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太阳》

[波兰]密茨凯维奇著

杨德友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蓝蓝

波兰，古称孛烈儿，人口不到四千万，相当于一个贵州省，但它却给世界贡献了四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显克维奇、莱蒙特、米沃什、辛波斯卡。《米沃什词典》中，多次提到密茨凯维奇，有细心的读者发现米沃什并未在书中给密茨凯维奇单独列出一个词条，“或许他认为密茨凯维奇早已远远超越了他书中写下的这些人和事件”。米沃什毫不讳言他的文学老师就是密茨凯维奇。《波兰文学史》如此评价——“密茨凯维奇之于波兰人，等于歌德之于德国人、普希金之于俄国人。密茨凯维奇是通过他自己为波兰事业奋斗的一生而成长为‘民族歌手’和之后几代人的精神领袖的。”

在我见过的波兰诗人中，诸如扎加耶夫斯基和汤玛斯·罗瑞茨基，都有着沉默寡言、腼腆内向的性格和神态。他们眉宇间隐藏的一丝忧郁，或许正是波兰历史留下的伤痕。这个波罗的海南岸的国家，西边是德国，东边是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南边接壤斯洛伐克、捷克，历史上多次惨遭亡国之痛。对于波兰人来说，这样的历史丧失的不止是国土，还有语言和记忆。自文艺复兴时波兰诗人放弃拉丁语改用波兰语写作，这个小语种就不断因为领土被占领瓜分而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可以说，密茨凯维奇正是用自己卓越的创作，牢牢地守住了波兰语这块阵地，也为其后代诗人作家树立了不屈的文化榜样。他出生在十八世纪末，正是波兰第三次被瓜分后不久。1820年他发表《青春颂》以及1822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歌谣和传奇》时，欧洲正在经历浪漫主义的第二次高潮。他在诗中引用古希腊神话里海格力斯（赫拉克勒斯）在摇篮里斩杀巨蛇的故事，用来赞颂改变世界的年轻力量，痛斥腐朽的现实。他的诗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与当时占主流文化的伪古典主义传统大相径庭。而关于这部诗集，米沃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即便在当时有很多浪漫主义诗人写过类似主题的谣曲，但密茨凯维奇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受到过古典主义的吸引，而且这位“喝乡下的水”长大的诗人相信古典主义对男女精怪那轻盈、机智的呈现。《自由的太阳》这本译诗集中收入了其中部分诗作，充满了强烈的阴阳相通、人与幽灵共存的氛围。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和生死相隔的男友的鬼魂对话，缠绵恩爱；一个父亲的幽灵出现在山岗上，庇护着家人不遭受强盗的伤害；波兰十六世纪传说中的魔术师与来自德国的魔鬼斗智斗勇……这些取材自民间故事的诗歌，不仅韵律优美，读来又真实可信。米沃什坦言，密茨凯维奇很迷信，对民间传说倾向于信任，“相信神话中的变身术”，这和单纯借用民间传说的诗人们完全不同。米沃什指出，《歌谣与传奇》的魅惑近乎魔力，而其后的诗人如果想写好诗，最好像密茨凯维奇那样经受一下古典主义的淬火。

1823年，密茨凯维奇的第二本诗集出版，收入了脍炙人口的诗剧《先人祭》第二部和第四部。第三部完成于1832年，《自由的太阳》收入的就是这第三部。《先人祭》的第二、三、四部分不久前曾在北京公演，据波兰导演说四部诗剧全部演完需要整整十二个小时。关于这部取材于波兰早期异教时代村民祭奠先人的民俗神圣诗剧，密茨凯维奇写道：“《先人祭》的虔诚目的、隐蔽的地点、夜晚的时间、怪异的仪式，有段时间曾给我的想象力以巨大的影响。”异教徒祭奠先人的方式近乎俄耳甫斯秘教的某些仪式，显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隐喻着爱国青年反抗极权统治、追求自由和民族独立的精神。将《先人祭》看作是“通灵手册”的米沃什说：“他难道不曾劝告过人们要在生活中有所行动吗？他难道不曾说过‘没有躯体的精魂难以行动吗？’……他写到过阴阳两界的相互作用。在他笔下，阴间没有不可改变的事物。”诗人在诗中呼唤幽灵，借古喻今，从民间传说和往事中保存民族文化的记忆，歌唱自由和人的尊严，而这正是一个诗人的天职。在一般波兰人的眼中，这部杰作被视作开波兰文学先河之作，戏剧改革家斯坦尼斯拉夫·韦斯皮扬斯基将它首次列入波兰戏剧的保留剧目。鲁迅先生评价密茨凯维奇为“叛逆者”，认为他“是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事实上，这部作品在后来的波兰历史中，成为民族神圣戏剧，经常遭受统治当局的禁演。而对于将它搬上舞台的艺术家们来说，“它是浪漫主义最复杂和最丰富的作品之一，把梦与残酷的、现实主义的讽刺糅合起来，被戏剧导演尊为对他们技能的最高考验”。

1828年，密茨凯维奇创作了《康拉德·华伦罗德》。这是一部讲述十三世纪立陶宛爱国者抗击入侵的条顿族十字军团的长诗，诗句慷慨激昂，感人至深——

啊，故乡的往事，你就是那约柜

把古代和现今世界联系起来……

我听到了歌曲——一位百岁的农夫

扶铁犁耕田的时候翻起遗骨，

他伫立，吹起他的乐器芦笛，

为死者祷告，或者发出悲叹。

颂扬你们，伟大的先人——却没有后裔。

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密茨凯维奇这部长诗的反抗激情引起了沙俄极权的注意。密茨凯维奇在大学时期就是秘密爱国组织“爱学社”的领导人之一，曾经因此而被捕入狱，之后被流放俄国。这一次密茨凯维奇不得不离开俄国去到罗马。不久之后又辗转流亡至巴黎，直到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他又回到意大利，组织了罗马军团，反抗奥地利的统治。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他来到土耳其，并打算组织军队反抗沙俄，但因染上霍乱，在土耳其逝世。那个时代有不少诗人都是行动者，投身于民族独立、追求自由的沙场，诸如英国诗人拜伦，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不幸染病身殁于希腊，密茨凯维奇亦如此，是一位真正为了自由、独立和人的尊严而献出全部生命的诗人。

在《自由的太阳》这部诗集中，除了上述的诗作和长诗节选外，还有长诗《塔杜施先生》。关于这部十二卷的波兰史诗巨作，米沃什提到过一个小故事：一位叫帕什卡的人写诗歌颂他的一棵起名“鲍伯利斯”的橡树，但使这棵橡树的大名流芳百世的，则是密茨凯维奇，“因为密茨凯维奇将它写进了《塔杜施先生》而使之不朽”。米沃什历数构成自己精神世界的书籍——以前的《圣经》译本、圣歌、克哈诺夫斯基、密茨凯维奇。而《塔杜施先生》则作为他年轻时的基础读物奠定了此后米沃什被认定的“文学英雄”的地位。《自由的太阳》一书收入了《塔杜施先生》的三个章节，读者可一窥这部史诗级作品的壮丽。

密茨凯维奇的长诗自然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但他的抒情短诗更见这位诗人的功力。“克里米亚十四行诗”、晚期的“洛桑抒情诗”、他的“爱情诗”等，是海洋和大地的颂歌，是星空与万物的颂歌，也是对爱和希望的颂歌。这些充满热情也闪烁着哲思的诗篇，有着呼唤幽灵复活的力量，有着点石成金的神奇魅力，更新并确立了波兰语最高的文学水准，也深深影响着后来的波兰语诗人的创作——

“密茨凯维奇永久的魔力——一种无法理解的魔力……永远感激密茨凯维奇。我对他的生活理解有限，我也不知道他从何处获取他诗歌的力量，但是要感谢用不着理解。”米沃什如此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