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兼《外国文艺》杂志主编吴洪

■本报记者 蒋楚婷

“阅读即是解读，因为世上没有两个人的经历完全相同。糟糕的读者就像糟糕的译者：在该按大意译时却抠字面，该抠字面时却按大意译。在学习如何阅读时，学识固然宝贵，但不及本能重要。有些饱学之士偏偏是蹩脚的译者。”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W·H·奥登的这段话谈论的是阅读，却也折射出翻译的诸多问题。

这段话出自奥登散文集《染匠之手》的序章“阅读”，此次CASIO杯翻译竞赛的英文原文即选自“阅读”的第一段落。奥登用隐约相连的警句隽语描摹阅读的方方面面，轻盈、清澈、亲切，完全体现他作为二十世纪最受推崇诗人之一的无往不利的文思和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夫。与之相应的，本次竞赛的俄语翻译，原文选自俄罗斯作家叶尔马科夫·德米特里·阿纳多利耶维奇刊登于《我们现代人》杂志的短篇小说，作者现为俄罗斯作家协会成员，曾获“В·舒克申”文学奖。小说述说了季莫费耶夫卡的村民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乡村入侵者的反抗，对旧日生活的缅怀，以及深藏于心底的对美好家园的捍卫的故事。

由于与沪江网联合进行预热，本届竞赛所收到的稿件创历届之最，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九份。其中，英语组八百三十八份，俄语组一百九十一份。然而，一等奖仍是空缺，无论是英语组还是俄语组，评委都没有找到非常满意的译作。这至少说明，数量的增多并没有带来质量的提高，翻译人才的紧缺、译著水平的下滑似乎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社会上对“烂译”的吐槽也不绝于耳。

那么，作为旨在培养翻译兴趣、发掘翻译人才、已经举办了十二年的CASIO杯翻译竞赛的主办方，对此现状又是怎么看的呢？日前，记者采访了CASIO杯翻译竞赛的资深评委、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兼《外国文艺》杂志的主编吴洪。

中文能力决定译文的高下

读书：从人数上说，这次翻译竞赛是创了新高；但从质量上说，这次一等奖又是空缺，这已经是连续两届一等奖空缺，您能分析一下这一状况吗？

吴洪：一等奖的空缺实际上已经成了“常态”。十二届的赛事，产生一等奖的次数屈指可数。有一届的一等奖还是在评委们“怜悯心”的驱使下硬给的。究其原因，一是参赛的选手在原文的理解和中文的运用上多多少少有些欠缺。理解到位的中文功底差，中文老到的理解又有失偏颇，顾此失彼，离完美总是差口气。但从现状看，似乎中文水平的不尽如人意显得更突出一点。作为全国性的翻译赛事，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其次，大部分选手都是初涉译坛的新手，缺乏经验。相信经过不断地磨练和学习，翻译水平会有长足的进步。

读书：说到中文水平，您在评点这次参赛作品时也指出，很多译文不对照原文，会看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对于这点，我特别赞同。近些年看的很多翻译著作，书本身非常好，但译文实在有些莫名其妙，让人读不下去。这又牵涉到翻译“信达雅”的问题，前一阵又老调重弹地掀起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同意见的争论还蛮激烈的。对此，您怎么看？

吴洪：我个人认为，译文的不知所云根本还是两个问题：一是对原文没有理解，只好照字面来译；估计连自己也一头雾水。再一个就是忽略了中文的功能，或者说缺乏贴切地使用中文的能力。前一种关系到“信”，后一种涉及到“雅”。现在有些涉及翻译理论的讨论，“信达雅”是一个，“直译意译”也算一个。其实，翻译是语言的转换，其首要目标是让不懂外语的读者能理解原作。如果读者看不懂你的译文，那么，谈什么“直译”的理论也好，“信达雅”的标准也罢，还有什么意义呢？就像这次译文点评里举出的例子那样：MY GOD！MY GREAT -GRAND FATHER！MY UNCLE！MY ENEMY！MY BROTHER！MY IMBECILE BROTHER！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照直译成：“我的上帝！我的曾祖父！我的叔叔！我的敌人！我的兄弟！我的傻瓜兄弟！”对照英文看译文，似乎都译对了；但离开原文后，读者看到这样的译文又怎么能够理解？其实，这些感叹语是表达作家们把自己的作品与别人的作品做比较时的某种心情或感受，也许是惊奇，也许是赞叹，也许是鄙视，也许是忿怒，等等。我们是否可以选择对应这些意思的中文来译呢？比如：“顶礼膜拜！祖师爷级！棋逢对手！不分伯仲！低能庸才！”——两种译法孰优孰劣，顿分经纬。

对翻译理论的讨论涉及到学术问题，这里不便展开。但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糟糕翻译的托词。

读书：所以说，中文水平的下滑是导致当下外语水平越来越高，但翻译质量却每况愈下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吗？

吴洪：中文水平是原因之一，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文学素养（对文学翻译而言），翻译经验，翻译态度等等。所谓外语水平高和优秀的翻译是不能画等号的。一个好的译者需具备以下几个素质：良好的外语水平和中文功底，较高的文学素养，一定的翻译经验和技巧，认真的治学态度，还有就是耐得住寂寞的定力。所以，在当下这个比较浮躁的社会，缺少这样“面面俱到”的翻译人才也就不足为怪了。

读书：CASIO杯翻译竞赛已经举办了十二届了，你们出版社会不会有意识地培养得奖者成为你们的译者？有成功的例子吗？

吴洪：会。有很多历届的得奖者后来成长为我们出版社的译者。比如，翻译了《十一种孤独》《年轻的人在哭泣》《闪亮的日子》《金钱：绝命书》的陈新宇是第三届优胜奖获得者，翻译了《寻找莎士比亚》的韦春晓是第五届优胜奖获得者，翻译了《哈里发的神殿：卡萨布兰卡的365天》的步朝霞是第七届优胜奖、第八届三等奖获得者，翻译了《记忆残留》《骰子人生》的陈正宇是第七届优胜奖获得者，翻译了《魂断阿寒》《秒数五厘米》的季丽晔是第七届日语二等奖获得者。

不能把翻译稿酬低的责任一味推给企业

读书：还有一个不断提起、从未解决的问题，就是翻译稿酬的问题。翻译稿酬低一直被诟病，现在有所提高吗？你们一般是给译者稿费还是版税？如果书的销量好，出版社会奖励译者吗？

吴洪：翻译稿酬偏低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病症找到，但是无解。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稿费的标准设置和书价、出版社的成本构成等一系列因素是有关联的，大幅度提高的话就会引起书价的上涨、出版企业难以为继等情况。目前普遍的标准大约在每千字七十至八十元，比十年前提高了约百分之五十，也在国家新出台的稿酬标准指导意见范围内；当然离“意见”的上限有距离。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光靠市场机制、光向出版社喊话是不行的，需要来自行政的政策支持。比如说，稿费八百元以上就要征百分之十四的税，这个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的政策一直没有调整。是不是国家层面也应该想些具体的扶持办法，而不是一味地把责任推给企业？毕竟这也是提升全民文化的大事。

另外，不管是作者还是译者，都可以选择两种报酬形式：按字数的稿费制或按销售数的版税制。一个例外是，如果原作是有版权的（还未进入公共领域），那么出版社会只签稿费制的翻译合同。两种形式各有利弊，译者会根据自身的需求作选择。不少译者考虑到印量低、销售数据难以掌控的因素，往往会选择稿费制。我个人倾向于版税，它能比较公平地体现译者和出版社风险共担、利益均享的原则。另外，稿费标准里还附有一个印数稿酬，即每有重印，译者就可以享有一定比例的印数稿酬。这个比例是：每十万册的印数稿酬等于再拿一笔稿费。

读书：其实说到翻译稿酬，如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很多译者抱怨翻译稿酬太低而不愿意翻译图书；另一方面，有很多翻译爱好者志愿加入字幕组翻译国外影视剧，或者在网上晒自己翻译的作品，这好像跟钱又没关系。对此，您怎么看？

吴洪：那是一些文学青年的兴趣爱好，互联网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今年翻译比赛的二等奖获得者在发言时也有提及。会后我特意表扬她有译者的潜质，但她回答说，随心而起的兴趣是有，但正儿八经地译一本书却不愿意。也许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玩心态”吧。

读书：在发掘培养年轻译者的同时，翻译还是要靠稳定的中坚力量的。据我所知，以前大学教授是翻译的主力军，但如今，很多教授宁愿做项目也不愿翻译书，或者直接把书扔给自己的研究生翻译，自己署个名。你们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吴洪：我们的译者中不少是大学老师。这种情况是有的。原因是，翻译既和大学教师的学术考核没有关系（学校只认论文，不认翻译成果），也与稻粱谋的需要于事无补（稿费低）。所以，还愿意搞翻译的老师主要还是兴趣、专业使然吧。

经典重译必须严禁抄袭、炒作和溢美

读书：最后想谈一下经典重译的问题，从《老人与海》到《小王子》，再到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冯唐重译泰戈尔的《飞鸟集》，经典著作似乎成为众人垂涎的翻译目标。但与此同时，这些新的译作却遭到激烈的吐槽甚至抨击，网上类似“被翻译糟蹋的名著”这样的帖子不计其数。我们姑且不去评论这些重译作品的优劣，想请您谈谈随着时代的进步，语境和审美的不同，翻译是否应该与时俱进的问题。

吴洪：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从必要性来讲，一种情况是不得不为。尤其是进入公版的经典作品，许多出版社都一哄而起。如果原有的译本有独家版权的限制，其他出版社就必须出新的译本，这也是有些作品为什么会有二三十个译本的原因。另一种情况是，原有的译本年代久远，正像你说的，在语境和审美标准上确实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了；又或者原有的译本多有谬误，这些都是有必要重译的。但重译必须严禁两种做法：一是拼拼凑凑，甚至做些抄袭；再一种便是借重译之名，沽名钓誉，大肆炒作，标榜自己是最最权威、最最准确的译本。呼吁读者千万不要上当受骗。