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素描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928

■黑马

劳伦斯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辽远，意蕴繁复，文本内外的共鸣度深广，远超纯文学的边界，成为从后维多利亚时期至今各种人文话语探索与研究的对象，包括文艺批评、哲学、宗教、历史、经济学、性学、精神分析学、后殖民主义批评和女权主义批评等，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亦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自不待言。但从大众阅读的角度来看，劳伦斯首先还是被视为“爱的牧师”，这一点应该归功于他的最后一部情爱名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部集劳伦斯文学创作之大成的绝唱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恰恰是作者之前二十多年文学创作发展的结果，是深思熟虑后的高蹈之作。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新世纪的人文高度上对他的情色写作有所肯定方能揽其胜。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情色描写的成功绝非仅仅是情色二字了得，情色文学的写作如果离开了社会、文化、艺术、经济等因素的浑然呈现，就只是情色而已，不成为艺术。如同一场盛筵，如果只有几道珍馐大馔而无仪式与氛围的营造，少了清雅，仅仅是饕餮的餍足而无回味，更无韵味。八十年前林语堂先生评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就指出这部小说里的“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林语堂《读劳伦斯》，《人间世》1934年十九期，第34页）。这个“主义”二字意味深长，将劳伦斯的作品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进行审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劳伦斯的性爱观念和性爱文学的创作肌理进行一番解读方能得其妙。换言之，我们可以套用劳伦斯的同胞、作家奥威尔的名言“使政治写作成为艺术”来表达这个主题，那就是“使情色写作成为艺术”。本文要探索的正是劳伦斯之情色写作何以源于俗欲并超越俗欲而成为了艺术，从而达到了林语堂所言的“主义”的高度。

多年来翻译劳伦斯的作品，几乎成了不是专业的专业。身为译者和学者，我其实是整体地看待劳伦斯的创作的，并没有对他的作品进行分类研究，总觉得那样会有失全面。但毕竟劳伦斯以其收官之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世界文坛上引起空前的瞩目和争议，也因此风靡文坛多年且魅力不衰，这自然与小说在性爱描写上的突破难解难分。因此做这样的专题梳理和读解也就是必要的。同时我也感到我现在做的这篇文字是对二十年前我国新时期劳伦斯文学研究的奠基者赵少伟先生启动的专题研究的继承和拓展，这是赵先生未竟的一项工作，当初由初涉劳伦斯研究的我接替他写了一篇短序，时隔二十载，由我来继续扩展，也在情理之中，也许我的写作无法真正延续赵先生的理念，但这项工作还是得到了传承。

谈到继承和拓展，1995年是赵少伟先生第一次选了四篇劳伦斯的中短篇小说编成《劳伦斯：性爱小说》一书，从而将性爱题材列为劳伦斯文学的一个专题进行研究。可惜赵先生确定好选目和译文，序言只写了两段就突发疾病去世。我是在赵先生的夫人沈宁老师的鼓励下为这本小说集写了序言。那篇序言的写作，为我此后劳伦斯小说的系统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我还是禁不住要抄录赵先生当年所拟草稿的第一段，不仅是向赵先生致敬，也是表达一种传承，这也是我的源和本之一：

文学大抵总离不开写人，写人的思想感情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这一点，性爱文学也不例外。1890年恩格斯曾就欧洲文学的源流写道：“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旋转的轴心了。”八百年的欧洲诗歌里，该饱浸着多少人生体验，多少内心波澜！由此可见，性爱文学采撷之丰富，涵盖之广泛。（毕冰宾《代序》,赵少伟编《劳伦斯：性爱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恩格斯这段话写于劳伦斯出生后第五年。长大后的劳伦斯从此在这个“轴心”主题上一路执著深入探索挖掘，以高度的表现主义手法对爱情生活中的性行为予以细腻全面地呈现，将和谐的性生活与享用提高到了宗教和哲学的高度表现之，“公开、诚实并温柔地”谈论性（Richard Hoggart:Introduction to Lady Chatterley’s Lover,Penguin Books,1961,pv.），因为他认为：“若想要生活变得可以令人忍受，就得让灵与肉和谐，就得让灵与肉自然平衡、相互自然地尊重才行。”（同上，pviii.）所以他的收官之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就是要让人们“全面、诚实、纯洁地看待性（tothink sex，fully，completely，honestly and cleanly）”（同上，pxiii.）。

多年后福柯写了《性史》一书，从性开始切入人类的生活，审视人的本性。他关于性的著名言论是：“如今，性是古老的布道形式的支柱。”（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言外之意就是性取代了宗教。而当宗教无法为人类的爱情和性行为提供道德表达时，就需要有世俗的表达，于是艺术就起到了这种替代作用，艺术家就取代了牧师，作家和艺术家通过生命的审美即生命的美学探索表达人的情感生活的体验。可以说劳伦斯的情色文学恰恰与这种生命的审美有了契合，在福柯时代看来无异于一个早期先知了。劳伦斯在写作初期就声称自己要成为“爱情的牧师”（《劳伦斯书信集》第531封，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英文版），对他来说，小说家就是新时代的牧师，性爱就是他布道的场所。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借康妮之口道出了小说之性爱激情的启迪功能：“如果处理得当，小说可以披露生命中最为隐秘的地带：因为，是在生命之情欲的隐秘地带，而不是别处，敏锐的感觉潮汐涨落、洗涤和刷新着。”（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毕冰宾译，见《劳伦斯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私有制条件下为财富占有和继承而产生的权衡利害的婚姻进行了激烈批判，称这样的婚姻往往堕落为粗鄙的卖淫。对比之下，《查》中康妮和麦勒斯超越阶级界限、毫无财产金钱背景的纯美如成人童话的爱情是多么难能可贵（康妮因为与麦勒斯的爱情会失去查泰莱家族财产的继承权，麦勒斯仅靠微薄的退伍抚恤金准备去加拿大开荒）。劳伦斯的作品历经近百年的坎坷误读或难解，到了所谓的“福柯”时代，读者们似乎终于对其有了新的认知角度，正如劳伦斯专家沃森教授指出的那样,劳伦斯“似乎知道同时代的人以及后来的人最敏感、最忧虑之所在，他的作品就集中描写那几个主题：性，性别角色，权力的行使。他凭直觉揭示出同代人的担忧及焦虑，尽管这么做同时也肯定让他不见容于那个时代，也许，（现在）不见容于我们的时代。”（约翰·沃森《劳伦斯：局外人的一生》英文版序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中文版，第5页）沃森的话让我想起了他的导师利维斯多年前的一段话，那是利维斯身体力行将劳伦斯推向学术研究领域时写下的名言：“占据他身心的问题今天仍与我们休戚相关。对我们来说,他逝去后事态的发展并没能减弱他精辟洞察的重要性,也没能削弱他所带来的积极乐观与启迪——教育——的必要性”。（F.R利维斯《小说家劳伦斯》，企鹅图书公司1956年英文版，第11页）利维斯是把劳伦斯当作工业文明时代的先知予以赞誉时说这番话的。

新的时代让我们对劳伦斯的作品有了贴切的解读，这是人类思想不断发展深化的结果，当然也是多少代人不懈探索的结果。劳伦斯自己也曾写下过十数篇畅谈性爱的散文随笔，从时间上看大多写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创作前后，我称之为写在这部小说边上的激情道白，其中《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是在《查》书遭到禁止后写的辩护文字，对了解劳伦斯的性爱观念至关重要。如果说劳伦斯在小说中是以塑造人物为主，并为人物的言行进行合乎小说发展逻辑的铺陈，因此无法直抒胸臆，而在散文随笔里，他则坦诚、雄辩地道出自己的感想，发出自己对现实的激烈批判之声。这样的声音振聋发聩，是他生命美学的最强音。这样的空谷足音也只有到了后现代时期才能得到愈来愈多的同情和理解，而在他的时代基本是被当作异端狂言而遭到谴责的。

劳伦斯的一系列长中短篇性爱故事美丽奇崛，但绝非水中月、镜中花，那是因为劳伦斯的创作有着深厚的生活底蕴。男女的相爱相吸，都很符合“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的性爱心理发展轨迹，而且多生发于真实的社会生活环境之中。即使是《查》中底层男子与贵夫人的超凡脱俗的爱情，也有合理的生活逻辑的暗中衬托。康妮不是娜拉，没有人会质问她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她是自立的。她舍弃了对查泰莱家族财富的继承，但她并非身无分文，她有母亲留给她的信托金做生活保障。那个猎场看守麦勒斯并非一介赳赳武夫，他是读过大学的退伍军官，有一份微薄的抚恤金作生活保障，两个人应该说都是小有资财的经济独立之人，因此他们纯粹的性爱故事也就不是空中楼阁。他们婚后如果去加拿大开荒，两个人的钱也能保证他们的生活。移民加拿大也是当时很多英国人的选择。

如果对劳伦斯的写作做出一番概括，恰好这些概括的词都是以C结尾的：其创作特色应该主要是四C:realistic（写实），prophetic（先知），apocalyptic（启示录性质），erotic（情色），这样形容才全面些。除此之外还有几个C可以用来总结他的创作特点：eccentric（另类），mystic（神秘主义），puritanic（清教），misan- thropic（犬儒），didactic（说教），socialistic（社会主义），他还是一个critic（批评家），最终整体的构架应该归结为poetic and novelistic（诗性与小说性）。单纯的erotic（情色）其实写不出什么深远意义来。一部作品成功的综合效应是多重的，其意蕴、共鸣应该是无限丰富的。

劳伦斯的情色书写并不比一些同样著名的作家多，但有他人难以匹敌之特质，他前三个特色是很多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他的第四个特色就因此得到烘托和强化，因此意蕴深远，经得住历史的沉淀，流传甚广，可谓“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似乎可归入传播学的范畴进行研究。

劳伦斯在他的学术随笔中批评弗洛伊德主义时曾经英明地指出：all is not sex（性并非一切）（D.H.Lawrence:Fantasia of the Unconscious AND Psychoanalysis and the Unconscious，Penguin Books1983，P17.），就是强调人性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复杂多变，不能把人的问题都聚焦到性上予以考察并希望因此迎刃而解。同时他又指出：“性与美是不可分的，正如同生命与意识。与性和美同在、源于性和美的智慧就是直觉。我们文明造成的一大灾难，就是仇恨性。举个例子说，还有什么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更恶毒地仇视性?它同样极端恐惧美，活的美。它使我们的直觉官能萎缩，使我们直觉的自我萎缩。”（劳伦斯《劳伦斯读本》，毕冰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4页）足见劳伦斯的用心在于把属于人类本质的美好天然的性感从“科学”和伪善的道德羁绊中解放出来，回归本位。而彼时的英伦，借用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创始人霍加特的话说，对待性问题所持的态度是“肮脏与羞耻感并行”（smutty and ashamed at the same time about sexual questions）（Richard Hoggart:Introduction to Lady Chatterley’sLover，Penguin Books，1961，pv.），要么对这个话题三缄其口，要么在公共厕所的墙上写满下作无聊又苍白的性笑话（boring,，sniggering，sterile round of dirty jokes）（同上）。而偏偏劳伦斯要逆风飞飏，逆流而上，面对那样的社会环境，竟然要公开、诚实并温柔地谈论性（openly，honestly，and tenderly）。所以霍加特说，我们阅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要把握好分寸（read properly），这对我们是一种挑战，看我们能不能有点滴的进步（a challengeto growan inch or two）（同上），从“肮脏与羞耻感并行”的心态中得以摆脱。

劳伦斯的创作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辉煌收官，但我们必须说，这本书不代表其一切，劳伦斯的创作生涯长达二十多年，紧张而高产，铸起了一座座文学的丰碑，可谓卷帙浩繁，对这样一个生于底层的文学天才的作品，在华文世界里尚缺乏足够的考量和细读，类似分类的主题研究也就应该不断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