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

最近读到林谷先生的　《钓台随笔》(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版)。书中不少篇章，从前在几种报刊上读过，如今重读更觉亲切。想起与作者相识已经超过二十年了，那时他老人家多次骑单车穿过大半个城市来我家聊天，他的神态和声音，都还记得很清楚。书中不少观点，也曾听作者亲口说过。我读他的文章，归结为一点，正是有本梁漱溟采访记所用的那个书名：“这个世界会好吗？”而作者的回答应该说是肯定的，至少一直衷心希望如此。这与我与他交往多年留下的印象是一致的。

通读全书，我最感兴趣的是“卷六”，即关于李霁野的一组文章。作者是李霁野的学生，在李的晚年，“只要有机会去天津，我总要去先生寓所呆一会儿，因为我不但爱先生的文章，更愿意坐在先生身旁去感受一次无形的熏陶。”李霁野的作品，有两本我读过不止一遍，一是所著　《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是所译《四季随笔》。很遗憾在他生前没能想法子去拜访一下。这种遗憾还有不少，前些时在有关汪曾祺的活动上，我也曾讲过类似的话。与自己后来心仪的人失之交臂，是人生一大憾事，可是当初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弥补了。

我后悔没能去拜访李霁野，是因为后来读了　《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月出版)、《鲁迅研究资料　(16)》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出版)　所收录的　《许广平往来书信选》，还有刊物上登载的许广平给周作人的几封信，觉得关于鲁迅身后母亲的生活费问题，包括周作人究竟何时开始出钱，与通常说法有些出入；而这批信件中不同人所写，又有不一致处，而这就涉及李霁野。如李霁野1938年9月23日致许广平：“老太太仍精神甚佳，不过经济方面二先生仅于今年送十五元零用，他们夫妇也间月轮流去一次，坐坐而已，小孩们是不上门的。据云用款至多是支到阳历年底。二先生到处借钱，据说也是实情，他现每月孔德领百至百五十元，燕京八十，基金会译书他自信已不作，传说教育部　(北京)　每月二百元　(但此尚待调查，有人说没有)，丰一在孔德和燕京教书，得薪也当在百元以上。等他自动负责恐无望，老太太也不肯找他去，你若写信可写你在沪无法领及　(已寄之款也可说)，并云听说近即无法　(不必说我传)，请他酌力按月担负多少，看覆信如何，再商其他办法。”许广平同年10月1日致周作人：“目下两地生活，绝无善法。生与海儿，即使行乞度日，然太师母等春秋甚高，岂能堪此，又岂先生等所忍坐视。中夜彷徨无计，特具陈经过，乞先生怜而计之，按月与太师母等设法，幸甚!”鲁瑞同年10月17日致许广平：“现在时势如此，百物奇贵，沪寓自不易维持，八道湾老二亦深悉此中困难情形，已说明嗣后平寓在予一部分日常用费由伊自愿负担管理，惟老大名下平沪共计三人休戚相关终须一体。”鲁瑞同年11月8日致许广平：“老二自一月起管我一部分用费，担任若干尚未说明。贤媳经济情形予亦深悉，希斟酌现状，每月能筹出若干寄我转付家用，再行核夺可也。”按这里所说的“一月”当指次年即一九三九年一月。然而再看宋琳1937年10月　21日致许广平：“八道湾太师母月费仍照常送来，约每月来探视一次，二先生因学校停止，颇受影响。”则周作人按月供给母亲生活费的时间，较之鲁瑞所说为早。似乎鲁瑞有一段时间对于许广平未据实相告，只因许广平听了李霁野的建议直接给周作人写了信，她才说起二儿子即将付钱。而作为许广平代理人的李霁野有一段时间也不明真相。而宋琳与周家关系更为密切，对西三条的情况要熟悉得多。这种第一手材料，显然比譬如俞芳等人后来所写的回忆可靠一些。当然如果能与李霁野核实一下，或许就更为稳妥。不过上面提到的两本书虽然出版在李霁野生前，我找出来对照着读却已是在他去世之后了。关于鲁迅的回忆堪称“汗牛充栋”，多关乎事业与思想方面，对日常生活却讲得很不够，他的生平留有不少空白，有些虽知一二但不能坐实，上面说的即为一例。说实话，凭借现有的那些材料，还不够为鲁迅写一本实实在在的传记。

《钓台随笔》　中　《一片晚秋的枫叶落了》　一篇中说：“我与李霁野先生聊天的内容，除了他感兴趣的国内外大事及当前热门话题，就是与鲁迅有关的人与事了。例如关于鲁迅与朱安夫人的关系，我曾告诉李先生，坊间有本专谈鲁迅、许广平、朱安三人感情纠葛的书。作者说，有一次朱安为鲁迅缝制了一条新棉裤，放在鲁迅的床上，满指望他能穿上，但鲁迅却把它扔出门外，使朱安非常伤心。李先生斩钉截铁地说，鲁迅绝不可能这样做，鲁迅对朱安虽然没有爱情，但平常相敬如宾，对她的态度还是好的。李先生每次去鲁迅家，都是朱安出来端茶送水，从未见到鲁迅对朱安有什么不尊重的表现。有一次，李先生与台静农、韦素园三人去鲁迅家，临别时鲁迅对他们说：‘明天你们三人来我家吃晚饭。’当时他们听了有点奇怪，但第二天还是按时赴约了。鲁迅说：今天是我的生日，邀你们来热闹热闹，妻子特意做了家乡口味的酥鸡，让你们尝尝。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鲁迅的家里还是有一种夫妻和睦的气氛的。李先生曾几次跟我说，他想专门就此写篇短文，以澄清这种不实的误传。”按“扔棉裤”一事，见载于孙伏园　《哭鲁迅先生》　(1936年11月　《潇湘涟漪》　第二卷第八期)：“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鲁迅先生给我答话却是不平庸的：　‘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是以李霁野的相关质疑，未必确当；然而他所补充的关于鲁迅与朱安关系的回忆，假如属实的话，自可以与此并存。“并存”至少比那种单单凭印象　(其实是人云亦云)　得出的简单化、片面化的判断，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我与林谷先生久未见面，又不常通音问，不免如闲聊天地拉杂说了很多，就此打住。这本书印得很好，假如提点意见，就是大概是出版社给配的那些图实在可有可无，达不到与文“并茂”，然此亦一己之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