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小学三年生时是个乖囡，随外公外婆就住在北门粮店大楼，迈林黛玉的步子上下学，往返也不消十分钟。有一日中午放课，跑过门房，灿灿烂烂，冲门房老人笑弯了一双眼睛。妈妈后来这样形容那个沐着金阳笑逐颜开的孩子：

她伸出两个指头，宣告自己， “考了两个第一名”。

我隔着成年的廉价玻璃往回看——儿童的洋洋得意，儿童的喜上眉梢，儿童的爱穿红、爱听蜜语、爱得老师的五角星——你是留着童花头的圆润与光泽，并两个终于赢了大家庭欢心的酒窝，甜美而无害的，一个宝贝。

午梦般的光线，聚宝堂的老黄历扑猎猎一张张飞去，游弋的粉尘，比我看上去更有乡愁。我早已不是，住在楼下卖花卷、热油煎锅贴、银行对面电影院的，北门的儿童。

变得不复无忧，好像就是从离开北门粮店大楼开始的。

那是告别幼儿园日日消毒的塑料五彩雪花片的盛夏，我七岁，世界，尚停留在靠西瓜能解暑，蒲扇摇摇就睡得着的阶段。外公带上501的门进来，把一个豆乳黄封皮小册子递到我手上：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

第一次我见郭沫若，口气很淡……我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就像外公告诉我，你要上小学了。

妈妈讲我最欢喜外公抱，竖着抱。衬衣是烟台的海的蓝色，罩一件藕灰绒线背心，我抓住外公肩膀，不哭了。其实他的脾气有些坏，打我，双腿想缩到水手服裙子底下，一下子尿意全亡佚了。

外公当着客人夸我的画。仙人掌绽出黄朵，我和他一起，当着围栏久久而立，谁也不说一句话。

小小的我也觉察，外婆、妈妈和姨妈不爱外公，她们从不告诉我为什么。我不响，到他窗户面北的房间里去，用眼睛，记住了床头矮柜上摆着茶杯，杯壁腻着茶垢……清咽滴丸、文玩核桃，一只烟灰缸。有一条黑绵绸灯笼裤，他更瘦得惊人，如一首郊寒岛瘦的诗：

晚云在暮天上散锦，溪水在残日里流金，我瘦长的影子飘在地上……

放大镜的圆将一份 《中国剪报》压成了失血青白，碰着玻璃台板，极冷硬、极沉重的一声，烟缸里温煦的火星睡在松软的灰上，古老、熏黄的手指用木匣子留住母亲的青春，她胸前的红领巾，脑后的紫丝带，人面桃花，土地上飞飏过的少女的风采。深埋的宁静。我不懂得母亲，为什么从不与我谈起她的父亲？——

她的父亲，我的外公，我的，没有人与我谈起的外公，究竟，有一个已自中科院告老的强哥哥，在新年打电话来，不问快乐，只问健康。

我收到北京寄来的绳子头麻花、茯苓饼，与冰糖葫芦，并一根银头发。因为藏得过于好，所以那一丝儿珍贵、细弱如几乎不可能维系之亲缘的纪念品，是寻不着了。

北门粮店大楼501室，数那张黑漆暗柜木头方桌最显眼：磕嗒一记小门弹开，出来雕牌洗衣皂香味，便是外婆一手一脚的生活。

我吃饭用的木碗长年累月，碗底颜色发深。中午，锅盖离开锅沿时候，蒸汽就会扑簌簌滴进白米饭里。两把红皮的铁骨折叠椅，已经掖不住海绵。我吃过饭，坐上去，好像仙人垂两足，下巴抵了手背，读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外婆把鱼皮花生米放在冰箱上，我无聊，贪吃，半夜起来呕吐。

外婆梳头，收音机是开着的，早晨东广新闻台 “嘟——嘟——嘟——”报时。我爬上大藤椅，像个猫，看春风弹动半天霞。2008年，听见众志成城。外婆平静地梳头，一下一下，毛线球不当心滚到水门汀地板上。

我时而想起那双含情、有神的眼睛，眼皮已见坍塌，却总在笑。假牙脱掉了，假的一排粉红的牙龈，真的粉盈盈一片小薄唇，笑得越天真，散发淡淡的晚间的牙膏气。我曾见她戴着眼镜，伏在黑漆方桌上，那时她是不笑的，替表哥演算题目，流水磨洗过的手，捉牢一只铅笔头。

外婆太朴素了，好比热水冲藕粉，小不锈钢碟子盛腐乳，山楂片，万年青，芝麻汤团，麦丽素，酒酿，南瓜子。

热天揩席子，面盆里点花露水，汏浴，澡盆里亦点花露水；困觉，床底下放姹紫嫣红搪瓷痰盂，电灯伸手一拉，整个黄豆酱般的夜晚被 “喀”地，关掉。

太普通的生活。岁末上街买银柳，欲折檀心磬口蜡梅，自恨个子小。天寒地冻里一只瘦腌鸡。

我的外婆。流水磨洗过的手指通红，容光焕发，为我和我的表哥封福袋。元元，她问，你要哪个花样。

……

北门粮店大楼的日子，仿佛是无忧的。虽然常常哭得吃不下饭，究竟是有着留着童花头的圆润与光泽……

楼下卖花卷、热油煎锅贴、银行对面电影院的北门，连同那个金色午后我跑过的门房，已被铲平了。

外婆已不在了。没有人再种藿香。我不会高高地擎着玻璃杯，迎着亮，说这里面是森林。

那天我在学校走廊上闻到清咽滴丸的气息，其实是梅花香。

作者： 陈元瑗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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