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曙光

艺术品收藏在今日中国是雅事，也极为盛行。收藏的品类，从书画、瓷器，到雕塑、杂项，再到当代的工艺品，种类繁多，各领风骚。旧时的学者教授，也各有收藏嗜好，其中不乏收藏冷门、偏门者。学者教授，因职业的关系，以购藏古籍善本者为多，一般人多藏正统的经史子集，而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却因研究对象的关系，对北里志、青楼集一类的香艳读物极感兴趣，并藏有颇多珍品。吴先生集腋成裘，香艳读物日后居然成为他的双棔书屋的一大收藏特色。

在当代学者中，有三人曾专注于京剧老唱片的收藏，即华粹深、吴恩裕和先师吴小如。今日视之，这也属于偏冷的收藏门类。其实在民国，购买京剧老唱片，是众多戏迷的热衷之举。只是一般戏迷只买自己感兴趣的优伶、流派的唱片，而且多不注重版本和保存。而上述三位先生，则是长期搜求，讲版本，成系统，重保存，且带有研究的目的。因此，爱好与收藏并不是一回事。而成为某一领域的收藏家，就更难了。

戏曲唱片的出现，意义重大。中国戏曲讲究唱念做打，四功五法，以“有声皆歌、无动不舞”为基本的艺术特征。其中，“唱”始终被认为是核心。然而，由于技术的原因，古代以迄清末，优伶的歌唱，永远无法复制、再现。任凭多精彩、多美妙的歌声，都瞬间流逝，这或许是古典戏曲艺术的最大遗憾。但是，十九世纪末发明的唱片，足以令人类欣喜若狂，因为它首度实现了记录人的声音并反复播放。将唱片应用于中国戏曲，复制优伶的歌唱，就解决了千百年来无法实现的声音再现。这堪称艺术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变革。

吴小如先生在　《戏迷闲话》　系列文章中，有　《搜求唱片》　一文，专谈购求搜寻之乐，极富趣味。吴先生年仅三岁就开始接触唱片了，那是因为其弟同宾出生，家人无暇顾及先生，于是让他去摆弄家中的唱机和唱片，就此开启了先生毕生与老唱片的“不解之缘”。1931年，吴先生才虚龄十岁，就花费35元现大洋购买了高亭公司的手摇方盒留声机，这属于“欲善事，先利器”。儿童和少年时代，他先后在哈尔滨、北京、天津等地广事搜罗，乐在其中。后来他和华粹深等同好联络，不但到商店、洋行买，到乐器店、旧货市场淘，还直接到摊贩家中选，再发展到托朋友在上海购求。当然，友人之间也经常互通有无。上述搜求渠道虽多，却还赶不上红学家吴恩裕的“绝招”。恩裕先生居然让单位开具介绍信，以“公家”名义，不辞劳辛地去一个个废品站“挖潜”，本地的跑遍，还跑外地，真可谓“树从根掘起，水从源头流”。打个比方，今天一般的古董买家，不过是去北京潘家园买，骨灰级的，半夜挑灯战鬼市，只有“最上游”的，才有渠道从废品站那里淘换。吴恩裕拿到的，就是最上游的“一手货”。其痴迷已有“耽溺”之嫌，超过了粹深和小如，故先师自叹弗如。

在中国戏曲老唱片中，京剧老唱片是数量最多的一宗，也是欣赏和研究价值最大的门类之一。可惜的是，“文革”期间，老唱片损毁严重，存世日稀。“文革”以后，老唱片逐渐成为古董，量既少而价日昂。吴小如先生是海内外庋藏京剧老唱片的大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其收藏竟历经“文革”浩劫而完整保存。2015年末，上海的多家媒体报道了吴先生毕生收藏的近千张京剧老唱片由其子女捐赠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的新闻。此后不久，有张晶晶　《古韵新生———吴小如975张京剧唱片入仓市文化艺术档案馆》　(《上海档案》2015年第12期)、沈鸿鑫　《吴小如的京剧老唱片收藏》　(《上海戏剧》2016年第2期)　等文专述此事。据我所知，根据吴先生的遗嘱，他的老唱片和唱机留给了幼女吴焜。吴焜居香港，而老唱片在吴先生故去之后，仍存于中关园家中。吴焜后来乃委托其兄吴煜办理了老唱片的捐赠手续，将这批老唱片从北京运至上海。

吴小如先生的老唱片收藏，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而止于1966年，先后持续了三十余年。他毕生收藏的京剧老唱片得以基本保存下来，洵为不易，但也并非没有损失。据吴先生《罗亮生先生遗作＜戏曲唱片史话＞订补》：“1932年全家自东北入关，家中旧藏唱片曾淘汰了一部分。及我1951年自津迁居北京，……而十年动乱，津门所存一批唱片悉在劫难逃，今已荡然无存。”所幸收藏主体保存下来，仅损失了极小一部分。

前文已言，吴先生在文章中，屡屡谈到华粹深、吴恩裕二位先生是他当年志同道合的老唱片“藏友”，粹深之收藏精、恩裕之搜采博，似皆不输吴先生。令人痛心的是，粹深之所藏，“文革”中全部被砸烂砸碎，毁于一旦；恩裕之所藏，“文革”亦损失泰半，虽然还有些劫余，但珍品、精品已全然不见。由此言之，惟独吴先生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辛勤蒐集之近千张老唱片得以传世，岂非大幸!　然则，吴先生之收藏，何以躲过“文革”浩劫，而基本未受损失？

吴先生之幼子吴煜接受采访时透露：“父亲住在北京大学教职工宿舍楼，‘文革’期间那里是重灾区，几乎无一家能避免抄家，父亲的很多书籍都被抄走了，唱片自然也逃不过‘红小将’的‘法眼’。但是唱片装在唱盘柜里颇有分量，第一批来抄家的红小将们搬起来嫌重，就又放下了，给贴上了封条，后来者看到封条也就作罢。”(见张晶晶文)　想不到封条居然意外地成为老唱片的“护身符”，这批老唱片可谓“命不该绝”。

笔者也曾就整宗唱片如何躲过“文革”浩劫，专门询问过吴先生，他为我叙说了更详实的细节，可对吴煜的叙述作一补充。话说“文革”初起，抄家成为一大斗争形式。北京大学作为“牛鬼蛇神”聚集的地方，抄家更是家常便饭。当日虽仅是讲师的吴先生也在劫难逃。红卫兵几次到吴先生中关园家中，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图书是抄了一些，当看到高亭公司的方盒唱机时，竟不辨何物，大惊小怪，以为是某种秘密武器，用力打砸，必欲彻底摧毁之。经反复解释，幼稚的小将们才将信将疑地放过已“遍体鳞伤”的老唱机。小将们又注意到书桌上的一沓老唱片，粗粗浏览片心，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唱段，这就是“反动文人”的日常消遣!　小将们怒不可遏，“批评教育”了先生几句后欲抄走唱片。其时吴先生呆若木鸡，心虽痛，却不敢有任何抗议。师母亦在场，她那时早已退职，做全职家庭主妇，“劳动人民”的身份，反而让她不甚惧怕红卫兵。看到好端端的家被折腾得杂乱无章、乌七八糟，她心有气愤，终于忍不住大声对小将们说：“这算什么，我们家唱片多了去了，你们全部拿走好了!”说着，走到一个专门存放唱片的柜子前，“嚯”地一声打开柜门，露出一柜子插架整齐的老唱片。红卫兵小将看到师母的气势，反倒有点吃惊，再加上柜子里满是唱片，确实多而大而重，不便搬运，于是他们商量了一下，在唱片柜上贴了封条，悻悻而去。试想，图书资料可以随时翻阅，老唱片却尺寸大而厚重，如无唱机，这“劳什子”确实濩落无用。吴先生告诉我，当日若非师母“斗胆发怒”，据理力争，唱片必不能保全，这真是侥幸。记得他还亲口对我说，“文革”初起时的压力大极了，若非师母劝慰疏解，他可能就“自绝于人民”了。由此言之，师母在知识分子遭到残酷迫害的特殊年代，非但对吴先生有照顾、劝慰之劳绩，亦是保全上千张老唱片的有功之臣。笔者把这段亲闻之掌故写出，既是对吴煜描述的一个补充，也算是对吴先生和师母的怀念吧。

吴先生家有多个专门存放唱片的柜子，其中最大的在先生晚年一直放在卧室，看上去质量很好。此柜分上下两层，每层均匀地分成若干格的小木槽，可将唱片按张插入其中，设计整齐精巧。放在其中的，大约多是先生收藏的精品吧。但如果不知道它的特殊用途，只会将其视为普通的柜子。岁月有情，旧物难舍。这个柜子离开了唱片，就失去用途，但如果能连带把柜子一并放到档案馆，倒是“原汁原味”，得其所哉。不知旧唱片柜的命运如何？　还有那“受尽折磨”的手摇老唱机，是否还在人世？

吴小如先生的收藏老唱片，出于兴趣爱好，耗费时间既多，花费钱财亦夥，他也曾自谦“玩物丧志”；然而，他之玩物，玩出了水平，玩出了成就，甚至引导和规范了戏曲老唱片的研究路径。比起华粹深、吴恩裕，他无疑是幸运的，他收藏的老唱片“修成正果”，得到了最好归宿。在他之前，老唱片研究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在他之后，欲研讨老唱片，则必以其文章为示范和圭臬。这足以说明，吴先生在老唱片研究上，起到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奠基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