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红燕跟着李老师进教室，被李老师介绍给我们：“这是新转来的同学，饶红燕。”她穿件很好看的粉红色毛衣，腰以上织出一层层的大V字花纹，延伸到肩臂。这复杂而洋气的式样我没见过，我觉得和她的名字很相配。我小时候喜欢艳丽的颜色，谁的衣裳艳丽我就觉得谁好看。

饶红燕被引领到我的后排坐下，那是最后一排。她说：“老师我看不见。”她说的是普通话。我们只有上课发言才说普通话。李老师让我跟她换了，其实她比我高一点。

她一坐下就合适了。把文具盒、书拿出来放到桌上，书包塞进桌肚，对同桌的杨泽洲一笑。她的头发是烫过的，但学校管不了，因为她烫了头才转学来。

上课铃响，李老师开始上语文课。小学语文经常有一项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什么叫有感情地朗读？　老师示范：“下、雨了，小郭———站在大树下……”语调一高一低，别扭地顿挫，声音放尖放细。这是容易模仿的，我们都掌握了。我在家这样读课文，我爸听得骇笑，说真受不了：“你们老师教你们这样读书么？”我们在课堂上这样读书，就受表扬。有一次李老师点我跟杨泽洲分角色朗读。杨泽洲的嗓音非常尖，男生只有他一个人能尖到这种程度，我俩配合默契。完了李老师充满感情地说：“他们俩读得，好哇!”

我跟杨泽洲挺要好。下了课，我们挽着手在操场上玩，看高年级的学生投篮。一天放了学，他带我去他家，其实是他奶奶家，摸索着上了完全没有光线的木楼梯，在狭窄的阁楼里玩到天快黑。那时我不懂为什么他住他奶奶家，他自己大概也不懂，乐呵呵的。几年后我们才知道，他爸妈一直在闹离婚。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市报上登了篇关于杨泽洲的报道，描述他的被遗弃，和他父母的不负责任。

下课了，饶红燕转过来面朝我坐着说话。她看我的文具盒，也拿她的文具盒来给我看：里面有个小镜子。她专注地照了照。她的脸形是一个规整的椭圆。我在杂志上看到过：脸形以椭圆为佳。这使我暗暗羡慕，她长了这么一张标准的脸。

“从前在我们那个学校啊，大家都叫我‘饶命’!”饶红燕说。她很得意于她自己的姓。

“饶命？”杨泽洲回过头来笑。他不知是反问、嘲笑，还是叫她。可能是后者，因为他对女生的敌意很少。

坐我右边的是冯晖。他是留级生，很让老师头疼。自从我跟他坐，每天都受他的重拳和细掐———他用指甲尽量掐住最细的皮肉。他还把五根手指都涂满圆珠笔油，抹在我衣服上。他永远拖着两条脓鼻涕，这最让我怕他。我当然不愿意跟他坐，我想跟杨泽洲坐。

杨泽洲和饶红燕要好起来。我每天看见他们各四分之一的侧脸，他俩就这样朝彼此侧过四分之一的脸说话，上课也说下课也说。有一天他俩讲得笑眯眯，引得讲台上的李老师发话了：“哎唷，看饶红燕和杨泽洲，讲得几亲热哟!”他俩才稍做收敛，给我看两个完整的后脑勺了。

这天中午放了学，该我们四个做清洁。冯晖照例提了一桶水就跑掉了。我们把凳子搬到课桌上，洒水，扫地。灰尘弥漫，狼籍一片。饶红燕慢腾腾扫了一个组，靠在墙边站了一会儿，走了。杨泽洲当即也要跟她一起走，他快快地收拾书包。我吓坏了，地没有扫完要挨批评只是一项，我怕的是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正午，空旷的正午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可怕，我领略过，恐怖之极。我急得喊：“杨泽洲，别走，等我一下!”他不理。他平时的友善全没了，不理，不答，也不看我，现出一种雏形的、属于男性的翻脸无情。他很快跑出教室，转眼就不见了。我追到教室门口。教室里是昏暗的，教室外是明亮的，操场上一疙瘩一疙瘩的黄泥土，白花花的太阳当顶照着，树静悄悄立着……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正午。学校里只有我自己，连蝉都不叫了。我吓得慌得几乎昏晕了过去。

下午，挨批评的是我。因为我没把清洁做完，因为我是副班长。

这天下课了，我和饶红燕在树下玩。她突然把我的胳膊扭到背后，不肯放开。她得意地问我：“投不投降？”我的胳膊酸痛，这时上课铃响了。所有人都跑进教室。我说：“上课了!”她不肯放，仍旧问我：“投不投降？”教数学的张老师已经等在教室门口，她的眼睛厌恶地瞪着我。她瞪着我因为我是副班长，我不敢违抗上课铃因为我是好学生，饶红燕不理会上课铃她也不会受批评、受这样的瞪视。我只好说：“投降。”她放了我，进教室后对杨泽洲说个没完：“她投降了!　投降了!”从此我恨她。

下雨的一个下午，饶红燕的爸妈来给她送伞。她妈妈在窗外叫她：“燕子!”她便像一只燕子一样掠了出去。不管谁的家长来都不用昵称叫孩子，都顺着学校的规矩，完整地叫学名。我妈妈有一次来，在门口问老师：“小容呢？”让我非常羞愧。可饶红燕就这样公然地答应，不顾纪律地冲了出去。而老师，并没有管，默认了她这个“燕子”。

饶红燕的爸妈都是文工团的。我们几个撑着小伞走在她爸妈的后面，有人说：“饶红燕，你妈妈真年轻。”她说：“我妈妈可漂亮了。”她爸妈一人撑一把伞，边走边侧过四分之一的脸交谈，像电影里高雅的男女。路面湿漉漉的，映出我们的倒影，我穿着别人穿过送我的旧雨鞋，踩着水中的影子。

我对妈妈说：“饶红燕很讨厌，可是她长得好看。”饶红燕有一张敬队礼的照片，放大了挂在文化宫的橱窗里，我看到了，这大概是她爸妈送去的，照片的题目叫　《小学生》。我指给妈妈看。妈妈说：“这哪里好看呢？”小学时的一张合影还在，我拿出来看了———确实，她不好看。一班人中，好看的是我。小时候我不知道，我以为穿旧衣服的我是丑的，我嫉妒饶红燕的好看。饶红燕不是好看，是一种本质上的妖娆。不知道自小妖娆的女孩子是天生的还是学习得来的。照片上的饶红燕头上绑着一根红绸，勒在刘海之上。我记得那根红绸，紫红的，艳丽之极，老师为此批评过她，说她打扮得不像个学生。她当时脸色也沉了，手指在桌上交错了一番，但她的神情，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正确。

饶红燕有时很会装腔作势。在下课时间的乱糟糟里，她说话说得好好的，突然将脸色一变，做出大惊失色状：“啊———要出事了!　这风不对头……”她把食指抵在嘴唇边，仿佛在思索天地玄机。我嗤了一声，她也撑不住了，就笑。然后一本正经地教我：“告诉你一个窍门。地震的时候啊，你躲在厕所里。因为厕所里的砖结实些。”

有一天，冯晖说：“你们女的，长大了都要生儿。”他是对我们几个女生说的。我们简直不相信他会说出这么猥亵的话。他还得意洋洋地，两手交抱在胸前，作扭捏的育儿状。饶红燕侧头看着他，嘴微张，迸出一句话：“那要等结婚。”结婚!　我们哪里敢说这两个字呢，在学校里？

饶红燕真的“结婚”了，在公园里，跟杨泽洲。他们是怎么商量办事的我不知道，总之叫了一帮人去公园，办了婚礼。是李老师在班上讲我们才知道的：“饶红燕和杨泽洲在公园里结婚，以为我不知道吗？”———我们笑个死。这件事，老师也只好当笑话讲了，怎么个追究法？

有一个镜头我一直记得，它使我的心有点软。暑假里有几次课外小组活动，我按时到了美术小组，没有人来。我一个人画了一幅　《哪吒闹海》，然后就在室外沙坑里玩沙。远远地，有人叫我：“蔡———小———容———!”是饶红燕，兴高采烈地朝我跑过来，她那么高兴见到我。她奔跑的镜头一直留在我记忆中：穿着短裙，烫过的短发向后飞扬。我的心每逢这镜头晃过就很柔软，忘了她的讨厌，忘了我对她的敌意。虽然我也并没有对她不好过。

我常想，我小学里的那么多同学都到哪里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应该还在小城里生活，怎么这么多年都没碰到过呢？或者他们都长变了，叫我认不出来了？

几年前，我还在读大学，寒假回家，在小城的街头看到一幕。出租车停在马路对面，下来一对男女，都穿着棕色的皮服，时髦而夸张。男人有四十多岁，微秃，女人很年轻，浓妆艳抹，仰着头，蹬着高帮皮靴，跟那男人进了酒店。我觉得她就是饶红燕。长相虽然看不清楚，她那个“味儿”我觉得错不了，就是她。

文/蔡小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