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马大哈惹的祸》柏杨著 万卷出版公司出版
■王玮
人们熟悉柏杨，多半缘于他的那部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而今捧读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是马大哈惹的祸》，犹如获赠柏杨的另一张名片，让读者有可能换一个视角加深对柏杨其人其文的理解与认识。
《都是马大哈惹的祸》把读者带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地区的社会生活场景，如作者所言，这本小说集里表现的“都是小市民当时的现场实况”，喜怒哀乐自在其间。于今半个多世纪的时过境迁，小说中的场景和人物仍见鲜活，确实值得玩味。
柏杨的小说是有思想温度的。着眼于社会批判、剑指“国民劣根性”是柏杨小说“永恒的主题”，这其中相当一部分表现在对人性扭曲的剖析与批判上。在表现手法上，柏杨乐于使用第一人称娓娓道来，仿佛是故事的讲述者敞开心扉，把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及其感受未经剪辑地向你和盘端出，把臧否的权利完全交给了读者。比如《神经病》写了“倒霉蛋”王太华的一小段经历，不动声色地道出了“神经病”的意有所指，缺乏公平正义的病态社会才是人性之恶滋生的温床和泛滥的根源。
读柏杨小说，有的时候更像是在欣赏由文字勾勒而成的一幅幅漫画，极其任性的夸张给人的感觉真的很爽。如果以为“无厘头”始于周星驰，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最起码，在“无厘头”一词诞生之前，柏杨便已经在小说中做着无厘头的实验了，有《魔谍》为证。小说中的“我”，经常陶醉在自己的英雄体验之中，一个“不像人样”的“闹剧英雄”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打翻铅字架》是柏杨的一篇“文人相残”之作。柏杨极尽荒诞之能事，把流行的诗坛风尚之一种拎出来恶搞了一把，让读者在听到“李白和杜甫在九泉下的叹息”的同时，不能不重新审视生活中的我们是否需要那么多无病呻吟、语义癫狂的歪诗，这些无视众生疾苦、陶醉于小我意淫的天才诗人们又能为社会的进步做些什么。与作者一贯的创作思想相通，这篇逾现实主义之矩的佳作，仍然剑指现实之弊。
柏杨小说的手法并非千篇一律，而是灵活多变。同样是写世态炎凉，《广告战役》《寒暑表》为日记体，后者且带有某种“玄幻”色彩；《一条腿》则通篇由无聊会上无聊之人的对话组成，却也道出诸多社会弊端。可见，作者行文，不是为出奇制胜而刻意选择文体，而是让内容决定形式，为描写对象寻求别具一格的结构和最为恰当的叙述方式。为此，作者甚至不惜将杂文笔法、杂文语言大胆引入小说创作，如《捉贼记》等。写小说的柏杨，从本质上说还是那个杂文大家柏杨：目光敏锐，疾恶如仇，以批判现实、疗救社会为己任。然而写小说的柏杨，又不完全是那个作为思想者的柏杨。小说家柏杨在编织故事的时候，操形象思维之刀雕众生百态之形，少了几分激越、多了几许从容，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也多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带有某种悲剧定位——尽管这种定位被涂抹上了一层调侃与幽默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杨小说体现的主题与塑造的形象与杂文家柏杨犀利、尖刻的社会批判文字可谓异曲同工，相反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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