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转化的“交大模式”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确立了标准化、可复制的规范和流程，使校方、科研人员以及外部资本和企业都能以一种合法、简明、务实的方式，达成共赢合作，从而走通“从1到100”这一步极具挑战性的创新跨越

从大学的技术库里取出一个专利进行转化，最低要给学校多少代价？答案是1元。

将大学的高价值成果与资本合作创立公司，最低要给学校多少股权？答案是0股。

这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涉及国资流失。这是在尊重创新规律与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为加速成果转化、为“纸变钱”排除障碍的大胆举措。事实上，这一有远见、有弹性、有魄力的转化方式，已在上海交通大学多年探索中被证明行之有效。而“0持股”的转化案例，很可能最终为学校带来巨额收入。

上海交大这一独到的成果转化模式，日前已被汇编成为一本《科技成果转化蓝皮书》，并于昨天发布。《蓝皮书》将在公开征求意见后，经过修订完善，正式发布，从而成为上海、乃至全国高校成果转化的重要参考。

可以说，成果转化的“交大模式”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确立了标准化、可复制的规范和流程，使校方、科研人员以及外部资本和企业都能以一种合法、简明、务实的方式，达成共赢合作，从而走通“从1到100”这一步极具挑战性的创新跨越。

“0持股”成就AI独角兽

“0持股”模式的典型案例，就是上海交大教授、人工智能（AI）专家俞凯在实施其牵头研发的“认知型人机对话”——一种语音识别技术时形成的。

俞凯是国内知名人工智能企业“思必驰”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相关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正帮助千万人在汽车、家居等复杂场景下，通过自然对话控制大量智能设备，这套技术让思必驰获得了大量客户认可。这样的技术显然很有价值，但最合适的转化方式却未必是学校持股。

据介绍，2015年7月，当该技术被独家授权给思必驰时，上海交大尝试了“共有产权+期权回报”模式——学校的权益，从通常的股权化为一份协议。根据协议，当该技术真正产生回报时，学校才会按约定获得收益——某种意义上，上海交大相当于得到了一张在某个未来才能兑现的支票。 

上海交大之所以愿意放弃股权，是因为校方意识到，如果公司有国资背景的股份，那么繁琐的审核手续，势必会拖累思必驰今后的融资、扩股进程。事实证明，上海交大明智的“放手”，帮助了思必驰在过去两三年内完成了多轮融资，迅速发展成为人工智能行业“独角兽”之一。

同时，上海交大的收益也随着思必驰的估值飙升而同步增长。据估计，目前上海交大掌握的这张“期货票据”价值已逾亿元，未来还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1元转让”激活沉睡的专利

打通成果转化的通道，一直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最受关注、也最具挑战的任务之一。特别是高校、科研院所的成果，由于涉及职务发明、国资转让等环节，手续复杂，政策谨慎。加上这类成果大多处于早期阶段，必须要有社会资本和企业进一步追加投入，才能不断打磨成熟。因此，假如转化模式无法激发教授和外部力量的积极性，转化成功率将相当有限。这正是成果转化“交大模式”诞生的背景。

目前，除了思必驰的“0持股”，另一类特殊的转化模式是“1元转让”。事实上，这部分专利通常在注册后多年处于“冬眠”状态，已临近“生命周期”末端。此时，如果有教师、甚至学生愿意付出努力转化，而且拿出可行可信的计划，上海交大将象征性地收取1元，将专利进行转让，从而希望能激活这些沉睡的资源。

而对于大多数其他技术成果来说，上海交大在与外部企业合作、将技术按无形资产入股时，确立了“2-2-6”法则——也就是按学校20%、学院20%、科研人员60%的比例，对校方所占权益进行分配。换句话说，收益的大头被保留给了发明人。而假如企业愿意一次性买断科研成果，那么发明人的收益还将进一步提高到70%。

教授不必为收益“下海”办公司

据介绍，为健全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机制，上海交大还成立了“科技成果转化领导小组”和“科技成果投资决策委员会”等机构，以加强科技成果折价入股的科学性。在实际操作中，学校还会根据具体成果转化的需求，拿出其他“个性化方案”——比如，在一个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新材料技术转化案例中，上海交大与成果转化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合作，在当地设立一个新材料研究院，从而能在转化一线对技术发展提供持续支撑。

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燕刚表示，随着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日益完善，为“交大模式”探索提供了更多法律支撑。实践证明，“交大模式”能充分激发各方积极性，而当越来越多社会资源被注入高校，当老师收益越来越有保障，教授就不必为转化分心，不用亲自“下海”办公司。

由此，高校服务社会的能力、科学发现的能力、培养人才的能力都有了更好保证。

作者：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编辑：周辰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