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原名容鼎昌，祖籍山东益都（今青州市），1919年7月12日（农历六月十五日）生于河北井陉，少年时期长在天津，先后就读天津公学、南开中学，后至上海，入读江苏省立上海中学。1939年10月，20岁的黄裳考入国立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1944年6月毕业。2012年9月5日，93岁的黄裳病逝于上海瑞金医院。在其长寿的生涯中，阅历丰富，勤学善思，妙笔生花，著述等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本文拟从上海市档案馆藏交通银行档案中梳理出的20世纪40年代相关函件入手，剖析解读其来龙去脉，追溯抗战时期青年黄裳在重庆的一段经历及其家世情形。

落魄山城遇贵人

1942年冬，黄裳与好友黄宗江等离开日军铁蹄践踏下的上海，经过长途跋涉，一路颠沛流离，于1943年初抵达陪都重庆。他在《山城掇拾》一文中，记下了初至重庆的印象：“对于这个山城，明白地说，我是喜欢的。”但更多的，则是当时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困顿生活：“我常常要在晚上一点钟左右走回住处去，小旅馆或是朋友的家，在夜半的石板路上走着时，看着穿过街头的老鼠，听着单调的柝声去敲着打不开的门。这几乎减低了我进城的最大的乐趣。”直至黄宗江租到一间极为简陋的旧房小屋，他才总算有了相对固定的居所，“在我看来，已经是非常舒服的睡处了”，并自嘲为“此路不通斋”。

为摆脱窘境，他多次求见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钱新之答复务必以学业为重。1944年3月，在交通银行会客室里，他受到钱新之亲切接见，关爱勖勉之情，令他如沐春风，内心充满感激，并请钱新之给翁文灏写了一封引荐信。3月14日，黄裳致函钱新之表达谢忱，并恳请钱新之对在沪生活困苦的家人给予接济，兹录于下。

新之董事长赐鉴：敬肃者。日前趋谒，过蒙慰勉，并赐介函，铭感至深。昌遭逢家难，只身来渝，屡作谒请，咸勉以继续学业。惟寡母、弱弟滞留沪渎，茕苦无依，屡谋接济，尚不可能，而昌本身膳食书物所需自更无着。因念董事长爱护后辈，悯恤孤苦，日前得接謦欬，春煦所及，感念至深。用敢敬恳董事长悯其孤弱，赐予补助，他日就业，敢不图报，恩泽所被，存殁均感。

专此，敬请钧安

容鼎昌敬肃

三月十四日

赐谕请寄沙坪坝中央大学历史系章丹枫先生转。

黄裳在信中向钱新之坦陈了家境凄苦、度日维艰的惨状，也表达了想尽长子义务照顾寡母弱弟的心愿，可惜自己力有不逮，百般无奈，言辞恳切，读来令人生怜。

黄裳曾撰《南开忆旧》一文，深情回忆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校园生活，其中对地理老师章巽（字丹枫）先生印象尤深：“南开的老师中和我来往最久的就是丹枫先生了。”“后来转入内地，又在重庆重逢。记得有几次进城借宿在他在中华书局的编辑室里，夜里在明亮的电灯下与重庆著名的老鼠默默相对的事，至今也不曾忘记。这以后他到中央大学任教，在沙坪坝的中大校舍里看到他宿舍里壁间悬挂着汪辟疆的诗句‘嘉陵水色女儿肤’，印象留遗至今。”上函中提及的回信请寄中央大学历史系章丹枫收转，正是这一时期。

钱新之接到黄裳来函后，迅即于3月16日作复，希望他再去面谈，函稿如下。

鼎昌仁世兄惠鉴：接展三月十四日手书，聆悉。台驾进城时希便中来谈，俾知详细情形。苟能为力之处，当尽棉薄，以图报命也。

此复，即颂

学祺

弟钱

三、十六

十七发寄。

3月下旬的一天，黄裳再次面见钱新之，钱新之慷慨解囊，赠他两千元。这雪中送炭的厚赐，使身处异乡、穷困潦倒的黄裳感激涕零，并遵照钱新之的叮嘱，回交通大学继续学业。他特地于4月1日致函钱新之道谢，并汇报了3月28日前往资源委员会求见翁文灏的情形。兹录如下。

新之董事长钧鉴：日前趋谒，过承厚贶，铭感无似，当稍置办书物，于日前来校上课矣。上月廿八日，曾至资源委员会晋谒翁部长，由吴主任秘书代见，稍陈下情，蒙允为转陈。今后日常用费，尚恳董事长赐予设法。谨布下情，伏维钧鉴。

专此，敬请钧安

愚晚容鼎昌敬肃

四月一日

赐谕请迳寄九龙坡交通大学。

钱新之收到后，在函末亲笔批注：三月下旬接济容君二千元。

1944年夏，黄裳自交通大学毕业后，应征成为美军译员，开启了他传奇的人生之旅。在成长路上最艰难的阶段，在陪都衣食皆忧的时日里，对于慷慨资助的钱新之，那份感激之情，总是令他难以忘怀的。

家庭变故的由来

那么，黄裳在信中提及的“遭逢家难”，是怎么回事呢？为何其母又因何守寡？这就要说起其父容敬源的经历了。

容敬源，山东益都人，1909年自山东高等学堂专科毕业后，赴德国留学，经过半年的预备科学习，入维廉大学（即柏林大学）学习矿律及普通法律一年。1910年10月入亚痕实业大学（今译亚琛工业大学，有“欧洲的麻省理工”之誉）学习矿务专科四年，并在煤矿及各五金矿厂实习井上井下工程一年，于1915年10月毕业，获矿务工程师学位，11月率领工人在矿地实习一年。1916年9月回国，10月抵北京，赴教育部呈递文凭，由教育总长批准备案。1917年起，容敬源由农商部任用，历任河北井陉煤矿公司矿师、矿长及炼焦处主任，后任中兴煤矿公司筹备炼焦专员。

1942年6月21日凌晨，容敬源在寓所写下最后一篇日记，其中有“天亡我也”等字，然后先口服来沙而药水，又用裁纸刀刎颈身亡。待其妻发现，为时已晚，无法救治。容敬源以这种极端凄惨方式自杀的个中缘由，不得而知。据其友人分析，有可能是因生活困顿所致，“死之前一日，家中被窃，损失衣履，或一时愤激，竟出下策亦未可知。”但这种揣测，似乎有些说不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万念俱灰，不顾一切放弃自己的生命呢？或许已成了一个无法揭开的谜。

人死不能复生，中兴煤矿公司对容家予以抚恤，丧葬事宜一切从俭。容家经济景况虽不富裕，勉可度日。容敬源匆匆撒手人寰后，抛下了孤苦伶仃的遗孀和三个儿子，长子容鼎昌（即黄裳）当时23岁，正在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距毕业还有一年，其他两个儿子尚年幼。容家痛失一家之主，同时也断绝了惟一的经济来源，身处沦陷时期的上海，陷入生活极度窘迫的局面，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四处求助。这时，容敬源的三位友人吴煦、张蕴珍、汤镇，由上海联名写信给远在重庆的交通银行董事长兼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钱新之，诉说容家遭遇的惨状，祈求钱新之转请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可否发起对容家予以捐助，并随信附上一份容鼎昌写的哀启。钱新之收信后，于8月10日致函翁文灏、钱昌照，除按照来函说明容家情况外，言辞恳切地请翁、钱二人“可否于资源委员会内登高一呼，集一成数，并于容君同学处广为劝募，俾解倒悬而资救济，无任迫切盼祷之至。”兹将该函稿照录如下。

詠霓、乙黎﹝藜﹞吾兄均鉴：敬启者。容君敬源系官费留德学生，前在资源委员会服务，嗣因中兴煤矿公司筹办煤焦厂借调任事，数年以来在中兴相处甚好，不料今年六月间竟以经济压迫自戕殒命，身后由中兴公司抚恤，勉成棺敛，遗有一妻三子，嗷嗷待哺。弟得沪友来函，知容君与两公有旧，其同学中想亦不乏有地位之人，并言容君大世兄就学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一年即可毕业，希望各知交筹集款项，交容夫人节省支持，以待其大世兄毕业后可谋生活，藉免冻馁。用特附呈寄到哀启二纸，代呼将伯，敬祈詧洽。可否于资源委员会内登高一呼，集一成数，并于容君同学处广为劝募，俾解倒悬而资救济，无任迫切，盼祷之至。耑此布恳，祗颂

台绥，并候玉复

附件。

弟钱

八、十

十三送出。

依笔者猜测，钱新之虽身兼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但与该公司职员容敬源应素不相识。容家遭遇如此惨状，中兴煤矿公司出资抚恤本是分内之事，但在其他方面，也属爱莫能助。因此，钱新之接到容敬源友人来函后，当即按照来函请求，致函翁文灏和钱昌照，连同黄裳写的两页哀启，也作为附件随信寄送，算是尽了心力。笔者曾仔细翻阅中华书局版《翁文灏日记》，并未发现翁文灏有关于此事的记载，故不知资源委员会是否发动职员对容家予以捐款救助。而事过一年半之后，当黄裳向钱新之谋求帮助时，钱新之自然是对容家变故有印象的，因此顾念容家不易和黄裳登门恳求，顿生恻隐之心，慨然予以资助，所以黄裳才得以恢复在交通大学的学业。

施恩不计，受恩不忘。于施恩者钱新之而言，黄裳只是他数十年来所资助众多困难者中的一个，事后自然淡忘了，体现出他作为大银行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和胸襟；而对受恩者黄裳来说，这是他青年时期处境最为艰难时刻的雪中送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影响了自己的人生，对于求学路上的资助人，必是铭记于心，终生难忘的。

作者：彭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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