宿舍西斋窝了好几年。一人一屋，相当宽敞。几件简单的家具如桌椅床铺占地不多，余下空间“长”书正合适。1980年代上半段，父亲曾上京“寻脚印”，踏访了沙滩。见他当年的学生单人卧室，住有一家老老少少好几口子。

西斋的寝室以“天、地、玄、黄”分区编号，父亲先住天字第一号，后来挪到玄字二十六号。依稀记得父亲说过，他在后一处呆得久些。我推测在1931年，有幸让名诗人徐志摩光顾的，该是玄字号那屋。

徐志摩进屋坐的时间不算短。他看了些书，问了些问题，发了些评议。师生俩聊得蛮随意，也挺投机。

临走，徐志摩表示，他到北大教课时，有空的话，会再来谈书谈天。他还留给沈仲章两本书，大概不外乎雪莱、拜伦或者什么外国诗人的集子。听父亲的口气，是英文书。

令人哀惋的是，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由上海飞往北平途中，坐机坠落。诗人在山东罹难，再也不能来北大。为了纪念，父亲在徐志摩所留的其中一本书的扉页上，用拉丁文写了几句话，大概是略述相关事由及情感。

父亲晚年回想，徐志摩留下的两本书，到底是送还是借，当年不曾问明白。其实要不是发生意外，有的是见面机会，读完当面讨教，是收回还是留赠，徐志摩自然会说。待父亲起了忧虑，那两本“念物”却早已不复身边。

那两本徐氏念物，在父亲手中的过程大致如下：

1937年父亲为了救护万余枚居延汉简，匆促离开北平，不能多带行李。父亲把攒积的书装了几大箱子，托付朋友保管。可父亲珍视徐志摩给的书，带着南下，伴随他到了香港。

1941年秋，父亲出差上海，随身携带一本徐氏念物，另一本留在香港“木屋”———就是戴望舒笔下的“林泉居”，父亲与戴望舒和徐迟同住那栋小洋楼多年。因为戴望舒的缘故，后一个斋号如今更为人熟知。

没想到12月上旬珍珠港事变，父亲滞留苏沪，戴望舒困居港岛，木屋房东马尔蒂夫人怕也自身难保。父亲留在香港的“家当”，包括徐氏念物之一，都不明下落。

算起来，徐志摩在1931年留给沈仲章的两本书，一本父亲保存了十年，另一本保存了三十五年。可惜到了1966年，我家书库被端了窝。那另一本躲过了战火的徐氏念物，还是在劫难逃，不知所终。

父亲与徐志摩交往时间短，回忆也不多。我印象较深的，除了书，还有云。

父亲说，徐志摩讲课时，常常会提及坐飞机观云，大赞特赞云彩之美妙无常。具体怎么讲的，不记得父亲曾作复述，也可能被我忘却。但我记得，父亲讲述旅行时，提过徐志摩描述的云。

父亲性喜探山，又好摄影。1930年代中期，有次他独自钻进庐山，一路峰峦重叠，云雾迷濛。有那么一刻，或许是父亲翻过山岭，穿过厚云，或许是天豁然开了个口子，他只觉眼前突然一亮。定睛望去，阳光四洒，云朵染泽，丝丝卷卷，金色闪耀。父亲顿感兴奋异常，由衷地惊呼：　“Goldenfleece!Goldenfleece!(金羊毛)”

严格说“呼”字该加引号，因为父亲记不清，自己是否真的叫出了声。不过他认为自己看得真切，眼前的云，正是徐志摩在课堂上形容的“goldenfleece”。我见父亲不止一次重温当时感受，每每喜形于色，情难自禁。

“金羊毛”出典于古希腊神话，这里撇开不究，因为父亲意在形象。而像“金羊毛”似的云，到底什么样，我仍在努力想象。

父亲的旅行经历，不少我听得相当熟。我知道他那次上庐山，是背着照相机和三脚架的。因为父亲老“吹”，他在庐山三叠泉月光之下，拍摄到一张夜半奇景。冲印成像后，百思不得其解，疑为鬼使神差。但父亲在目击“金羊毛”的那一刻，是否来得及用镜头捕捉，我不晓得。

我还知道，父亲玩彩色摄影，得等到1950年代才开始。1930年代他只拍黑白照片，怕是难录“金色”。而父亲早年的摄影，历经动乱劫难，绝大多数失散，包括上文言及的庐山三叠泉夜景。

很遗憾，父亲在山上亲见“金羊毛”时，徐志摩已经长眠地下。他俩生前没有机会比较脑中的留影，交流心中的感触。

更令人感叹的是，据闻1931年徐志摩搭乘之机偏离航道，云雾太浓也是因素之一。

但愿徐大诗人在临终前未曾遭受大惊吓，而是满眼迷幻之云，满腹赞云佳句，恍恍然好似落入柔软温暖的“金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