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1966）上世纪五十年代于北京

一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王府井迤西路北的北京饭店，走出一个中等身材的房客。他胖胖的，走起路来，脚步很重，身子一歪一歪的。他的装束，也跟旁人颇不相同：皮大衣里面套着西装，底下穿的却是两条蓝绸子棉套裤，还扎着裤脚。他一副怪怕冷的样子，似乎不大适应十冬腊月的天气，——冷得好像连空气也冻上了似的。

这位看过去顶特别的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年前才从美国回来的老舍。

十二月十一日那天，他上了从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到前门一出站，就看见来接站的楼适夷。他们是抗战时期在武昌认识的老朋友。老舍随他一起来到王府井，在这家法国人早年间造的七层楼高的洋派大饭店住下来。紧接着，他托了老同学，帮忙四处看房，想买一个称心的小三合院。

为了凑钱，他还往美国写信，请代理人大卫·劳埃德从纽约寄来版税。他说：“我的家人正在从重庆回来的路上。我得给他们置办个家。如今，北京又成首都了，在这里找一所中意的房子，是既费钱，又麻烦。要是您能寄五百来美元到香港，由侯大夫转给我，我将非常高兴。(侯宝璋大夫，香港大学病理系，香港)。”

也由于参加什么工作还没有一定，除了开会，接待访客，探望亲友，他就窝在房间里，或倚在沙发上看解放区的文艺新书，或将就着伏在装了一面大镜子的梳妆台前奋笔疾书。

他以客舍为家，在饭店二楼的二二二房间，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不过，一天到晚，总蹾在饭店楼上，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在美国落下腿病，走路相当吃力。拄着拐杖，顶多勉强地走到饭店大门口，出了门口，就得坐车。他埋怨说，“我真喜欢吃点烧饼果子，可是，出了饭店，走到东单，也就是普通人三分钟的路程，我就得走上半天，还得歇四五回!”

可是，他今天无论如何，还是得出一趟门。他须上一趟东安市场，到大陆银行去取五万块钱。他一定要赶在年前，去看望宗月师母，给她送上过年钱。

明天一过，就是大年初一。

二

这些年来，老舍跑东跑西，到处流浪，没有一定的住所，但北平的至亲故友，始终在他心上。

一回北京，——北平两个多月前又改回叫北京了，得知许多亲人都平安，特别是宗月师母也仍健在，他真是既兴奋，又欣慰，还有一些微茫的伤感，——恩人宗月大师坐化以来，一晃就是八年多了。

和老舍一样，宗月也是满人，他乐善好施，扶孤济贫，是西北城人尽皆知的“善人”。出家前，老舍喊他“刘大叔”，——那是在他的名字还是叫庆春的时候。后来，老舍到上学年纪，本该随大自己八岁的兄长，去学徒而不是念书，亏得刘大叔伸出援手，才幸运进入私塾，还不用交学费和书钱。

及长，他又听说，两个家族的渊源，还要更为深远：

“他与我们的关系是颇有趣的。虽然我的曾祖母在他家帮过忙，我们可并不是他的家奴。他的祖父、父亲，与我的祖父、父亲，总是那么似断似续地有点关系，又没有多大关系。一直到他当了家，这种关系还没有断。”

言外之意，他们是世交，——四辈人的交情，始于曾祖一代。他也记得，老年间的事，老辈们闲话，往往要说一说：

“我的曾祖母跟着一位满族大员到过云南等遥远的地方。那位大员得到多少元宝，已无可考查。我的曾祖母的任务大概是搀扶着大员的夫人上轿下轿，并给夫人装烟倒茶。在我们家里，对曾祖母的这些任务都不大提起，而只记得我们的房子是她购置的。”

曾祖母的传说，恰也解释了为何他家祖辈隶属正红旗，而到他出生时候，却是住在正黄旗地面。

按说，大清入关建都，老舍先世征战有功，在西直门内旗下营地分到住房。大概没到其曾祖一辈，他家就已败落，“北城外的二三十亩地早已被前人卖掉，只剩下一亩多，排列着几个坟头儿。旗下分给的住房，也早被他的先人先典后卖，换了烧鸭子吃”，所以不得不考虑觅房他迁。也是在此前后，朝廷的八旗禁限渐已宽弛，穷困潦倒的旗丁有了迁移的自由。于是，等到外放大员任满回京，随侍的老舍曾祖母就用帮佣所得，在贴近护国寺西墙根的小羊圈置下房子，一家人搬出正红旗防地。

老舍能在小羊圈出生，不能不说，也是仰赖宗月祖上荫庇。

三

小羊圈是老舍的出生地，《四世同堂》和他的自传小说《正红旗下》里的事，大多也发生在那里。

小羊圈平面图，胡絜青、舒乙绘制

老舍投湖自沉后的第十三年，胡絜青和舒乙母子第一次来到小羊圈，亦即现在的小杨家胡同，绘出一幅“小说《四世同堂》小羊圈胡同示意图”。不过，那时可能谁也想不到，老舍在一九四七年的初春，也画过一幅小羊圈的地图。

小羊圈地图，老舍1947年亲笔绘制

老舍亲笔画的地图，比其家人所绘更加准确，活脱一幅形象的“葫芦图”，只不过“葫芦”并非坐着，而是平躺着的：“嘴”对着西大街，“屁股”撅向东面。图是在一张A4大小的普通书写纸上，用钢笔勾画而成，上面用英文明白标了“小羊圈”，“大街”，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从一到七院落的分布，以及两棵大树的具体位置。图画得讲究，用笔简繁得当，看去一目了然；拿它比照《四世同堂》里的描绘，简直没有一点儿出入：

“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漂浮着的东西才敢更向前进那样。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围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三倍，这便是葫芦肚儿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

老舍写过小羊圈的方位，就手儿交代了祁家房子的来由：

“祁家的房便是在葫芦胸里。街门朝西，斜对着一棵大槐树。在当初，祁老爷子选购房子的时候，房子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去取”。

祁老人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也就是曾祖父；他们是一家十口同住。而老舍家在小羊圈的房子，由曾祖母置买，前后也正好住过四辈人。

天下还有比这再巧的事？

四

老舍的小羊圈地图，是画给浦爱德，供她作翻译参考用的。

我抄录过浦爱德半封信，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写给杨宪益夫人戴乃迭的。那一年的夏天，老舍没装骨灰的骨灰盒在八宝山隆重安放。浦爱德闻讯，给戴乃迭写信说：

“一九四六和四七年冬末春初，我和他合作翻译《四世同堂》，他把书名用英文译作The Yellow Storm。他每晚七点过来，我们一直工作到十点。之所以时间这么晚，是因为我在援助中国工合的美国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要忙一整天才能收工（幸好我那个时期不用到外地活动）。”

在同一封信里，浦爱德还说：“我们的工作方式很不同寻常。老舍用中文朗读，我用英文打出来。他实际掌握的英语，要高于他自己所说的水平。我一边打，一边念给他听。他经常要质疑，也会帮我改正。难缠的地方，我们一起讨论。我记得，他格外喜欢我把‘癞头花子’，译成‘scabby headed beggar’。”

五

浦爱德的信，老舍的小羊圈地图，还有《四世同堂》的译稿，都是七八年前的一个暑假里，我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的。

我那年七月到美国后，第一站先到纽黑文，打算在耶鲁大学听一星期课后，再绕道罗德岛，到波士顿近旁的剑桥萨姆纳街十四号傅高义教授寓所，讨论出版他的《日本第一》，接下来上他家西面不远处的施莱辛格图书馆，去查看保存在那里的浦爱德档案。

上一年五月下旬在纽约，满校园披着浅蓝长袍的哥大本科生，兴高采烈地在白色帐篷下举行毕业典礼的那两天，我在巴特勒图书馆的珍本与手稿部，找出一份老舍同浦爱德签订的翻译合同，获悉《四世同堂》的英文译稿，尚完好收藏在哈佛大学：浦爱德一九八五年以九十六岁高龄去世，不少档案文件捐给了施莱辛格图书馆。那是美国第一所妇女研究专业图书馆，得名于哈佛大学著名史学家老阿瑟·迈·施莱辛格教授，——他儿子小施莱辛格是费正清的连襟，也是哈佛历史系教授；它所处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原是美国有名女校。

那是一个典型的新英格兰夏日的午后，晴明，燠热，还没有一丝风；极高的蓝天上面，浮着很厚的白云，一大朵一大朵的，动也不动。因为是假期，偌大的图书馆里，看不到几个人，二楼明净的大阅览室尤见静谧。近三十盒浦爱德档案一一送来之后，我很快从中检出了老舍所画小羊圈地图，浦爱德的一些通信，和她翻译的《四世同堂》全部文稿。人们一直以为，这部写于七十多年前的长篇巨著，再也没有希望看到全璧：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老舍把定稿的《饥荒》前十章，寄给上海《小说》月刊发表。连载不及一年，即告无疾而终。又过十五年，腥风血雨的八月下旬的一天，老舍在丰富胡同十九号的小院中，呼呼啦啦闯入一大帮小将，《饥荒》的未刊手稿，从此不知所之。

那天半下午，我从图书馆出来，来到傅高义教授家里，谈过出书的事情，接着讲了档案里的《四世同堂》译稿，和日本国立山口大学教授横山永三写的一封与他有关的信，——横山是青木正儿的弟子，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哈佛作访问学者；老舍的美国经历，是他的研究课题。

横山在信里，一口气向浦爱德提了好些个迄今无人能够全部回答的问题：

［1］老舍何时应国务院邀请来美国？一个人来的吗？如果是，访美期间，他家人在哪里？他独自在美国生活吗？

［2］他来美国有何目的？

［3］他来的时候，是否病得厉害？医治了吗？

［4］他在美国住在哪里？

［5］他据说在纽约，写过一部长篇。如果属实，写的什么？何时动笔，何时写完？写别的作品了吗？

［6］他在写作以外，还做了什么？

［7］他对于这里的生活有何感受？

［8］他何时离开美国？

［9］他为何回红色中国，而不是去台湾？如果他没说过，您觉得，他的理由是什么？

［10］他回红色中国，国务院作何评价？

横山也在信里说，因为没有老舍的资料，就通过傅高义教授，联系上了费慰梅。她当年在重庆美国大使馆，任文化关系官员；老舍和曹禺赴美访问，即由她具体安排。但由于美国国务院档案的缺损，她并不能提供更多信息，但向他推荐了浦爱德。

“是这样吗？”傅高义先生笑着说，“他来哈佛，我有印象，但这封信，我不知道。”

后来，我把横山的信复制了，送到傅高义先生手上，——在老舍研究的道路上，他是横山至为重要的引路人。他其时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作者与傅高义，2016年10月在老先生家中

四十多年后，傅高义先生又在同一条道路上，以引路人的身份，在我的面前出现：四年前的八月间，我能进入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工作，也是受惠于他的无私帮助。

六

在哈佛那一年，我们同傅高义先生住得很近，只是一街之隔。

我们住的房子，门牌是欧文街一百〇九号，位于紧挨着神学院的一个路口的西南角，隔一条不宽的小马路，北面正对的黄色小楼，是常有三三两两中国学生出入的东亚系的办公室；斜对面的东北角有一大片参天老树，密林深处掩藏着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房子。

傅高义先生也认识我们的房东安德鲁，和他的母亲玛丽安。老太太是小阿瑟·迈·施莱辛格教授的遗孀，她姐姐就是费慰梅，两人都出身于拉德克利夫。

第一次见到玛丽安，说起我正在研究的老舍，一百〇四岁的她耳重误听，兴奋地大喊起来：

“老金？！你也认识老金吗，我认识他啊！”

八十二年前的夏天，二十三岁的玛丽安一出校门，就孤身一人搭乘邮轮，从旧金山经上海到北平，去看费正清和费慰梅，因而也同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以及金岳霖，成为来往密切的朋友。

这些年，每说起傅高义先生，想到他给予我的研究，和我们一家的关照，他那笑眯眯的模样，就在我的脑际清晰浮现，——这个时候，老舍追念宗月大师而说的话，仿佛也在我的耳畔响起：“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

老舍的话，尤其后面一句，也是此刻回想傅高义先生，我心里最想说的，——不能相信，他离开我们，竟已整整一年；而害人三年的瘟君，依然一点儿也不肯消停。

  二〇二二年元旦，凌晨一点半，打浦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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