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见友人谢其章所写的关于吃食堂的故事，想到自己也有很长的吃食堂历史，然而经历又与他特别不同，其实可以作为续貂也写一篇。

我少年时随父母住在军营里，那所军营隶属空军，驻地是在北京的郊区。家里住的房子据说原先是日本人盖的，两层楼，每层住两户。两户中间有一间公用的厨房，靠我家这边还有一个盛煤球用的大水泥池子，池子旁是一扇通阳台的沉重的门，足有十公分厚。那时觉得北风格外猛烈，冬天的时候只要开这扇门，便有大风呼啸着进来，松手时还会发出震天的一声。灶台和炉子很大，用水泥砌在一起，小时候看那上面总是积满着灰尘，分外寂寞，故而很羡慕对家的热闹。对家有个比我大不少的名叫孟菊的姐姐，因为智力不佳，家里不让上学，每天她就忙着厨房的事。院里家属都叫她傻孟菊，我自然不敢这么叫，碰见时还不免心中忐忑，不知她何时会发怒呢。

因为父母都是军人，家里不开伙，所以从小学起我都是吃食堂。星期天的时候，多数是和父母一起进城吃，偶尔母亲做饭，也是从储藏间里拿出煤油炉子来做，仿佛记得每次都要鼓捣好久，而所做的饭菜也似永远都是一种。院里的食堂分四等，称之为空勤灶、地勤灶、干部灶和大灶，加上海空的空地勤灶一共有六个。干部灶以前叫军官灶，然而后来只许称干部战士，不许称军官士兵，就改称干部灶了。

这些食堂里，空勤灶的伙食费是最高的，每天五块钱；飞行员、领航员和空勤机械师在这个灶吃饭。吃饭听说是按桌吃的，每桌八个人，几菜几汤就不知道了。餐后还会发水果、巧克力、罐头什么的。这个灶的饭我也曾经吃过，是母亲生妹妹的时候，差我打饭回家去吃的，不过那时年龄小，吃的什么都没记住。

地勤灶的伙食是一块几，地勤人员都在这个灶吃饭。空地勤人员以外，各附属部门如场站，汽车连，警卫连，卫生队，气象台的干部都是在干部灶吃饭。院里和我一样父母是双军人的孩子，最初也是在干部灶吃饭的，后来上面有指示说不许搞特殊，就一律改到去大灶吃了。

在大灶吃饭的情形是记得最清楚的，因为从上小学到初中都是在这里吃，平时是三顿饭，星期天是两顿。大灶在营房的最东面，挨着小营门，后面就是铁丝网，沿铁丝网外挖着一条三米深的大沟，沟外就是农村。大灶是士兵吃饭的食堂，伙食为四毛六，吃的食谱每天都一样：早晨稀饭、馒头、咸菜；中午是一个有肉的炒菜、米饭和酱油汤，酱油汤是在两个如汽油桶那么大的桶里，用一个老长的大勺子盛，有时底下会有面条，不过要是去的稍晚的话，面条就都被捞光了。晚饭是馒头、粥和一个素菜，通常有中午的剩饭炒成蛋炒饭，但里面的鸡蛋十分细碎，挑拣起来很麻烦，而且是吃不出香味来的。

大灶不论桌吃，个人吃个人的。主食随便，菜则由炊事员盛，按规定是每人一勺（炒勺大小），如果不够再去要的话，我们小孩通常会被拒绝，或者还会被骂：“小兔崽子，人不大吃的不少！”夏天常吃的菜是茄子和芹菜，冬天则是白菜萝卜，以至后来我有好长一段时间，看见这几样菜就恶心。越是季节末尾菜越难吃，因那时没有大棚，菜都是按季节吃，到了秋天都老了，茄子只剩皮和籽，芹菜则全是筋；大白菜存到开春的时候有股骚味，萝卜也都是康的。那时我最盼望吃的有四样：西红柿炒鸡蛋、豆腐、面条和包子，吃这些的时候总是撑到不行。在大灶养成的习惯有两个：一是吃的奇快，二是特别省菜。至今我妻子常说：“吃那么快干嘛，就跟谁抢你似的。”

大灶有几百人吃饭，米饭馒头放在大笸箩里，汤和粥是用大桶盛，餐具为大瓷碗和铁盘子，餐桌为大圆桌，但凳子寥寥无几，谁抢到算谁的，大家多数是站着吃。只要不是冬天，我们孩子便不在餐桌上吃，都是端着饭碗去外面吃，外面的台阶上，树底下，锅炉房的烟囱底下，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有时吃完就顺便把碗扔进外面的大沟里，前提当然是不能让人逮住。

我在这期间闯过两次祸，至今也还记得。一次是往铁丝网外给农村的同学扔馒头，被告到母亲那里，我是很怕母亲的，吓得不轻。但出乎意外的是，母亲并没发怒，只是问是不是真有其事，听到蚊子似的回答说是就再没下文了。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大概是同意我把馒头扔给同学。跟我一起在大灶吃饭的有个叫董亮的，高我一年级，父母是海二团的，母亲名叫洪云飞，是《沙家浜》里演阿庆嫂的洪雪飞的姐姐。董亮的事迹早有耳闻，是他家保姆传出来的，那时罐头算是金贵的东西，说把家里藏起来的罐头每个都凿了个眼，把汤喝了。有天吃完晚饭出来，黯淡的天空中翱翔着夜莫虎（当地俗语称蝙蝠为夜莫虎），我和董亮在大灶前的马路往天上扔鞋，据说夜莫虎会钻进鞋里出不来。后来我俩打了起来，我用石子向他砸去，其实我是砸向马路的，但不巧弹了起来，正击中他的额头，砸了一个窟窿，缝了三针，母亲曾揪着我去登门道歉，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不久后海二团搬走了，自此再没听到过董亮的消息。

最早一年级时我们是在自办的学校上学，后来有指示说要体现军民鱼水情，必须在当地就学，我们于是都在村里的学校念书，初三的时候转到公社的高中。那时我家也开了伙，因为母亲已故去，我有了新母亲。对门孟菊姐姐的父亲，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抓进监牢里，全家也被遣送回山东老家，总之世事全非。

公社的中学沿马路过去大约八里地。从大营门出来到松兰堡有三里水泥路，两边皆植白杨，这是部队内部的路，不通公交。余下的五里每天只有两班长途车，所以都是骑自行车上学，中午回家吃饭。我家原也有一辆自行车，后来父亲买了一辆新车，便把老车处理了。新车给了别人骑，我只好走着去上学。

我们走着的，也有一支小队伍，有时也会有人临时加入。我们不沿公路走，而是从机场穿过去，虽然要下沟爬坡，越过坑坑洼洼的草地，但要比走公路近得多。机场由警卫连的战士把守，但岗哨人少，远远看见不过就是叫喊，手上的枪我们并不害怕，因为里边没子弹。有时我们还站脚与他们对骂，或者投石击之，当战士气不过扔下枪追出来时，我等便如苍蝇般哄然逃去，这是最开心的时刻。

学校没有食堂，也不管热饭，喝水需自己去井里打。同学中午都回家吃饭，我则吃自己带的饭。在学校后面的操场有一座土山，常爬到山上去吃，夏天的时候打开饭盒闻，差不多是馊的。

每年快到冬天，学校就雇两个人在院里摇煤球，以准备各班生炉子，从我的教室望出去总能看见他们，看的时间长了，对怎样摇煤球已了然于胸。冬天教室里生了炉子，中午会有农村的同学在炉盖上烤白薯，也有烤玉米豆或黄豆的，我有时跟他们一起分享。开始还以为是吃零食，但后来觉得也许是他们的午饭吧。

有次学校组织挖沟，我把带的糖包分给同学吃，他很开心，羡慕地谈起曾见过人家吃饺子“面都是透明的”。他说的面当年叫做“富强粉”，据说是去掉麸皮磨成的，而不去麸皮的则是叫“标准粉”。富强粉我记得只在七十年代偶尔吃过，而平时吃的就都是发黑的标准粉了。不过回想起来，我倒是觉得那种有点糟的标准粉包成的饺子，比现在的面粉好吃，现在的面粉虽然够白，但吃起来黏糊糊的。

七八年时我考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现在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就从公社的中学毕业了。学院食堂那时还是定量供应，每月三十斤粮。买了饭票见细粮是七斤，粗粮二十三斤，粗粮为高粱米和大茬子，这两样以前都没吃过。高粱米饭不用说，是用红高粱蒸的米饭，没吃过的人吃了以后比较难消化；大茬子则是用晒干的玉米粒破成两半蒸的米饭，可以难以下咽形容之，在北京当年也曾经吃过玉米熬的“破拉粥”，然与大茬子还是很不相同，比较起来高粱米饭容易吃些。

在学院食堂吃饭的头两年，最深的感触是很快就饿。我们学院是原哈军工的三系，还在老校园里，院子特别大，从宿舍去食堂要走很远的路，尤其是在冬天的早晨，很不愿意从暖和的被窝里出来，走进寒风里去。有次吃完晚饭，去校外太平桥买了六个二两一个的大火烧，原准备早上不去食堂，吃一个礼拜的，但晚上即顶不住饿，想到有饼在此，一口气都吃了。每月初手里还有钱的时候，即去秋林的一家小馆子吃沙锅白肉。沙锅比茶盅大不了多少，但是热气腾腾，滋味醇厚，况且我长于省菜，每次都能吃得心满意足。

第一次见到朝鲜冷面是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馆子里，那个馆子还卖朝鲜打糕，我觉得十分新鲜，因在北京街上还没有。在北京我见过怎样做饸络面，是在柴禾灶的大铁锅中先烧开水，然后把一个像铡刀的木制机构架在锅上，铡刀底座有一圆柱形的槽，槽底钉着有孔的铁皮，把揉成型的面放进槽里，刀的那面有个圆柱，是正好能压进槽里的，铡下来以后，面就通过铁皮挤成面条下到滚开的水里。这样做法面必须是棒子面（或许还加点别的），白面是不能用的。这被称之为“压饸络”，问吃什么，则直接回说：“吃压饸络”。

朝鲜冷面的做法也是压饸络式的。馆子里的操作间有墙隔着，看不清里面怎样做，面则是由墙洞压到外面来，掉进底下烧开的大锅里，煮熟以后，再捞进水桶用自来水洗凉，然后盛碗加汤，就算做得了。馆子不设餐位，做好的面放在一张桌上，自己取回站着吃。面里的配料酱牛肉外，还有两片青苹果，现在见到的朝鲜冷面随意地搁各种东西，而我觉得最正宗的应是搁着青苹果。

食堂的饭菜固然难吃，但偶尔去吃沙锅和冷面，也能胡混过去。有一年寒假没回北京，二十九那天在食堂吃的年夜饭，因为用餐的人很少，居然吃到冻饺子，这是在学院食堂吃的唯一一次饺子。曾听东北的同学说，他们冬天包完饺子埋进雪里，吃的时候刨出来就行了，这次吃的就是这种饺子，虽然煮得烂了，但很好吃。我吃饺子不喜欢吃馅是一团肉的，这种馅是散的，里面有加了酱油的汁，我想可能以前东北的冻饺子是这种风味，与如今超市里的决然不同，总之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饺子了，有时我回想那种滋味，也怀疑是因为很久没吃过饺子使然，谁知道呢。

吃食堂的故事只能写到这里，工作以后虽然也一直在单位食堂吃饭，至今又吃了二三十年，单位食堂的饭不能说多好吃，但比物资匮乏的以前总有霄壤之别，然而于我而言乏味得很，实在是没什么可说的。

作者：沉 瑛
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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